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北美,夕阳是否一样红?

异国他乡,年老体衰谁养你?这也许是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老人最为关心的话题。本地老人往往体力不支时,会断然卖掉自己的小楼,找个养老院安度晚年,而居住这里的中国老人该如何适应文化差异,安享丰盛而有尊严的晚年?

养老观念要更新
“华人在加拿大养老,重在转变观念”,颐康基金会董事陆郎毅告诉记者。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白皮书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149.7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89.5万张。而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已达1.44亿,但仅有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院的愿望,而实际入住率只有0.86%。中国大陆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来势迅猛,并且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进入,养老金缺口大,个人帐户虚设,造成养老体制混乱,养老基金被挤占、挪用,养老机构无秩序状态。诸如2009年4月发生在中国大陆长春一家养老院2个护理员照顾39个老人,用刷锅水泡馒头喂老人的虐待事件,不给痴呆老人穿裤子,捆绑不能自理老人等,这种现状直接导致中国大陆老人不愿进养老院,对养老院不信任。
而加拿大经过50多年建设,逐步形成法规完善、种类繁多、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管理现代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这样环境中蕴育成长起来的养老机构当然也会基本保持良好的整体水平。那些类似中国的不良事件根本不会发生在这里。本地养老院和华人养老院的义工们对待痴呆老人,话语轻柔,哄着喂饭,一对一陪护。更有一群备受长者信任的专业护理人员长年陪伴左右。
可是,不愁吃穿,含饴弄孙,阖家团圆,临终儿女随伺在侧,这样的养老送终在加拿大几乎不可能,但在中国却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对”幸福晚年”的不同理解,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曾使生活在这里的中国老人难以接受儿女将他们送入本地养老中心的想法。他们担心难以适应以西方人为主的养老院生活,而儿女心中也会总有挥之不去的负罪感。更少愿意对外人讲他们把老人送进养老中心之事。但儿女逐渐会西化,要工作,要有自己的生活,这种两难处境使得适合华人文化背景的华人养老院应运而生。
颐康基金会重量级董事陆郎毅本月12日下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国大陆18年,台湾20年,38岁来加拿大的陆郎毅,祖上是中国安徽省婺源县远近闻名的茶庄大户(”郎怡泰茶庄”遍布大陆至今)。家族人利用闲置资金曾经营过多家老人院、孤儿院、寡妇堂(提供茶庄工作) 。
基于此,1987年7月,当陆郎毅听说一个叫做王裕佳(颐康中心创办人、基金会主席)的医生在多伦多唐人街摆宴100桌,要做养老院之事,”当晚电话过去,自投落网”。自此开始她23年颐康董事生涯。时至今日,在基金会的共同努力下,颐康中心(1994年10月正式启用)成为远近闻名的华人养老院。
陆郎毅告诉记者,颐康现有804名老人(百岁老人约10余人),每天根据老人特点与口味大小餐共6次,庞大的义工队伍使得老人们生活在这里感受如同在家。

养老后盾要充足
在采访中,老人贺湘南对记者说,我原先住的那所老年公寓排了五年才住进去,但不能照顾中国老人的居住习惯,只考虑加拿大老人喜好安静、怕吵闹,忽视中国老人好热闹、怕孤独的心理。更主要原因是太贵,承担不起。这位老人觉得华裔养老院围屋时要造价低,房租才能低,普通老人才会负担得起。据陆郎毅所知,一些老人公寓虽为亚裔老者而办,收费却太高。一间Studio月租为3200元,一房一厅月租为4200元,一般华裔老人负担不起。 而如今多家华人养老机构碰到最头疼的问题也是:筹钱。
如何筹钱,如何用钱,如何更好地为老者解决实际问题,如何更周全地体贴与细节照料。颐康基金来源呈多样化渠道,大部分来自商业、银行、个人等捐款与少量政府资助,随着中心发展,他们的管理与操作方式是常做常改常新。颐康基金会成员现有华人西人共20人,包括商界,银行业,演艺界人士。极有特点的是始于颐康创建之初每年一次的千人”龙宴”至今持续23年。1000多人集中一起吃大餐,出谋划策, 广结人脉。而对于加拿大赋予养老机构的各项规则,他们会结合自己特点严格执行不误,在异国办养老,华人不想输给当地人。
陆郎毅劝那些没有条件养老的老人即使排队也要积极申请政府补助,也劝告那些只为自己着想的华人子女,让老人过来带孩子的确解决了自己的实际问题,但这样中间插入拿老年金实在不易。养老院当然要持续发展,而那些不能进来养老的老人会被推向社会,逐渐成长加拿大新的社会问题。

期待晚景别太凉
其实本地老人很羡慕子孙满堂的中国老人传统生活方式。但文化差异使两国老人晚景截然不同。许多中国家长心甘情愿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当然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够孝敬自己。儒家文化提倡”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也是这个道理,一些大陆贫困地区的父母更把生男孩当作自己将来养老的保障。在加拿大则不同,他们认为培养孩子是社会责任而不是自我”牺牲”,孩子的回报不是反哺父母,而是努力使自己成才。到年老时,他们用卖掉自己房产的钱安度晚年,他们不为子女留遗产,也不给子女增负担。
众多中国老人在这里的现状无非是替子女带小孩、做家务,孩子放学后,家庭官方语言变英文,老人立即显得多余。 甚至仅有的一点养老金也要交给儿媳管。况且这些已达高龄的中国移民很多都是在中年之后或将近老年来到此地,英语水平有限,更没有足够时间累积社会福利,年老后多数依赖儿女过活。
但也有一些老人却不然。采访中有位叫丁家明的老人对记者说:”我58岁来多伦多帮女儿照顾小孩二年,后来一直在别人家做男保姆,当中文家教,亲身体验到异国打工赚钱的难得经历,我还和老伴骑单车逛过安省好多地方。上英文班,学开车,做西点,跳拉丁舞,生活过得还算不错。来到这里(养老院)我也会定期见到我的女儿。这里服务人员在提供服务时很注意子女和老人间的敏感话题。以前,我与女儿生活上有分歧,但当与她见面机会变少时,相处反而变得简单而愉快。我年轻时曾梦想到国外生活,没想到如今能在异国养老院安度晚年,也不失我北美梦的一部分”。
的确,亚裔老人能够在适应西方世界老年生活的同时,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与生活传统当然不错,但中西观念碰撞所带来的实际问题让我们体会到生存不易。虽然联邦法律不提倡养老机构做广告宣传自己针对某一个特殊种族提供服务,但从实用角度而言,那些切合不同族裔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有针对客户群的养老院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养老院操作起来必定复杂,但不失为未来华人养老市场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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