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國見聞錄—繁華背後

時間退回到7月10日,我在復旦大學附屬的复宣酒店參加第一次由我的導師陳利教授和復旦大學王志強教授主辦的“中國歷史與法律國際學會”第一次研討會議。清晨,伴隨著颱風的逝去,我們登上了復旦大學為我們準備好的校車巴士,沿著楊浦區舊路向北部的新江灣城開進,那裡有復旦大學新修建的法學院校區。一路上看到的是修剪整齊的溫熱帶樹木和高聳的現代化玻璃建築,與五角場附近的復旦大學舊校區形成鮮明的對比。新校區位於一處很安靜的地帶,法學院主樓是一座擁有歐美式風格的龐大建築,外面用大理石裝飾,雕刻得十分精美,從遠處看非常宏偉。其前是一個圓形廣場,對面則是香港富豪李兆基捐贈的圖書館。所有與會成員,來自美國、加拿大、台灣和歐洲的幾十位學者都為這個浩大的排場震驚。我跟在陳利教授的身後,聽他對新校區嘖嘖稱讚,直對王志強教授說“富麗堂皇”,自己都想離開多倫多大學,來這裡教書了!

走進主樓,光滑的大理石地板和雕欄耀人眼目,教室裡的陳設按照大學的標準來看,都很奢華,包括紅木桌椅門窗和純皮的座椅。我當時在想,這也許是胸懷世界的大上海流露的一抹倩影吧,也難怪他們說多倫多是個鄉下地方呢。會議開到中午,我起身去洗手間,在推開門的一剎那,我忽然訝異了。那扇塗滿紅漆的豪華木門,居然破了一道大縫,銅製的手扭也有些鬆弛了。再看周邊粉刷的牆壁,竟然有一些已經剝落了,還有細長的裂痕。這是怎麼了?一座斥資巨億,使用不過兩三年的國內一流大學的新建築物啊!

“我們中華民族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現代化求索道路,到了今天,雖然我們與滿清王朝劃清了界限,但實際上我們骨子裡還都是滿清人的子孫呢。我和陳老師方才在陸家嘴的外灘漫步,看到那些舊日的洋場和今日的摩天大樓,與台北做一番比較,我覺得,在這片土地上的國家叫做‘大清共和國’,而在海峽對岸的那個叫做‘大清民國’!”7月12日晚間,即將要離開上海的我很榮幸地在台灣陳惠馨教授的引薦下見到了她的丈夫,著名馬克思韋伯的研究專家顧中華教授。顧老師以他數十年學術經驗和人生歷程對我說出了這樣一番話,對我這個研究清朝歷史的後輩產生莫大的共鳴。這的確就是中國現代化的成就,它依舊建立在昔年大清王朝的基礎上,輝煌與暗淡並存,在霓虹燈裡閃耀無限的繁華,卻在月暈下掩蓋難以計數的灰色事蹟。不論是成果還是問題,都與滿清那個時代如出一轍—經濟總量在上漲,領先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人民的生活質量卻未必高得讓人驚嘆;政府好大喜功、文過飾非,用金錢裝點城市,官員則在背後山吃海喝,徒耗公款;人民服飾鮮明,品牌遍地,可是缺乏素質、理想和道德,全社會在繁華夢裡一醉不醒,甚至笑貧不笑娼;摩天大樓越蓋越高,時尚名店簇擁成群,卻少有人看到奸商求利,偷工減料,舉國上下,處處危樓。

當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女朋友正要與家人趕去日本大阪和京都旅行。她是地道的上海人,對上海的繁華有難以言表的迷戀和自信,經常諷刺多倫多為“多村”。在各自分別的前夕的通話中,我對她說:“你這一次去日本可以好好體會一下後現代文明的城市。”“什麼是後現代城市?”她有些迷惑。“還記得去年去古巴嗎?你說那裡窮得厲害,哈瓦那好像個史前城市似的。其實哈瓦那那種城市,很多東西都停留在前現代水平,這是他們國家經濟水平的局限性造成的,沒有辦法。現在你看看上海這樣的中國大都會,很繁華、很貴氣,已經突破了前現代性的藩籬,成功邁入現代化了。但是我說上海這種城市的現代化建設還不成熟,還屬於整體的初級階段。像多倫多、紐約、東京或者你要去的大阪,這些發達國家的中心已經超越現代性,成為後現代城市的代表了。你去體會體會就明白了。”女朋友聽得一頭霧水,不過在她回到上海後,興奮地對我說:“大阪的城建真的好棒!我是覺得上海已經是世界頂尖的了,原來大阪比上海還要好呢。”我抿嘴笑了笑。

在虹橋車站,我見識到了全世界最大的鐵路運輸樞紐。裡面人頭攢動、摩肩接踵的景象讓我感到幾乎窒息,因為嘈雜聲和數以萬計的人釋放出的二氧化碳沖散了空調排放的冷氣,在盛暑的七月,對於已經適應了多倫多涼爽天氣的我來說,無疑是個莫大的磨難。我在取票窗口排隊,靜靜觀察周圍人士的一舉一動。一個小伙因為插隊惹怒了一名體型肥胖的上海婦女,後者高聲開罵,大鬧了十幾分鐘,震驚了周圍數百人。在隊伍盡頭,一名和我年齡相仿的青年實習員工在為眾人售票。這人一臉不屑的神情,幾乎是用咆哮來回答乘客的問題,態度之惡劣,如同山匪!排隊的隊伍很不整齊,時時都有藉機插隊的人,這讓人感到失望而憤怒。這可是上海!全中國最現代化的大都會,通往世界的窗口。可在我看來,它只有兩樣東西能夠讓外國人嘆服—人的數量和對金錢的痴迷。

離開上海,我反而覺得舒心了些。望著高鐵車窗外的天空,還是讓人有一絲心曠神怡的感受。我有些鄉土情結,很喜歡農莊的靜謐,而厭倦都市的喧囂。這一點,總是和自小生長在中國經濟最中心地區的女朋友有點出入。也許這和我學習中國歷史的背景有關係,我比嬌生慣養、恥於言農的年輕人更懂得農業對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因此在加拿大,我總是喜歡到農場徘徊,看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藍天,呼吸最讓人接近人性本源的氣息,同時也在腦海裡幻想,什麼時候我們中國的農民能活得像加拿大的農人一樣有尊嚴、有自信,健康而幸福?

可是在中國,我卻體會不到。因為儘管出了上海,我還是無法擺脫資本主義帶給人的壓抑。在田地不遠處,豎立著許許多多的樓房;即使有全是平屋的村莊,汽車輪胎激起的塵煙和拖拉機的響聲還是讓人感覺到這些農民並不安分守己以及嚮往城市浮華的心態。在火車經過壽光縣的時候,我看到遠處閃動的一大片藍色光芒,我以為那是起浮的湖水,興奮地湊到窗邊觀看,誰知竟是綿延數十里的大棚!大棚,遮蓋了方圓幾百公里的土地,不留一絲罅隙。在這個全國最大的蔬菜生產基地,你幾乎看不到任何綠色。在眼前徘徊的就是那些毫無生氣、充滿工業和塑料味的大棚膜。而在那些大棚膜之下的全都是又黃又幹的土塊。在濰坊流行這樣一句諺語:“要想死的快,多吃壽光菜!”儘管壽光的菜農把產品賣到了北京、上海,然其巨大的產量完全是靠濃稠的農藥和對身體有著致命性危害的轉基因技術來支撐的。因此,本地的菜農從來不吃自家大棚裡的產物,卻騙住了那些都市中心現代化了的白領。

當我到達濰坊的時候,我一連十餘日驚嘆於自己家鄉的快速發展。這座人口只有一百多萬的典型地級城市的馬路之寬闊超乎我的想像。當地人多年來流行一句話:“全國的公路看山東,山東的公路看濰坊。”的確,濰坊主要幹道之寬闊,幾乎有多倫多主要道路的四倍!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不可能會有如此宏闊的馬路。濰坊這些年來擴建了一倍的城市面積,高樓林立,商業大邁進,上百家外國品牌店進入了濰坊的賣場。十年前,這座城市的居民對麥當勞和肯德基還很陌生,現在從必勝客到星巴克,已成了人們見慣不怪的休憩場所。沃爾瑪的生意並不好,因為它的空間被當地土生的超市和萬達、古德、銀座等購物商場排擠得十分狹小。最讓人感慨的是市政府對面的人民廣場建起了龐大而精美豪華的建築群,包括圖書館、劇院、科技館和觀景樓等,建築群被設計成一個國際機場的樣子,很有未來城市的風格,據說它是斥資數十億建成的!

看著這一切,我在設想中國的未來。未來中國的經濟動力很可能就在濰坊這樣的城市裡滋長,它們的年輕活力終究能替代北京、上海那些已經人滿為患的大都會。可是,這樣的想法又似乎太美好、太天真了。像濰坊這樣的城市,真的需要如此寬闊的馬路和如此富麗的建築嗎?這些設施是誰來買單?又是誰在消費?看著濰坊的街道,我想起了上海,從浦東機場一直到復旦大學,經過了好幾個區,一共四十多公里,它並沒有給我上海想像中應有的繁華,而是讓我看到了成群的舊樓和非常破舊的民居。我想起在城隍廟遊逛的時候,與女朋友走過的一些里弄,我曾戲言:“這個地方看上去好像瓦拉德羅(Varadero)呢!”女朋友有些驚怒,很不高興地說:“你才像古巴的人。”我笑了笑,其實住在這些裡弄裡的上海窮人,還不如瓦拉德羅的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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