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是个 ” 小偷 “

这是一段搅扰了我二十多年的往事。

那年,我 13 岁,是一个懵懂未开的乡下少年。为了求学,不得不独身离家到 12 华里以外的公社中学读书。那时,中国的农村行政区划还不叫乡镇,叫公社。全公社就这么一所重点初中,能进入这所中学的孩子大多是优秀的,承载着父母跳出农门的希冀和火种。

离家远,我们就住校。宿舍是教室改建的,床挨床,一溜摆着三四十张床,形成了一个大通铺。睡觉并不以床划分,而是人挤人,人挨人,相邻的人必须保持同一种姿势才能睡得下,夜晚想翻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那时我们年幼,睡觉往往一觉能到天亮,并无什么不适。

吃饭是周末的时候回家带来的玉米饼子,和一罐头瓶咸菜,一周回家一次,带足这一周六天的饭食。冬天还好说,夏天天热,饼子没两三天就长毛了,只好把毛刮去,拿到食堂热一热再吃。早晚喝的是食堂里做的稀粥,能映出人来,中午是白开水。粥并不是无偿供应,需要每人每月交 5 斤玉米面和几元钱,学校再发给相应的饭票。

事情就出在交玉米面的时候。那天,我们同班几个同学一同去交伙食费,然后回来在油灯下上晚自习。突然,教导主任来了,把我们几个刚才去交伙食费的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声色俱厉地说: ” 刚才你们交伙食费时,食堂里丢了 20 斤饭票,你们谁偷的,赶紧交出来。 ” 没人敢吱声。

教导主任姓唐, 50 多岁,面黄、少胡须,平时总是阴郁着脸,不苟言笑,此时,他的脸愈发铁青。说: ” 现在交了,我们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我也不通知你们的家长,但是, ” 他的话愈发严厉起来, ” 如果让我查出来了,就开出学藉,送到派出所。 ”

那时,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是第一次远离母亲身边,听了教导主任的话,虽然那饭票不是我偷的,但也禁不住腿直打哆嗦,心里噤若寒蝉了。

这样的训话并无实质性的结果,于是,教导主任让每个人写下交伙食费的经过,并把自已的怀疑对象写出来。我把过程写了,但怀疑对象实在近似于无,于是就没写。

晚 上快下课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让班长把我叫到她的宿舍。班主任姓孙,是一个中年妇女,矮、胖、黑、腿短。并不是一般的胖,近似于一个球,走路不稳,左摇右 晃,我有时候怀疑她走路是一个人造的球安了两只脚。现在,去体育馆看球,见到那种穿着充气衣服的吉祥物,我就不自觉地想到她。

孙老师先是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一些知错改好的先进人物事迹,最后总结性地教育我, ”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改好了就是一个好孩子。 ” 然后她用极其期盼的眼光看着我。

好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是老师把我当成了那个偷饭票的 ” 贼 ” 。我那时是一个懦弱的农村少年,不善言辞,更没经历过类似场面。无端地被人猜疑让我面红耳赤,嘴也不利索起来,只是嗑嗑巴巴地反复说 ” 我没有偷饭票 ” 。

孙老师说: ” 那不是你,还能是谁?你是最后一个交伙食费的,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和你一同去交费的,有唐主任的儿子,有伙食科丘科长的两个侄子,还有某某、某某,他们学习又好,大部分人又都怀疑是你,你怎么解释? ”

我当时是又气又惊又怕,我木木地站在那,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眼泪不争气地 ” 哗哗 ” 流了下来,我大声为自己申诉,用农村常用的毒誓为自己辩白: ” 我没有偷饭票,如果是我偷的,让老天爷打雷劈死我。 ”

没有人听我的申诉。孙老师铁青着脸,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很是严厉,围着我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她期望能从我身体的变化发现蛛丝马迹。

最后,她一把扯下我穿的宽大的绿军装,亲自搜了起来。父亲的旧军装曾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衣服,我 13 岁时穿着,衣服的下摆能到膝盖。衣服在孙老师的突然袭击下,几个扣眼顿时被扯得敞开了嘴,衣扣被挣脱,急速地撞到镜子上,叮当有声。

搜查当然一无所获,除了我自已的那五斤粮票外,并无他物。孙老师似乎并不善罢干休,又让班长去搜我的书包、课桌和被窝,结果也可想而知。

但孙老师似乎认定了我是贼,让我站在她家的屋门外反醒。早春的夜晚还很有凉意,露水不断地打在我的身上,身上说不清是泪水、汗水,还是露水,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我抚摸着被老师扯坏了的衣服,不断地流着委屈的泪。

不知是我不停地抽泣声影响了她的休息,还是怕我被冻坏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她开了门,依然严厉地说,你回去吧,好好反醒反醒。

回到宿舍,屋里已是漆黑一片,三四十人住的屋子里,呼噜声、梦呓声、咬牙声响彻一片。我摸黑找到自己的床位,可那里还有我容身的地方,我的铺位早已被同学们 挤的严严实实。恐惧、委屈,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剩下的只有不停地哭,靠着床腿不知不觉流着眼泪睡了过去。当同学把我送回家时,我高 烧的眼前,只剩下虚幻的身影在晃动……

但我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我重新回到学校时,我的座位已被孙老师从第一排调到了最后一排,没有任何理由。最后一排,是三个人一张桌子,我夹在两个大出我三四 岁的同学中间,我坐直了,还没有他们的肩膀高。听课,我只能看到前面同学的后脑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 听课 ” 。有一次,一个老师竟然对我的两个同桌说,你 们俩不要离的这么远,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因为老师根本就没有发现中间还夹着我这么一个学生。这样的学习,我的成绩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我成了老师和同 学眼中品德不好的学生,学校里再有丢东西的时候,孙老师那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准会刺到我的身上……

从此我见了唐主任和孙老师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眼睛不敢瞅人,本不高的个子更加弓了身子塌了腰,路也不会走了,像老鼠见了天敌。从此,这种紧张的心态,这种姿势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乃至于影响到我的青年时代。

我 坐在最后一排,成了一个无老师管也无老师爱管的闲人。有一次,我悄悄从座位上溜了出去,竟然没人发现。从此,上课时,溜出教室,翻过学校的土墙,到野外抓 鱼、烧玉米吃成了我的专利。我有时踹倒一片正长着的小麦,躺在上面,闻着那种麦子的青香味,想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一个 13 岁的少年不该想,也想不明白的话题。

期末,我的成绩大幅下降,除了我喜欢的文史及格外,其他没有一样及格。孙老师教我的数学更是破天荒地得了 0 分,卷纸她连看都没看。也许她觉得判我这样一个学生的卷纸太浪费时间。

我决计不再上学。离开那所学校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偷偷地把一只死耗子挂在了孙老师家的屋门上。那个夜晚,我是睡得那么香甜,梦中多次梦到孙老师被耗子吓出的尖叫声,我自己不由地露出了一脸的坏笑。

感谢我的叔叔,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他相信我的清白。他把我带到他所在的县城,并托人把我送到了一所叫南关中学的学校。在这里,我遇上了后来影响我性格的几位热心的老师,并在这里交下了至今保持着长久友谊的几位同学。

但我的数学成绩却是从此一落千丈,并一厥不振,不得不改学文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孙老师那张苏打饼干一样的脸,那猛地一拽的动作,如同一道魔咒, 罩在了我头上。到了凡是人际关系中出现是非的时候,我就出现莫明其妙地紧张、忐忑、不安,对任何事都敏感、逃避、退缩。甚至于出席一些会议,做必要的发言 时,我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气颇大的杂志社做记者。工作起来还相当顺手,可当一家公安单位邀我去工作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转行了。同事们多有不解,只有我自己 知道,是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声音在说:警察是和小偷做对的,你从此可以不用做 ” 贼 ” 了。虽然今天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原谅那个伤害我的女老师, 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那伤痕像电影中鬼子烙红的铁块按在一个人的胸上,冒着焦糊的青烟,十几年后,仍令人战栗。

有几年,我喜欢去庙里和一些僧人交谈。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安宁,懂得了宽恕。一个有修行的师傅告诉我: ” 每经历一种创伤,就是一种成熟。一个人如果不能从 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你要宽恕他人,不论她有多坏,甚至她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 没有烦恼。 ” 当我想明白这一切后,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长久以来禁锢在头上的咒语消失了它的魔力,我变得轻松了。从那一天开始,我敢于在众人面前讲话了,遇到 是非不再无端地脸红了。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从内心里宽恕了我那个皮球一样的女老师,也希望她宽恕我年幼时的恶做剧。

后来,我在一所师范学院给大学生们座谈时,我把我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在为人师表时,能谨慎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少年时被烙下的负面情感,是难以简单地用时间的橡皮轻易擦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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