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过身,国人何时不再丑陋?

4月29日清晨,接到一位私交很好的传媒人电话后,我第一个反应便是,又一个文化导师走了,心中颇感凄凉。这样的一个指责中国人丑陋却也反被指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一本文凭、结过五次婚的89岁的男人,一个“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的作家,一个“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独立批评者,在春光明媚的台北新店耕莘医院静静告别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不再理会世人的误解和指责,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漫骂凸现中国人的丑陋

在主流人群为“80后”、“90后”的各大中文论坛,一些人听说过柏杨这个名字,一些人毫不在意也并不关心,而另一些人却开始用各种尖酸刻薄的语言攻击这位在中国文坛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文化斗士。有人说:“死得好,这个满遗早该死了,楼主要赞美他的话,先去把《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等书仔细看了再说。”也有人在庆幸:“终于又一个喜欢吹,爱作秀,尽找抽的风云人物去了,真希望中国剩下的与其同道者死绝才好。”更有人幸灾乐祸:“也许100年人们只能从《丑陋的中国人》中认识饽饽了,也许记不得他曾经一度鼓吹将中国字改成罗马拼音,这老小子真会赶时髦,由此可见满人是如何将一个大好国家拱手于人。中国何时都不缺爱挑毛病的人,因此这里不需要只找病症而不会写处方的大夫,死的好,死的呱呱叫!”……

让我无语的是持上面这些骂街言论的人并不在少数。从他们的言论里可以看出,这些人不仅对柏杨的思想没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且根本没有读过柏杨版翻译的资治通鉴(当然更没有读过文言文版的)或者中国人史纲,甚至其中的一大半根本没有阅读长篇议论文的能力。然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20世纪中国也许是最激进的作家进行人身攻击,也正是这群人称胡适为洋奴,鲁迅为老愤青,陈独秀为……遥想1984年9月24日,柏杨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之时,他不会想到,这些在那一年尚未出生的孩子,会比他笔下丑陋的中国人,更加可怕。

陌生而又新鲜的刺痛

象多数了解柏杨先生的人一样,在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部非常有争议的作品-《丑陋的中国人》。那时候,那本书显然触动了许多自以为是的中国人的心,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据我所知,很多人是欣赏他那种自我危机意识的,但同样有人对这个作品嗤之以鼻,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因此掀起的柏杨热,使得他的名字成为当年大陆文化阶层熟知的核心词汇之一。柏杨的这句名言,对一个在接近于无限纯真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来说,它带来的刺痛感是陌生而新鲜的。

《丑陋的中国人》对整个华人的寓意,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对于一个有过九年多牢狱生涯的老人,写出那部不朽的著作来,不知其有没有想到可能遇到的更多麻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他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的使命,他没有苟且偷生,没有得过且过,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我们其实是一身毛病啊!”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和胆识,又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境界?

柏杨先生因为反对独裁,在台湾坐过9年的监狱,所以,当他说中国历史文化是“酱缸文化”时,一些人指责他坐牢之后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我至今没有看出柏杨先生的“发泄”,但我看出了他对中国的爱,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由于受到长期的“积极”教育,我们许多人形成了僵化的思维,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一朵桃花,不仅不允许任何人说自己是豆腐渣,而且,只要谁指出自己脸上有个麻点,都要摆开架势与人决战。

柏杨说,“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0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国人何月变得“漂亮”

20多年过去了,国人是否不再“丑陋”,变得“漂亮”了?当年柏杨所列的国人的丑陋之处,现如今是否依然阴魂不散?中国人的“脏、乱、吵”的毛病改了吗?“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痼疾痊愈否?中国传统文化的“滤过性疾病”是否至今仍在“感染”着我们的下一代?…… 2008年,在他说出这句话的24年后,“盲目合众,死不认错,自我膨胀……”的这些丑陋表现仍然存在并有愈演愈烈的倾向。今年的藏独事件;台湾大选引起的反台独事件;上海出现的打砸售卖日本品牌商品的店铺、有日文字样的饭馆;在王千源家门口泼粪砸玻璃写威胁信;韩国首尔火炬传递中100个中国人围攻韩国教授……这样盲目而甚至野蛮的行为,和从前的酱缸文化不同;带有极其强烈文革色彩的武断和暴力的新“酱缸文化”,暴露新一代中国人的丑陋。

邓小平在生前曾经反复强调四个字“韬光养晦”。这些也正是切中了现在中国文化中的劣根。在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被广泛认同的今天,竟然有所谓的国学大师宣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和“文革”时让什么什么占领全世界的喧嚣有什么区别?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件国际的体育盛会,却被无数上层领导下层百姓们认为是中国的私房事,完全有关于中国甚至仅仅有关于中国。而如此的谬论竟然被一些人、一些媒体津津乐道,这恰恰坐实了雷颐先生的论断:“我们比20年前更需要柏杨!”

我想起去年春天从国内回到多伦多,在班机上所目睹一些国人不礼貌的表现,结合身边朋友以及自己见闻所感,写了一文《中国人的陋习》。文章在《北美时报》刊出后,后为各大网站转载,短短的两个星期内收到了近300封邮件。其中多数都是指着我的鼻子跳脚大骂,有说我是卖国贼的,还有人问我是不是韩国人,还有一些信上来就说,你给我小心点……如果不是电脑屏幕阻隔,估计这伙人都恨不得爬上来给我几下子倒勾拳。我文中所举的华人陋习,譬如洗手从来不关水龙头、在超市偷偷更换鸡蛋、顺手抓干果放入口袋、随地吐痰、在公众场合大呼小叫……至今为止也是我们身边层出不穷的普通事,但是读罢此文的人不去想如何改变、如何警醒而是看到就条件反射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也许迎合了柏杨先生笔下的“虚矫”中国人。从我的这个小小事例,更能看出柏杨当年在中国人的劣根性逐渐被美饰得近乎虚假的时候,揭全体中国人的疮疤所面临的攻击和谩骂何等巨大猛烈了。

在“丑陋的中国人”、“酱缸”之后,如我这般后辈,也有一些人站出批评国人的劣根性。但是,我们也很少再能听到类似尖刻的批判性话语了,多的只是不得要领的噪音。柏杨“平反”之后,用南方朔的话说,“生活得很不错”,当然更多知识分子在赞同、批判或谩骂柏杨时,他们生活得更好,柏杨至少还不屈服地蹲过大牢。

我们都无法跟柏杨先生相比,他不仅仅是批判,更以千百倍的笔触去建设。他的写作是带有尊严的写作,他的笔触蘸有浓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依然是他多年不变的“爱之深,痛之彻”。2003年,《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内地出版,这本书,被视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姐妹篇——有尊严地活着,也算是柏杨给了自己和大家一个共同的答案。今日中国,“尊严”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践身厉行的关键词。“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柏杨如是说。可是,《丑陋的中国人》一针见血指出过的丑陋,为何至今并未有太大改观?文章可以一纸风行,可丑陋为何竟如此顽固?柏杨已逝,中国人何时才能不“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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