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2)

几个月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都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成了“革命造反派”。不过又因观点不同,分成“P派”(1026夺权好个屁)和“G派”(夺权好极了)。我是“G派”的,在校内只是普通一员,连“红卫兵”都不够资格参加。后被派到社会上去,支援社会上“G派”的“革命”组织:“八二七战友兵团”。在那里认得了兄弟院校安徽农学院派去的家虞,她也是“G派”的。文革前,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我的普通话也不错。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八二七战友兵团”的宣传车上播稿件、呼口号,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朗读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之类。

家虞父亲是安徽医学院的教授。我们有相同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所以认识后很谈得来。谈起过去看过的电影、小说和熟悉的演员十分投机。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边走边谈,从合肥市中心走到“安农”、“安医”,到后来她坐上了我自行车的衣包架……。看到我“头头是道”地分析“当前形势”,她要我去做她父亲的工作,不要“站错了队”。因为她父亲当时是“P派”观点。渐渐地我们由“战友”成了恋人。到了1967年夏天,两派对立到武斗一触即发,我们也就成“逍遥派”了。

分配始末

1967年底到1968年初,随着文革无限期的延长,大家的厌战情绪越来越浓。嘴巴不敢说,起码心里是这么嘀咕的。中央也可能对学生失去了“兴趣”。毕业分配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据负责分配方案的省计委(省计划委员会,不是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我们无线电系毕业生的去向以省内各县为主。这个消息在号称“电五”(无线电系五年级)的同学中“炸开了锅”。

安徽大学无线电系在我们这一届以前,一共毕业了三届。所有学生几乎全部分配到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当时,只有这几个城市才有无线电工业或研究单位。到了我们这里,要分到本省的各县,“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电五”同学们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开始要造省计委的反。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派别的。

我们发扬“造反有理”的精神,去和省计委“理论”。记得,一次我们列队去了长江饭店,找到了省计委管我们分配方案的一个头头李某。我当时在造反派里什么也不是,但凭着过去的“底子”,也有时出头露面:整个队,呼个口号。为争取分配方案,我“义不容辞”地站在了前面,和李某“据理力争”。终于,省计委松口,同意我们联系分配去向,然后调整我们的分配方案。为此,组成了一个赴京5人小组。副校长韩托夫亲自带队出马。一名教师也在5人其中,他是当时系“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后来成了校“革委会”的头子。三个学生代表是各个班分别选出的。二班选了我,可能是因为我多年当学生干部,同学们觉得我比较“出趟”。

(插曲:若干年后我从新疆调回安徽。在家虞叔叔家里无意中说起李某。李某居然和叔叔有来往。因为叔叔是安徽的一个医学权威,认识不少干部,包括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叔叔后来和李某提起我当年分配到克拉玛依一事,李某说:“那怎么不找我”。现在只当是笑话了)

韩托夫,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干部处处长。有他出马,让我们在北京见了世面:带我们去过朱蕴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家,住进了高教部招待所。印象最深的是,带我们品尝了他酷爱的北京豆沙包子。他用广东口音把豆沙包子说成了“豆夏包及”。

在北京我们跑了一些部,也联系过科学院等处。当时政府部门大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没有一个部门立即给明确答复的。(但后来实际的分配方案里出现了北京、上海、天津和科学院的名额,仅天津就有十多个。可能都与这次联系有关)我们当时急了,就给其它可能与电子有关的部委打电话。石油部当时是军管单位,工作比较正常。我们去电话时,立即就叫我们前去洽谈。这一谈,麻烦就大喽!等我们回到学校,不久就听说,石油部一下子要我系毕业生二三十人。大庆最多,可能是十人。克拉玛依三人,玉门二人,还有山东胜利油田、陕西宝鸡等地。当时大庆和玉门离合肥约要坐一两天的火车,而克拉玛依则要三天四夜的火车,外加两天汽车。开头说到那个老师谈起克拉玛依的那个动作,以及为什么在同学们中有那么大的反响也就不奇怪了。

我当时并没有太担心被分配到克拉玛依去。更没有去活动争取分到“好”的单位。虽然我经常在同学中抛头露面出了不少“风头”,但决非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分配的紧要关头,我还是“依然故我”地沉缅于热恋之中,基本上不在学校里。对校内“如火如荼”的分配内幕全然不知。直到如今也蒙在鼓里。总之,我被分配到克拉玛依的理由,给我的印象是:我联系了石油部,“罪有应得”。分配到克拉玛依去的三人有两个共同特点:学习成绩都好,离当时“造反革命”的核心都远。


2006年在天津与维信相聚

四十多年后,一次我大学的挚友维信给我来电邮说:“同学们都记得当年你为大家作出的贡献。”维信是分配到天津去的。维信聪明好学、为人忠厚、踏实认真,在校成绩十分优秀。他不仅文笔好,还写着一手好字。好到了我常把他写的信当字帖来临摹。维信在天津成绩卓著,进入了“厅局级”序列。差一点像王兆国一样,被选拔到中央接班人梯队。还有一个同学当时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后来到美国留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定居美国。几十年后在电话里,他谦虚地对我说:“当年我分配去的地方应该是你去的。”

如今,我也定居加拿大、美国了,并且曾在当时辉煌一时的摩托罗拉公司,结合专业地,当了十年“Senior Engineer”。但,走过的路是多么漫长、曲折和艰辛哦……

大爱无疆

“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回到文章开头时的场景。我女朋友家虞,听到我分配到克拉玛依去后,就跑到我家来找我,安慰我。并给了我这句话。连我事先想好了的 “我们分手吧”还没来得及对她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是何等的“大爱”啊!就是这种“大爱”陪伴了我一生一世,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和向前的力量,让我们走到了现在。

家虞父母都是从上海来安徽的,但绝无一般人们所认为的上海人的“势利”。在这决定爱女一生命运的时刻,没有一句话来阻拦。连一句叫女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的话都没说。

我父母只能接受我即将远赴新疆的事实。父亲说:“孩子,去吧。”再多的话他也没说,也不能说了。他们多年来望子成龙、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作为的期盼,随着文革的到来早已成泡影。如今,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应付没完没了的“交代”没有人商量了,“检查”没有人帮着修改了……

我和家虞商量后,决定在我去新疆之前,立即结婚。原因不是现在的人立马可能会想到的未婚先孕。我们想的很简单:结了婚就可以用“照顾夫妻关系”为由,早点调到一起了。

“你可要好好想清楚了!”家虞到学校去开结婚介绍信,系秘书是这样告诫她的。系里怎么会想到:一个才二十出头的“教授千金”,一个不说是“校花”、也是一朵鲜花的她,却要和一个马上去新疆的人结婚。真是疯了。系总支书记还正惦记着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一个什么亲戚。

公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我们去合肥市西市区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婚纱、没有婚戒、没有鞭炮……;只有双方父母的祝福:悄悄地一起在家吃了一顿饭,母亲在蚊帐上贴了一个她自己剪的双喜。两个父亲正在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随时等着去被批斗、进“牛棚”……。真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结婚照是有的,一张在合肥长江饭店照相馆照的两寸黑白照片。照片中我的眼泡是肿的,明明是舍不得分别哭肿的。家虞非说,我本来就是单眼皮、肿眼泡。(如今出名的男影星可都是单眼皮哦。像三浦友和、濮存昕和佟大为。)家虞的眼睛本来就大,还有两个天然酒窝,配上两个短辫,显得格外清纯、娇美。只是照片中眉宇间带着一丝离别前的忧伤。(后来,当我在克拉玛依采油二厂子弟学校当“工宣队员”兼教师时,几个年轻的女教师看到了这张照片。都惊奇地问:“你爱人是文工团的吧?”似乎这张照片彻底粉碎了她们原来可能有的“幻想”。)

开赴边陲

就这样,在新婚仅两个星期后,我和同学汪芳铭、桂宗烈出发了。在蚌埠转车,挤上了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在站台上“大海航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乐曲中,心事重重地踏上了去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征程。

几天几夜的硬座,总算到达了。出站后的景象让我们很吃惊。文革中的乌鲁木齐比合肥和我们出发前去过的南京、上海、杭州要乱得多。没想到“红太阳”照耀下的“新疆好地方”会乱成这样。火车站广场上,半天看不到一辆公交车。说来就来一大串。要么不停,呼啸而过;要么停下,不等门关好开着就跑。我们开始还犹豫着。后来看看,不“奋不顾身”是上不去了,就硬挤上了一部车。我们都带着行李。我把一个带提手的像长面包一样的旅行包(如今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那种)夹在两条腿之间,站在车门口的台阶上。到了一个站,我就被推下了车。再回头上车,旅行包就不见了。我们三人刚到这个城市,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不知所措。只好去一个派出所报案。报案时,列出包里的东西,才知道损失是多么惨重:包里有毛衣、毛裤、在上海才买的“的确良”衬衫、还有其他大部分换洗衣服……。最主要的是结婚证书也在包里。我带着是为了证明已结婚,有朝一日争取“照顾夫妻关系”的。

一番周折,我们乘上了去克拉玛依的长途汽车。中间又在独山子停了一晚。这里有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大炼油厂。在这里遇到了安徽皖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分到克拉玛依的一对夫妇。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们两口子在克拉玛依的小日子过得不错。2009年,我回国在苏州见到了他们。他们辗转了不少地方,包括驻国外办事处。干了一辈子石油的他们,已经“富得淌油”了。

在独山子的招待所里,住的是像学生宿舍那样的上下铺。被子不晓得盖过多少人多少天了。第二天,就发现身上很痒。到了克拉玛依后,脱了衣服,才发现了几个号称“老母猪”的虱子。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和虱子“打交道”。以前下农村只是和跳蚤“斗争”过。从此以后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衣服都要用开水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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