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尊贵的名字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话很少。这种隔膜也许是从小就养成的了。我小时,他在沈阳一家建筑企业当工人,我妈在山东农村带着我和我姐,教书兼种地。东北的建筑行业有季节性,每到坑塘里的水结冰我能在上面跑的时候,我爸就前胸后背挑着两个绿色的帆布大兜回家了。春寒料峭时,他又提着两个空瘪的兜走了。

兜上漆着五个毛体白字:“为人民服务。”人民,在哪儿呢?

大部分的日子里,我生活中没有我爸这个人。只有当我妈念叨着你爸该来信了,或是你爸该打钱来了时,才恍然觉得生命中这个人对我妈的重要。

我的记忆仿佛就是在那年我妈不停地念叨声中清晰地开始的。那天晚上,我妈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我爸突然走进屋来,肩上两个大包压得他本来不高的身躯愈发瘦小了,肩上带着雪花,眉毛胡须皆成霜,哈气如人吐出的一口烟。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妈把我和我姐往他怀里送,我们两个赤溜一下全钻到了我妈背后,探出头警惕地注视着他。我和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们捧起碗喝粥,搂着大黄狗的头亲昵,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们笑。他的这种笑让人惊心:分明是笑着,眼里 却有一层泪花。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回头,我妈用衣襟擦眼,全身都在抖。

第二天起来,院子里的雪已被我爸扫得干干净净,早饭也被他做好,他仿佛在用一种劳动手段补偿对我妈的歉疚。但他的一口东北口音,仍使我和他存在着某种距离感。有时,他想摸摸我的头顶,看看我长到他胸部的某个位置,我却总是如兔子一般受惊,飞也似地跑掉了。当我渐渐地接受生活中突然多出来的这个“陌生 人”时,他却又如燕子般春天神秘地走了。

这种长时间的隔膜,仿佛也造成了我和他交流上的困难。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妈和我姐跟着我爸进城了。

因为转学的关系,我比他们晚来一年。

当我按着信封的地址,莽莽撞撞找到家时,我爸正在院子里劈柴。

家在沈阳的东南部,是一处连绵不断的平房区。房子皆成灰黑色,透着一种贫穷和苍桑。家其实是就是一间屋子,小、低矮、拥挤。

我爸帮我御下肩头的包,让进屋,他站着看我,做两件事,一是笑,像天上降下来一个宝贝,忍不住地笑。二是搓手。骨节突出的两只手互相掰扯,手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太好了,太好了,全家终于团聚了。

其实团聚了,我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少。建筑工地讲究时令,每天天不亮,他就骑着车上班去了,晚上,我们吃完晚饭了,他才驮着一捆工地废弃的劈柴回来。他骑一辆城里人很少骑的二八自行车,他骑在车上,总让人感觉不协调,仿佛他的背影略显单薄了。别人问他干嘛骑这种笨重的自行车,他答说这车小偷不偷。其实 我知道他的真实意思是这种车能够驮大一些的东西。我有时候很担心他骑这种车在冰滑的路面上摔下来。果不其然,有一次就滑倒了摔伤了尾骨,躺在炕上休养了好一阵,但好了,他依旧骑那辆笨重的自行车。那时,母亲没有工作,姐姐在给人打零工,我还在上中学,全家的生活主要是靠他,他是想能给生活减轻一点负担啊!

房子不够住,他就自己和泥、砌砖,把一个小煤棚给我拆改成了一间小书房。因地势所限,小房成不规则的直角梯形,没有窗,只有一扇门。安了一张床,一个小书桌后,就无处下脚了。

我爸对给予我这么一个蜗牛似的空间似乎很有歉意。他是建筑工人,盖了沈阳大大小小不少知名的建筑,而给予儿子的似乎拿不出手,这种反差让他失去了自信。我却很满意,一张床,一半地方睡觉,一半放书,书堆到棚顶,用时便可随意抽取。最主要的是静,虽闷热不透风,却光了膀子正好看书。

我爸也随着我们搬到楼房的时候,他已经退休。

他很想再找点事做,比如摆个小摊,或是给人打个更什么的。我知道了,给他发了火,说你一辈子像蚂蚁似的忙,忙,没时间抬头看天,没时间陪我妈,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一下?他嗫嚅着,红了脸,想争辩些什么,却终于没有出声。也许一个家庭中,儿子成了家,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主导一个家庭的角色不知不觉更换了。

我爸忙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闲不住。他天一亮就起床,起来做饭,叫醒我儿子,整理我儿子的书包、衣裤、鞋带儿等等,然后送我儿子去上学。他还是骑那辆笨重的二八自行车,不驮劈柴,驮我儿子。早、中、晚,无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校门口早早站在那儿接孩子的家长中,总有我爸的身影。

除了做饭、买菜、接送孩子,我爸做的就两件事。一件是修理他的自行车。他手很巧,能做各种各样的修理活,不为生计所迫,能用上的就只有修理自行车了。我每次看见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摆弄自行车轴承时,感觉像孩子做游戏一样全神贯注。虽然我爸的“技术”没有使他变富,但他从小就给我灌输一个道理,人嘛,就得有一门技术。这个观念的背后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劳动光荣。每次看到我爸骑了十几年的自行车还光亮如前时,我就很为他自豪。另一件事是我爸去楼前的树荫下下棋。 下棋的人中,多是退了休的老工人。他们衣衫平凡,随处坐卧,我爸和他们有共同语言。

有几次,我下班早,闲着没事就去看他下棋。他们三五成群地下棋聚谈,凑上去听,入耳皆为国事。这很让我惊讶,我在一些场合,譬如在酒桌上,听到的多是官员讲黄色笑话,文人则在泄忿。这些老工人们也许并非热心政治,而是热切在关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地震、奥运,甚至藏独、导弹等等。

从冗长的领导报告会场中出来,到棋摊听这些大多数穷人的评论,让人惊诧于老百姓用一种明快的方式一语道破事物的本质。比如四川大地震,我爸坐在修车的老孙头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沙发上说:“中国人越有难越团结。”语言简洁,充满了让人琢磨的味道。

回家,我爸依然很少同我唠嗑,国家大事之类的跟我更不会谈。他也许觉得我是国家工作人员,对话不在一个层次,于是选择了沉默。但每天晚 7 : 00 ,他准时会回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把散步余兴未尽的我妈一个人扔在楼下。

吃饭时,他也偶尔叮咛我几句,多用短语,比如:

“喝了酒,别开车啊!”

“不能收人钱财啊!”

“当了领导,也不能有男女作风问题啊!”

这些话,纯朴、明朗,多半是他看报纸读别人的故事,反身来教育我的。他生怕自己的儿子走错了一步,让他心里不踏实。他一生生活在底层,内心却祥和。

同我没话,同孙子却有说不完的话。我儿子作业少时,常常拉他一块儿下棋,一步棋,他能讲上半天,有时孙子不耐烦了,抢白他说:“我知道。”下一步棋,他又会叨叨不休。

有时,我在旁边看着,看着祖孙两人蹲在地上下棋,心里不禁生出很幸福的沉醉感。我爸明显的老了,他弯腰时有些吃力,须发也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灰白色。而我儿子却如春笋般一节节长高。

我爸对吃饭、穿衣不太讲究。

他吃饭香,腮帮子鼓得溜圆。穿衣有时到了邋塌的地步。

有时,我媳妇看不过眼,上街给我买衣服,一式两样,浅颜色的给我,深颜色的给他。他其实非常高兴,但语言上却责备我媳妇:“给我买衣服干啥?我又没有正经场合去,攒着钱给孩子读书吧!”衣服买来,他往往不穿,就放在了箱子底。他依旧穿他的旧衣服,衣服不穿坏,舍不得扔。

旧衣服穿的走了形,不合身,人未免就显得猥琐了些。我媳妇没办法,又不好现脸色给老人看,就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把我穿过的刚洗几水的衣服说成旧衣服给他拿去,他望而欣慕,欢喜而又有些不安,“这衣服他不能穿了再给我拿来就行。”他甚至喜欢穿我淘汰的旧警装,拆掉臂章,走在街上不觉间挺胸抬头。他常下棋的棋友中,也多半有人穿着儿子的各式衣服。旧警服、或者说有一个在他的眼里认为有出息的儿子,让他觉得脸上有光。

人老了,总有一些小病找上身来。我爸隐忍,不让我妈给我说。自己上药房开些药,就算完事。有一次,我妈说了,我同他发火。他一边把收音机放在耳边,听单田芳的评书,一边说:“我早就说没事,这不没事吗?”闭着眼睛,很自负。他其实是怕花钱。他退休工资不高,我妈没有劳保,他是想少花一些钱,减轻一下儿女的负担。

我前些年买房,想贷款。我爸让我妈把他的存折给了我。我妈说:“你爸一辈子就攒这几万块钱,你拿去用吧。”我握着那张存单,像有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想哭。

有人把父亲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形容我的父亲,他的大半生如草芥一样卑微,如蚂蚁一样勤劳,却又如寒冷中的火一样给人慰藉。他同我的话少,也许正应了古人说的大爱无言吧。

我想,父亲,是人生中最猜不透的一个谜。一个父亲,无论伟大,还是渺小,父亲都是一个尊贵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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