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列国及领袖论之一

当今天下之势,似极古时中国一个特定的时代:东周列国。当其时,周室衰微,无力匡正天下。孔子就曾吁天涕泣:”梁柱摧乎?泰山崩乎?”认为是”礼崩乐坏”,纲纪沦落,天下完全没有了规矩。没有了规矩的天下是一个欲望与野心膨胀的天下,所以天下纷攘,各诸侯国间争伐不断,都想争强,都想称霸,都想取周室而代而成天下宗主。
天下乱,竞争法则也变得简单,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时有秦国因军事力量强大,成为天下的第一强国,所以傲视群雄,时时刻刻都在处心积虑地谋弱天下诸侯列国。秦国一枝独大,列国难与其抗衡,眼见周室天下一步步将尽入其囊中。整个天下的愤怒、叫骂、呼号亦无阻于时称虎狼之国的强秦称霸天下进而并吞天下的野心与脚步。

(一)

天下危甚。然天下的气数自有天定,天下的自然运行法则又岂是人力加武力所能够扭转的?秦国空有虎狼之志,无奈天不惠秦。这个时候齐国的齐桓公刚登上王位,自然想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然四顾列国,审度天下情势,齐桓公不禁有些胆战心惊。齐国刚刚经历了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王位之争的内耗,国力空虚,不但无力争伐天下,面对强敌,甚至无力自保。而如果强秦西出秦川,欲展”并吞八荒”之志,因齐国地处中原要冲,秦、齐之战自不可避免。齐桓公不能坐以待毙,却又强国无策,齐桓公的忧虑可想而知。
国有难,能臣出。受公子小白与公子纠纷争事件牵连正在避世的管仲被举荐给齐桓公,君臣二人密谈三日而不能绝,管仲的一番治国强国之策完全吸引了齐桓公,史称齐桓公倾听管仲宏策竟然三日”不知饥饿,不知饮食”。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以才能治国的空前绝后者,其治国能力迄今仍无有能出其右者,后世人对治世能臣的最高评价就是”可追管、乐”,就是说这个人治国之才能极高,可以跟在管仲与乐毅的后面,有资格按管仲与乐毅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了。
管仲当时为齐桓公提供了齐国走向强国大国之路的三个方案,也就是为后世之人特别是《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所极为推崇的强国三策:义立者王;信立者霸;权谋立者亡。即:以仁义和道义立国治国者,必能王天下,按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定能成为世界的领袖,因为对整个世界总是抱有一种道义感与责任感,也必定能赢得整个世界的尊重与拥护。以信誉即重诚信守诺言立国治国者,必能强国,必能用强而霸天下,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怕你,表面上恭敬你,对你也有所仰仗,这是等价交换的不二法则,但不会成为世界的领袖;霸天下者必不能王天下,因为交换法则的信守必然带来道义与责任的流失,一个没有道义责任的国家确实难当世界领袖之责。以权术与谋略及武力来立国治国者,虽然能获得一时的成功,一时的强盛,但也必不能长久,一定会走向败亡之路;当时的强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武力称霸天下,进而以武力统一天下,然不过二世而亡。
时势迫然。齐桓公选择霸术而抛弃了王术,因为行霸术见效快,齐国需要快速的强盛起来才能存国,才能有效制衡强秦。果然,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一步步走向强盛,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合纵天下诸侯各国,有效地停止了秦国并吞天下的脚步,也让当时各诸侯国的欲望与野心得以抑制和收敛,天下又重新走上了守规矩、尊周室的轨道,所谓”一匡天下”是也。让残破的摇摇欲坠的周室天下又支撑了几百年,也让春秋战国的历史车轮又轰轰隆隆歪歪扭扭地碾过了几百年。

(二)

史家对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贡献历来评价极高,认为是维护了天下正统,维护了历史与社会的自然发展规律。惟有孔子对管仲很是有些微辞,认为当时齐国的走向一决于管仲,管仲应扶佐齐桓公行王术而不是行霸术。这是圣人的求全与愚腐矛盾的心态。孔子当时呼号天下要”克己复礼”,要遵循周室的正统地位,并身体力行,周游天下,劝诫各诸侯,受尽了嘲讽与讥笑。倘使按老夫子所言,管仲应扶佐齐桓公行王术,让齐国成为天下的领袖,那么周室天下终将被齐国所取代,这岂不与老夫子尊崇周室的一贯主张相悖?如果齐国不能马上强盛起来,一旦遭遇强秦,国将不存,何谈王术。所以,齐国行霸术而非王术,实乃时势迫然。夫子虽为圣人,对管仲的指责是站在脱离了当时的客观条件的角度上,也就显得没有道理,也历来不被史家认同。
诸侯纷争,首求自保,再求强盛,进求霸权。在一个纲纪败坏,道义丧失的时代,王术只能是一个道统,一种理想,只有老夫子这样的圣人才偶然想到,老夫子的理想在当时也不合时代潮流,终生不得其志,郁郁而终。然而孔子的伟大理想经过历史的沉淀终于成为了丰富的治国与治政的至上思想与理念,也一直为各个朝代国家的统治者及治理者所推崇。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历史并没有赋予任何一个时代以机会与条件来实践孔子的伟大理想,倒是管仲即管子的治国理念一直在被后来者实践着并收获着。中国历史的失误是,如果孔子与管仲两相比较,那么是历史给予了孔子太多的推崇,而给予了管子太多的忽略。我始终认为,如果以思想系统的丰富及高度而论,可能管子不及孔子;但是倘以实践与实用的角度看,管子则胜于孔子。我还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内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由后人来丰富的,所以也未必就是管子不及孔子,这正是历史对管子的不公正之处。起码,不论是治国的思想,还是治国的实践,管子与孔子对历史的贡献及在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是完全等同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以管子的”王术,霸术,谋术”理论来审视那一段特别的历史时代,那么天下各诸侯国间所有的争伐及相互间势力的此消彼长,透过纷乱,历史的脉络就变得格外的清晰。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各诸侯国间无信王术者,也无行王术者,形与势所然,既得利益观念至上,为生存自保的投机观念至上。否则纷乱的战国时代不能维持几百年的时间。周室衰弱,无力制约天下,各诸侯均想取而代之,然殊途同归,因势与义的缺欠,各诸侯国间互不服气,互相制衡,有出强者,也必然有铲强者,一国不能铲强,那么就联合多国铲强。所以没有以王者之风来规范天下的诸侯国家出现,周室得以苟延残喘,天下纷争不止。也成就了中国一段最为丰富的春秋战国史。
管子的伟大完全在于他以”霸术”实践并成就了齐国的强盛。然齐国的强盛也仅限于自保,仅限于合纵别国抗衡强秦,维护了天下一时的安定。齐国最终国除,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以”霸术”立国治国的局限。而秦国则不然,既不行”王术”,也不行”霸术”;史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完全是因为其以武力称强,背信弃义,对他国以武力巧取豪夺,得一时之力,虽然最终以武力统一中国,却是极其短命的,不出二世而亡国,天下终归于大汉。一味用强,以武力治国,秦所以败亡,正如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三)

历史往往有其循环发展的规律及惊人的相似之外。所以想起了中国的春秋列国争霸的时代,是因为当今世界也正在进入一个列国群雄争霸的时代。较之中国的春秋,今日的世界争霸更精彩,势与力的消长受着更复杂因素的影响。国力的强弱决定着今日世界中利益的分配及资源占有的份额,而一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所能产生的影响,与国力有关,与利益有关,也与国家领袖的品格及个人魅力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事务构成了今日世界的国际关系,然而国际关系却不能全然由此三者来决定,甚至一个国家的强与弱也不能完全由此三者来决定。在当今世界各国家间的争霸角逐中,利益面前,却完全忽略了最为重要的道义法则。所以本文作者试图按中国古代治国的”王术,霸术,谋术”思想来讨论今日世界各国的发展走向及各国间的事务关系,并按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来评述各国领袖的领袖素质品格,及领袖的素质品格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这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影响。
一家之言,不足为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为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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