潜规则与血酬定律

我读过吴思先生《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后,有一种醍醐灌顶、恍若再生之感。相信不少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通过这二本书,吴思先生建立起一套分析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全新方法和理论。方法并不复杂,理论也很容易理解,但可以完美地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根据吴思先生的理论,中国历史基本可以概括为一部农民、官吏和皇帝三者的博弈史。农民生产、官吏掠夺、皇帝基本是冤大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规则是”元规则”–拳头大的说了算,也就是丛林法则。
农民每年向皇帝缴纳皇粮,实际上是一种赎金,是暴力的收益,吴思先生称其为 “法酬”,是”血酬”的高级形式。整个官吏集团是皇帝的代理人,替皇帝本人征集”法酬”。矛盾的焦点在于,”血酬”也好、”法酬”也好,其收取的过程并不是以自愿为前提的,更没有商品交换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暴力的拥有者的利益取向总是使赎金越来越高,农民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各个历史时期,农民正常缴纳皇粮,比例在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官吏额外收取的部分称为”陋规”。农民、官吏和皇帝三者之间的博弈就是围绕”陋规”进行的。这个”陋规”,由于不容于法理道德,在正史典籍中难窥其真实面目;但无时无刻不存在、无孔无隙不容身,所以吴思先生称其为”潜规则”。
根据吴思先生的考证,明嘉靖年间海瑞任知县的淳安县,征收的标准是每年925两银子,而前任知县实际征收12950两,这里面12025两是”陋规”,占93%,正当部分仅占7%。从这个悬殊的比例可以看出农民负担之沉重、官吏搜刮之猖獗。这是打着皇帝的旗号进行的,皇帝不是冤大头是什么?”潜规则”支配的财富比”正规则”多十倍以上,而且”正规则”名下的财富属于皇上,不能自由支配,所以 “清官”个个身无分文。没钱谁给他干活?所以清官除了当一回道德标榜,连累老婆、孩子挨饿外,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而且一旦与贪官发生矛盾,犹如叫花子与大财东叫板,被扫地出门是必然结局。这就是吴思先生总结出来的”清官淘汰定律”,是”潜规则”盛行的必然结果。
“潜规则”的直接受害者是农民,间接受害者是皇帝。农民是直接受害者,但基本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血酬定律》中有一章”修改规则的代价” 记叙了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的情况,分析了事件各方的利害格局和形势的演进,表明了屈服是农民的自然选择。事件中三位农民领袖为了大家的利益挺身而出,最后却被农民出卖,砍头示众,令人扼腕。事实证明,反抗是无效的;有效的应变有二种:一是成为流民;二是为官吏充当打手或花钱入学,成为食利集团的一员。前者导致劳动力流失,后者导致食利集团的膨胀,二者都加重仍从事生产的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剧逃逸的趋势。这就是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总结出的”良民淘汰定律”。
唯一能够制约官吏集团和”潜规则”的是皇帝。”潜规则”对皇帝的损害体现为对皇朝长期利益的影响,这种损害并不直接、也不明显,除非极其有责任心的皇帝不能认识到其危害。而且与整个官僚集团作战的艰辛、劳顿常人难以胜任。朱元璋是历史上对贪官污吏惩治最为严厉的皇帝之一。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计算,” 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个小时要读二十份奏章,处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钟,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干十个小时,这个皇帝究竟还有什么当头?”后续的几位皇帝当然没这么勤勉,万历干脆二十多年不上朝。中国历史上前后四百多个皇帝,兢兢业业履行职责的明君也就十来个。
“潜规则”的二个对手,一个不堪一击、一个消极避战,农民、官吏和皇帝三者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食利集团恶性膨胀,不断淘汰清官、良民,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力被破坏、社会崩溃、王朝更替,开始新一轮循环。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并没有跳出这种循环,根本原因就是”血酬定律”从未被打破。可以说,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伊始就埋下了覆灭的种子,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
1949年的新政权以专政为立国之本,血酬依然吃得冠冕堂皇。所以,无论最高领导人如何真心实意地向往大同世界、共产社会,并带头不吃肉以表示与民同甘共苦的决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一方为虎狼、一方为鱼肉的格局。而新政权机构之臃肿庞杂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潜规则”对正规则侵蚀的速度超过历朝历代,不到50年就全面占领了社会各个领域。
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先生以《我向总理说实话》为题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负担沉重的农民叫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的末世情景在新政权建立刚刚50年就显现了。可见”血酬”成患之快、为害之烈。李昌平不久被借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削职为民,成为”清官淘汰定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还有最近沸沸扬扬的”三鹿事件”。”三鹿事件”的性质是什么?”三鹿事件”是”血酬定律”的一个具体表现,差别在于,过去血酬取自农民,现在主要对象变成了企业。国家拥有总暴力,分配到各职能部门、管理机构手里,变成了一条一条具体的合法伤害权。工商、税务、卫生、消防、质监、防疫……,凡外国有的机构我们都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有。如果就此以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严谨细密、产品质量超群,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单位名称虽不同,做的事情却是完全一样的:捞钱。名称的差别主要是为了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
对于不合作者,不发执照、年审不过、限期整改、勒令停业,反正让你干不下去。必要的情况下,专政机关出面直接威胁业主的人身安全。仰融,原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空手起家,经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缔造华晨帝国,资产规模达200亿元。曾于《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列第三,央视2001年经济界的十大风云人物。2002年与辽宁省政府发生产权争端,10月18日,被辽宁省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年底出走美国至今。其他知名人物还有”傻子瓜子”年广久、红塔集团的褚时键等,无名无姓的就更多了。面对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敲诈勒索,这些曾呼风唤雨的商界巨子似纸扎泥糊一般,毫无招架之功。
企业要生存、要赚钱,还要负担高额的腐败成本,出路只有一条:降低产品质量甚至掺假、制假,将”血酬”转嫁给消费者。而各种检验、监督机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自断财路,出卖自己的”硬伙企业”。花钱买了”虎皮”的企业掺假、制假只要不闹出人命,也不会有人找他们的麻烦。不会或不肯转移成本的企业自然利润微薄、入不敷出,面临淘汰。这也是”良民淘汰定律”在新时代的新表现。
以奶业为例,中国并不是没有过优质企业。福建长富乳业位于福建南平市武夷山附近,是一家民营企业,由石匠出身的陈学坤等6个农民于1998年筹资 1000万元创办。与蒙牛、伊利不同的是,长富一开始就将其资金的80%用于奶源基地的建设。长富拥有34个牧场、奶牛存栏数达3.5万头,自有牧场数和奶牛存栏数居全国第一。
长富宣称其牛奶”绿色天然”,是”真正顺滑香浓的好奶”。为了证明其”高品质奶源”,长富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其地处福建武夷山区据称是中国最大最好的奶源基地,并抨击现行牛奶收购标准的落后,以及国内大部分乳制品微生物数量过高。 2004投入了9200万元在央视黄金时段做广告,并在广东进行”买24送15″的促销活动。但在面对蒙牛、伊利、三鹿等低价优势,长富的质量攻势并没有奏效,在投入最大的广东连10%的占有率都没有达到。长富很快陷入经营困境,几次变更管理层并与伊利商谈并购,至今未果。
在价格战中挤垮长富的奶业三巨头:蒙牛、伊利、三鹿都有产品被检测出三聚氰胺。而三鹿奶粉在事发之前,头上还罩着几个耀眼的光环:科技部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质检总局”中国名牌”称号、”国家免检”产品称号,CCTV的每周质量报告的”三鹿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的质量推荐……显然,这些不可能是无偿获得的。全国其它数十个大大小小品牌的奶制品,甚至一些以奶制品为原料的奶糖、咖啡中都检测出了三聚氰胺,这显然全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血酬定律”下长期逆向淘汰的结果。
现已查明,喝三鹿奶粉而患病的婴幼儿达5万4000人,死亡4人,实际受害人的数目远不止这个数。除奶业之外,其它食品、医药、建筑及各行各业,哪一个没有假冒伪劣的问题?在”良民淘汰定律”的作用下,大家面临的是产品、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的全面劣化,这是每一位中国人被迫支付的血酬。血酬定律的特点是”喝血无极限”,看你们还能忍多久!

Leave a Reply

avatar
wpDiscuz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