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捆里抽些麦穗

单位里给了硬性任务:”走万家、送温暖”。一个人在冬天里帮扶一个穷困的家庭。
我对口的一家比较特殊,夫妻两个都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不久的人。
第一次上门,我去超市买了些米、面、油之类的生活用品,由社区干部陪着去。
那是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某军工厂的家属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楼房上斑驳掉落的水泥块和楼道里拥挤的杂物,说明了这个小区的破败。社区干部说,住这个小区的几千口人,最大的官没有到科级的,以此佐证小区的社会地位。
进门,一股骚、酸、臭、夹杂着霉味的气息扑鼻而来。两位年轻的社区干部不由自主地用手掩鼻,并皱眉。我也想用手掩鼻,可考虑到自己来是要”心贴心”,便强忍住,依然笑容可掬。屋子很小,没有凳子,一张大床占了大半个房间。主人倒是很热情,示意我们坐在床上。床上也乱,一张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床单皱皱巴巴地铺着,胡乱叠起的被子放在床角。
两位社区干部谁也不坐,站在门口,也许那儿通风好些,气味能让人喘上气来。我一屁股坐在床沿,抱起他们家那个目不转睛盯着我的怯怯女娃,和这家人唠家长。也许我穿的是警服的缘故,或者这家夫妻两个都在监狱里习惯了当着警察的面必须站着,两个人对我的态度谦卑之至,一口一个感谢政府。
我自幼从乡村长大,见惯了穷人的谦卑,脸上也少有警察的暴戾气,也许是我的谦和缓和了他们的紧张,他们的说话便慢慢从容起来。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除了夫妻俩外,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娃。女的姓范,进监狱时犯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男的姓韩,犯的罪是盗窃,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年的重刑,从监狱里出来后都四十多岁了,组成了现在的家。
两个人本想好好过日子,可没想到生了了孩子后,女的又得了乳腺癌。两个人在大城市里做不起手术,就跑到乡下亲戚家,托人找关系在一个县城里做的手术。我去时,他们刚从县里回来,手术后的刀线还没有拆。这使我很惊讶,以前只听说过去大医院做手术的,还没有听说过靠着大医院去小医院做手术的,这让我对贫困有了第一次真切的感受。
女人的左手时不时地下意识抚右胸,右胸塌陷。我问,手术是这边?她说是,并掀开毛衣让我看手术后的痕迹。带着污渍的纱布贴在乳房的位置,并有血污之类的分泌物浸出,让人触目惊心。说到病,女人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向我讲述。她反反复复说地就是:”我是犯过大罪的人,恶有恶报,老天爷让我死,我也没什么怨言,可外面欠了六七万元的债,让孩子以后可怎么活啊!”
我心软,见不得女人哭,这种场面下便感到有些语拙。女人讲他们去亲友家借钱,刚开始还能借来一些,后来,借的次数多了,再去人家,明明听到屋里有人,可人家从猫眼里看是他们,再敲门说什么也不开了。女人说,我理解他们,钱借给我们这样的人,啥日子能还上呢,都是老百姓过日子,口挪肚攒,我们也理解。女人哭完,也许很久以来的压抑一洗襟怀,反过来劝我们,”我知足,该死,政府没让我死,现在又给了我低保,还派你们这些好人来看我,我活一天算一天,决不给政府添麻烦。”
我只是个市井小人物,靠工资为生,并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家精神,但见了比我生活困难的人,并不骄矜自喜,以此居高临下看他人,我心里感到很羞愧,羞愧自己能力不够,无法”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情况了解完,我起身告辞,这才觉得屁股有些潮湿,回头看,床上一个潮湿的痕迹清晰可见,想来是孩子尿湿的地方,没干,我正好坐在了上面。我假装不知,以免给人难堪。我真心地同他们握手,拍拍他们的肩,给他们些许的安慰。我不知道一个温暖的眼神,一句轻轻的鼓励,一个温暖的手掌,能否给他们带来什么。但我记着我少年时的一个经历:那时我们”恶搞”,学盲人的样子,蒙了眼,看能否从学校走回家。蒙了眼,走到路口,刚才熟悉的世界陡然陷入黑暗,身外一片人声扰攘,脚步杂乱,我却战战兢兢不敢举步,恍惚只觉得前面横亘万丈深渊。我正茫然不知所措,考虑是不是不玩这游戏时,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把我牵引过马路。这只陌生的手让我心安,心情坦然,我也记住了那只手的温度和传递给我的温暖。现实如此冰冷坚硬,我想人心应更柔软。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这些。
出了门,我们去另一家。这是我的同事要扶助的一家,他出差,由我代劳。
这家人只有两口人,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一个三十余岁的女子。母亲没有工作,女子患间歇性精神病,两个人的生活,除了低保的几百元钱外,靠母亲捡破烂换钱为生。我们去时,女子躺在床上,已下不了地,视力近于无,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床上铺了一张大大的塑料布,尿湿的被子在暖气片上烘烤。女子想来原先长得还颇为秀气,但疾病抑或药物的作用,使她的面貌已有些可怖,脸上摔的青紫可见,大嘴暴睛,神情怪异,好像从二战中的集中营出来一样。环顾屋里,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电话,甚至于连一个暖壶都没有。唯一的一张凳子,老人铺了一张报纸让我坐,我坐上去,却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原来凳子座和腿是分家的。
老人的年龄和我母亲相仿,岁月的艰辛让她脸上有了过多的沧桑,但老人眼神明净,声音柔和,脸上轻轻带有笑意。我无法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老人如果没有对生活的透彻感悟,会怎样生活下去。
单位里还有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小同事,他们跟着我走了几家,突然对自己要走的对象失却了信心。这同他们想像的生活和他们经历过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我决定带他们走另外几家。
一家夫妻均下岗,育有四胞胎,早夭一个,瘫痪一个,另两个上学。家里除了一张床,没有一张桌子椅子,孩子写作业,就坐在水泥地上,趴在床沿上。两个孩子的棉衣,瘦而小,衣袖短,小手被冻得红而肿,让人不忍目睹。
另一家,一个老人领着一个精神病的儿子。房子让儿子发病时一把火烧了,现住在社区临时为他们搭建的一个小厦屋里。东北已是寒风刺骨,那个小房子四处漏风。老人在冬阳中双手抱膝,脑袋低垂到胸前,瑟瑟颤抖。
……
走访回来,单位同事交流,我们都不胜唏嘘,我们无法想像,在我们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还有这么多渺小如蝼蚁、脆弱似玻璃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困境不是我们所能完全改变,但让我们为之心痛。
一个时代,不管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不管有多少人买了珠宝,开着宝马奔驰,当还有一个人饿的时候,人们应该停下自己手中的事务,帮他们填饱肚子,让手里的钱产生应有的道德感。
上周,我又去了我对口的一家,带去些吃的和生活用品,给孩子带了些玩具。我的能力显然不能让他们脱困,但我想他们应吃饱饭,孩子应有自己的玩具,家庭的痛苦不能让一个孩子分担。进门,屋里的气味已有好转,床上也换了一床洗得干净的床单。女人面色还泛黄,但精神好了许多。女人说,我要活下去,有你这样不嫌弃我们的兄弟,我一定活下去。
我无语。平凡如我们,都需要一点爱,相互鼓舞慰藉。我给她什么了吗,除了一点点心底的同情,什么也没有。
我不信基督,也并无博大的心。但记着《圣经旧约》上《路得记》曾有一个故事:路得在伯利恒,靠在大财主波阿斯的田间拾麦穗养活自己与婆婆。波阿斯悄悄对仆人说:”她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她,不可羞辱她。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她拾取,不可叱吓她。”没有波阿斯的麦穗,路得和她的婆婆一定会饿死。也许饿死一个穷女人,也许算不了什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路得后来生了儿子,他的儿子又生了儿子,她的孙子生了大卫,而大卫,是旧约里最伟大的国王。
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是强者和超人。我不止一次看到,强者对弱者的凶狠,甚至于下层人士对更下一层的人的凶狠。这使我常常如芒刺在背。其实,一个人兜里揣20元钱的人,有什么样资格瞧不起兜里揣19元钱的人呢?在国家统计局看来,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有些人,我们也许只比他们强一点点。我们还有一点点能力,为什么不伸出一点点带有温暖的手,带他们走出窘境呢?假如你有一捆麦子,碰到一个拾麦穗的人,请不要背过身去,从捆里抽些麦穗,给他们一点慰藉吧。即使对方并不知道你是谁,也会一直记着你留下的麦穗的香味,记着你在黑暗中伸出的手的掌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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