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1)

在克拉玛依唯一的一张照片

引子

“我们和华磊分配到‘那个地方’去了。”
这是1968年7月的一天,我的大学同学汪芳铭和桂宗烈一起去“安医”(安徽医学院)我女朋友家虞家,见到她时,说的第一句话。我已“不敢”去见她了。为了不“连累”她,打算和她分手。

那天我们正式地得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他们所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新疆克拉玛依市新疆石油管理局。说起克拉玛依,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可怕。克拉玛依虽很边远,但不少年轻人喜欢浪迹天涯,而且据说那里现在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当年的克拉玛依在中国人的心中却是另一种形象:那里就是戈壁滩,就是充军的地方。尽管,当时克拉玛依在人们的心中,也有某种浪漫的一面:一首好听的《克拉玛依之歌》几乎无人不晓。文革前,它那美妙的旋律和风趣的歌词,常常通过我自装的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伴着低音贝司回响在自制的大喇叭箱里:

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
到这里勒住马我了望过你
茫茫的戈壁像无边的火海
我赶紧转过脸
向别处走去

啊克拉玛依
我不愿意走进你
你没有草也没有水
连鸟儿也不飞
啊克拉玛依
我不愿意走进你
你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迹
啊克拉玛依
你这荒凉的土地
我转过脸向别处去
啊克拉玛依
我离开了你

今年我又赶着马群经过这里
遍野是绿树高楼红旗
密密的油井和无边的工地
我赶紧催着马
向克拉玛依跑去

我们无线电系系“革命领导小组”有个老师,听说了我们毕业分配方案有三个克拉玛依指标。在和同学聊天时,谈起这个头疼指标。他平伸出两只手臂,在身体两侧‍忽扇着,像乌儿拍翅膀一样,说道:这地方“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他的话加上动作,让八十多个同学不寒而栗,这三个指标“鹿死谁手”成了不少同学思想中的负担。

我,一个五年制安徽大学无线电系的毕业生,怎么会和同一届学石油的周永康一样,分配到石油部门呢?说起来,也和我“太能过了头”有关。

大学生涯

就从上大学说起吧。我们这一届是1961年入大学的。和我们一起入大学其它系的同学,四年后都于1965年毕业分配,参加工作,开始拿工资了。当然也有分配后带薪参加搞“四清”的。后来,文革爆发后,就有了“六五造反兵团”。我们多读了一年,却有了不同的人生。

我高中毕业于安徽科技学校。现在听上去像是一所中专。其实是隶属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的普通高中,旨在选拔人才,向科学院输送。

学校原打算从我们这一届截留好几十人,保送各大名校代培的。可是当时的“大跃进”已经破产,正如后来所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正在开始所谓“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上面不得不把保送的范围缩小到仅约十人,保送的学校由外地名校改为本地的学校:安徽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我和这十来个同学还算运气,虽然没上“清华”、“北大”,总算也有个大学上,而且专业不错,据说还带薪。当然,进校后就没有再提带薪这个事了。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谁还敢“理论”这件事。

苦就苦在那一批原拟保送而未能被保送的几十位同学。当决定不保送他们时,本科已经录取完毕。这些成绩也很优秀的同学大都进了各地区的“师专”。 当然,“英雄自有一片天”,我的这些同学在经历困难和拚博后,都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像成为安徽数学特级教师的薛凌和合肥中学名校长的林正泰。

我接到的录取通知是两张:一张是科学院安徽分院通知我保送代培;一张是来自安徽大学。通知我,将进入“毛主席亲笔题词命名、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任校长”的安徽大学。

我们无线电系是众人所羡慕的系,当年的全称是无线电电子学系。因为是在综合性大学里设系,所以就参照了“北大”的系和专业起名。连课程和教材也尽量向他们看齐。头两年不沾专业,全是数学和物理。别的工科无线电系只学“樊映川”的《高等数学》,我们学理科物理系的《高等数学》,学完了再读《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法》。别的工科无线电系只学工科统编的《普通物理》,我们学的是理科物理系的《普通物理学》,教材的作者是前苏联的福里斯和季莫列娃。学完了再读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为了说明基础扎实,恕我罗列这些课程)。

这样的基础打扎实了,才开始学专业基础课。首先是《电路理论》和《无线电技术基础》。两门教材都是翻译前苏联的。记得《无线电技术基础》的作者是哥诺洛夫斯基。接着才学《微波技术》、《脉冲与数字电路》、《电真空》、《半导体》、《发送与接收》……(为了说明我对专业的热爱,恕我罗列)我们的系主任是从上海复旦大学支援安徽的留德博士戚作均教授。他亲自给我们教授了《电路理论》和《无线电技术基础》。至今,他的胶东口音还时而环绕耳边或出现在梦境里。多年后我才知道戚老在我的婚事上是帮了大忙的。女朋友家虞的父亲和戚老认识,他们都是上海支援安徽的教授,又在民主党派里一起活动过。为了自己最喜欢女儿的终身大事,家虞父亲不顾身患心脏病走过田间小路,从安医来到安大戚作均教授家,对我进行过“秘密调查”。结果是正面的,才有了我的今天。

我在前四年的学习中,一直成绩优秀。而且也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除不时地参加一些演出,还一直是校足球队的队员。自二年级开始,经选举,就连任系学生会主席。1961年入学后,文教界有一段“修正主义回潮”,我们在礼堂里就亲自听到过陈毅元帅“大放厥词”的“右倾”言论。在我们一、二年级的时候搞过“优等生”评选,后来又改为“优秀生”评选。不管叫什么名字,其中的硬条件就是“全五分”(即各科成绩优秀,包括体育),再加上同学投票。在我的印象里,我是年级里唯一被连选上的。

“文革恋人”

1965年暑假后,正当我们进入第五年的专业学习和毕业实习时,我们被派往农村,参加了半年的“四清”运动。1966年的春节,我主动请缨在农村大队里留守。“四清”结束后,带着满身被跳蚤“袭击”的红斑回到学校。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就开始了。偌大的校园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安徽大学校园里

文革初期,没有比高校更“热闹”的了。一个“事件”接着另一个“事件”。党委书记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教授们穿着内裤就被从家中拖出,带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子游校。同学中分化了:一些同学积极“造反”,一些成了“老保”。我基本上处在中间状态。一方面是担心自己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苗子(还好,只是被一两张大字报提了一下),担心会不会像57年反右开始时那样“引蛇出洞”;另一方面,牵挂着父亲,父亲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又有行政职务,在机关里也难逃被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

安徽大学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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