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子开店

” 二子开店 ” 是朋友们送给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戏谑话。

我初涉社会时,在一家青年报社做编辑,与我共事的是一个姓王的朋友。我们两个共同负责一个有关人生随笔类的副刊,工作之余,也偶尔像一个弊脚的厨师, 偷偷尝一下自己做菜的味道,在副刊上发些自己写的千字小文,中饱私囊一下。他姓王,笔名用作 ” 王子 ” ,我是山东人,骨子里有些念旧,就用 ” 鲁子 “– 山东人孩子的意思。这个副刊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撑了我们那份小报的一份脸面,相熟的朋友借用陈佩斯的电影的名,叫 ” 二子开店 ” 。

前些天翻旧书柜,翻出了十几年前的那些报纸,望着那些略有泛黄的字纸,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就是含笑的王子。他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我总觉得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王子比我年长八九岁,来报社的时间却比我晚半年左右。他来时,在社会上已有了一些小的名声。他写的杂文,能成一家之言,虽然浅,但是清晰可见到底,明白如话,没有当时的八股味或遗老遗少的酸腐味。一见面,他拎一个绿色的尼龙布做的兜子,里面塞满了字纸报卷,大冬天的,满脸汗水。我递给他一条毛巾擦汗, 擦完,汗又蹭地蹿了出来。

时间长了知道他这是一种病,大冬天坐在那不动也唰唰出汗,夏天,汗流更多了。我有时替他莫名地担忧,真担心那汗流的太快太多,水分补充不及时,让他昏厥过去。

我们两个相谈甚欢,几次交往下来,便引为知己。后来办公室调整,我们俩分在了一间办公室,背靠背,更是喜悦溢于言表。

那时我还没成家,晚上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消磨,常常约了他去路边的小烧烤摊把酒言欢,要两三个小凉菜,一个拍黄瓜、一个拌土豆丝、两个烧鸡架,外加一箱啤酒。你一瓶,我一瓶,不用杯,也不用劝酒,口对口喝,喝完,酒瓶放回箱套,再启两瓶。夜阑,天渐凉,人渐稀,酒也消灭的差不多了,起身结账,歪歪扭扭骑着车踏着月色回家。

喝酒,大多数时间是他说,我听。王子有口疾,略有口吃,越着急说话越不利索。但跟人辩论,或是酒酣时,话却越说越流利,旁若无人,语速甚快,容不得人插 空。我百思不得其解,想古人说的 ” 贵人语迟 ” 莫不是就是这种情况,还是他口含石子练过演讲大师德摩斯梯尼的功夫?!

不久报社里的人都知道王子善辩,也无人辩论过他。有一次,因为某事王子和我们编辑部的人又辩了起来,全编辑部的人和他争论,但王子不惧,大有诸葛再世 ” 舌 战群儒 ” 的风采,话越说越快,音节连贯缜密,全编辑部的人各执一词,却难免散沙一堆,大败而归。后有相熟的朋友开了个玩笑,开编辑会前给每人发一张纸,王子与人辩论正酣时,我们齐从抽屉取出,双手高举,上书 ” 你对 ” 两字。辩论戛然而止,满屋子人欢笑。王子却有些兴味索然,不尽兴,有点高手 ” 独孤救败 ” 的寂寞。

王子吃饭快。他的性格也像吃饭那样直率、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因为喜欢就事和人争执到底,朋友们爱说他固执,可是大多数时间我看到的却是他的固 而不执。他对朋友一片至诚,就差剖腹掏出心来让人看看。对于我写的稚嫩小文,他不吝词语赞美。我只当他是照例敷衍。可当我神采风扬地给他念我新写的小文 时,他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光,念到他认为精彩处,忍不住击节, ” 好 ” 是他常用的词。过后,怎么 ” 好 ” 还要和我细细掰一掰。对一个朋友的欣赏,客套是作不出真诚的感觉的。

报纸刚刚面世,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加上一些原有旧体制的人事关系,报社表面上看着一团和气,却总是暗藏玄机。王子口直,业务研讨会上总是很直率地 说出自己的想法。讨论业务,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王子信手拈来,某版的采写、编辑、版式等等。他是真心为报纸好,但他大概忘了某稿某版都有主人。这就触怒了一些私心较重的人,大骂他狂傲。有一位老人,退休后又返聘回报社。老人办青年报,本身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更何况是一个观点总是与青年人相对的老人呢?一张青年报在老同志的主张下,一段时间办得灰气沉沉,全无生机。老人业务上不是王子的对手,写稿更是有天壤之别,辩论更不在一个层次,据说,老同志在会后有几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喔喔地哭。

我们报社里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志不敢惹。一个姓蓝,一个姓关,借用鲁迅先生比喻陈独秀和胡适的例子,如果将韬略比作武器仓库的话,蓝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支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 ”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 关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 ”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 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敢上前。王子没有武器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却是光明磊落,以无招对有招,于无声处震敌于胆寒。

老同志破不了这三位的阵,有一阵将矛头转向了我。我其时刚涉世,根基尚浅,起初还能忍,后来竟发展到编什么稿子都入不了老同志的法眼。有一次,竟将我编的稿子全部毙掉了。我山东人的牛脾气也犯了,决然不攻,执意将我的版开天窗以示抗争。关键时刻,这三位朋友仗意相救,报纸临下厂时才发现好几块版开着天窗。兄弟相亲,其利断金。这次事件后,老同志的行为才稍稍收敛,我们的报纸也得以露出了些许活泼的味道。

王子没上过大学,这是一块心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读一个自学大学。读自学大学是最苦的一件事,也是业余大学中含金量最高的一种读法。以他的学问,已然 超出了大学毕业的我,他这么做,我有时觉得是为了赌一口气,这显示了他固的一面。我有时和他顶真,说一个破大学有什么骄傲的。王子怅然,叹恨自己没有机会多读书。读自学大学,最后坚持下来的人不过十之二三,但王子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有时想这和有的寡妇为赌气,苦苦守节一辈子相似,遭罪的还是自己。不过,人活一口气,有时候,存心赌赌气也很好玩。

工作、读大学之余,王子的创作却并不少见。他写随笔,写杂文,在好几家报社开了名为 ” 某某风铃 ” 的专栏。有时一天要写好几篇,天天早晨拎一个尼龙兜 子,装满了当天要发出去的稿子和信。在报社时,我只去过他家一次。他其时房子正动迁,租了一间和别人共用厕所厨房的房子。一间小屋,住着他的老母亲、妻 子、儿子和他四个人,连个桌子也没有,地上、床边、床头撂满了一撂撂的书,转身都有些费劲。窗台上摆着一盏台灯,他告诉我天天凌晨三点,家里人还沉浸在梦乡时,他起来趴在窗台上写作。我这才明白,他写作那么勤奋,一是有写作的欲望,另一个是经济的压力。

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容易,其实中国的读书人,尤其是底层的读书人,也怪可怜的。好在历史还是愿望给人以良好的回报。不 久,他的作品广为人知,《读者》、《青年文摘》几乎期期都在转发他的作品。他收到读者的来信也多了起来,有时一天竟达一二十封之多。稿费更多,他去邮局取款,邮局必须让他约时间,把上百张汇款单留下,结完账让他来取钱。大约邮局的那个姑娘也是他的读者,有一天他从邮局回来,竟抱了一大束鲜花,说是那个姑娘送他的。我找了一个大水杯,把花插进去,芬芳了好几天。后来,送花送各地小吃给他的人更多了,我隔三茬五从门卫那儿给他捎上一些沉甸甸的包裹,问谁送的,往往不知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想来是善良的人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一些营养,一些小礼物表达对一个作家的诚挚敬意。

当他的第一部作品结集出版时,我也要离开那个工作了三年的地方了。临行前,去他新买的房子喝茶。房子其实不大,但在客厅隔出了个三五平米的书斋,我坐在里面,顿感世界别有洞天。直到现在,我还羡慕他的那个小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能够得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一股特有的书香味沁人心脾。两杯淡茶,氲氤迷离,仿佛世界真的安静得只剩下一个读书人的一隅。他依旧笑着,一如往常像个长兄一样地劝勉我。我当时颇像玩童听到了校长的称赞,既欢喜,又有些伤感。

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接触便也日渐少了。他有时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最近报纸上看不到你写的东西了?很有些生气的意思。我有时很想跟他倾诉一下生活的苦闷和工作的无聊,可想想又作罢。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小兄弟如此认真的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再之后,人渐长,俗事便更多了。我住到了城北,他搬到了城南,虽在同一个城市,见面却更寥寥了。他的写作也改了路子,改写更能挣钱的大稿子了。如果不是为了生计计,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价值一点点消失了。前几天,蓝兄约了我和王子去喝酒,一瓶瓶喝下去,竟至未尽兴,于是另换城边一家叫 ” 好朋友 ” 的下等小馆,要了两个小凉菜,两个鸡架,直喝到月挂西天,恍若隔世,竟然生出了同样的感慨:那三年,是我们人生中最快乐的三年。

一生中,尤其是初涉世事的时候,有个朋友像兄长一样捧你、宠你、引导你,实在是缘份,更是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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