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5)

逢场作戏

正当我在食堂忙乎时,厂里要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层层要推选代表。703队毫无争议地把我推上去了。我的材料当然很“生动”。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了采油工,尤其是还当过炊事员、喂过猪、赶过毛驴车。为写材料,我从“毛选”上找语录来“美化”自己是如何改造的。例如,选用了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来剖析自己。当时的风气就是:知识分子尽可能糟蹋自己,吹捧“工农兵”,这样来表示改造好了。分在输油队的汪芳铭,也被他们队选成代表。主要的事迹是搞了一个会奏“东方红”的设备:输油队每次输油打开开关后,一个唱机首先自动唱一遍“东方红”。当时没有磁带录音机,更没有可存MP3音乐的芯片。要用唱针唱片来自动实现这个功能,确实是不容易“滴”。可是汪芳铭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实现了突破,做成功了!当年的安徽大学无线电系“真不简单”,一下子培养、并向“反修前哨”输送了两个“学毛著积极分子”!

其实当时我和芳铭也就是“逢场作戏”,丝毫没有头脑发热。我们私下讨论:这可不能吹大了;如果在这里“红”了,我们就不可能结合专业搞无线电,更不可能调回去了。这样,我就在厂一级停了步;芳铭可能还上了一级,去开会、登了报。当时我们如果有政治野心,再加上学会“来事”,说不定就此爬上去,进入“政界”了。不过那不是我和芳铭的本性。

为人师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高升”了。70年下半年,根据当时的形势,厂里要向子弟学校派“工宣队”(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突然通知我作为工宣队员调到学校。我当时是工人编制,作为工宣队员也未尝不可。其实,厂里有他们的小算盘:名义上是工宣队,实际上是叫我们去教书。厂子弟学校那么多职工的子女,包括各级领导的子女;何尝不想找正宗的大学毕业生去教他们的孩子。采油二厂子弟学校其实是一个带帽子的小学。我去后就到初中部教物理,还教体育和音乐;并兼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物理和体育都不是问题,音乐有点麻烦。音乐其实就是教唱歌。老歌是不能唱的,都是“封资修”;必须唱“革命”的新歌。我从报纸上,找到了当时最新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红旗渠》的插曲,歌名是《定叫山河换新装》。这首歌因其旋律优美激昂,得以在全国广为传唱,成为那个年代群众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合唱曲目。当年,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对国际友人说,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我把简谱和歌词用大字抄在大纸上,钉到教室的黑板前,一句句地教唱:

劈开太行山
漳河穿山来
林县人们多壮志
誓把河山重安排

心中升起红太阳
千军万马战太行
毛泽东思想来统帅
定叫山河换新装

我不会乐器,只能用嘴一句一句教唱。先教歌谱,再教歌词。我唱一句,学生唱一句。大家一身是劲,一堂课下来,我和学生都唱得口干舌燥。说来,我的这点音乐才能还是家虞“开发”的。在那当“逍遥派”的日子里,我手抄了一个歌本;在家虞的指点下,我“通读”自学了一本《简谱教程》。学完后,我上下拍着腿,也能学唱新歌了。当时《长征组歌》是我的最爱。最喜欢用那“浑厚的男低音”唱上一曲: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魂牵梦绕       

在克拉玛依的三年里,我回了三次家。所以在新疆的“高工资”都“铺”了铁路。第一次是去克拉玛依不到半年。想家想得实在憋不住了,于是请事假回去(不发工资)。为了节省时间,我从克拉玛依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原本两天的汽车,乘飞机仅两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是一架安-2型的小飞机,仅可容纳乘客十来人。由于飞机在空中颠簸太大,我晕机吐得死去活来。从此再也不敢乘这种飞机了。家虞那时已经分配,分到淮北五河县沫河口三铺农技学校。从蚌埠市坐船一两个小时,下船后还要步行十几里路。五河、泗县和灵璧当时因为生活艰苦被称作为“540高地”。

第二次是去新疆一年以后的1969年下半年。我是请探亲假回去的。(新疆石油管理局规定:职工两年一次探亲假。满一年就可请第一次探亲假,以后要过两个年头。)到家时,我父亲刚好和一批“牛鬼蛇神”、“走资派”从安徽全椒农村劳动回来。当时六十岁的他已经重病在身,在农村滚稻草、睡地铺,还要劳动。父亲早在1954年就被整。由于生性耿直,审讯时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也不乱咬别人;结果被冤狱一百多天。在大牢里,还要像牲口一样,干推磨之类的重活。当时就患上了肺结核和胸膜炎,差一点送命。后来总算幸运,上面发现是冤枉他了,告知无罪,并把他送到南京鼓楼工人医院治疗。病好以后颇受重用。从此父亲就一直认为“共产党好,不冤枉好人”。所以“反右”这关就过来了。没想到“文革”这关过不去了。由于身上残留的结核菌顽固,加上在全椒农村劳动干活劳累,他的左臂肘关节患上了骨结核,流脓不止。那时,看到他又瘦又黑,肺功能不好,经常哮喘不止,我心里难过极了。

岳父大人那时日子也不好过,正在凤台县马店劳动;岳母则下放“540高地”的灵璧县。在我回去探亲期间,和家虞辗转前往凤台去探望了岳父。当时安徽医学院的教授们住的是农村学校学生的教室。一间教室里放满了上下铺的床,中间勉强能侧着身子走。据说他们从合肥开赴这里时,行李都放在架子车上,由身体好一点的教授步行百里多拉去的。其中就有文革前安徽省唯一的体育教授,后来成了我岳父亲家的马凤阁教授。岳父身患心脏病,心房纤颤经常发作;而且眼睛高度近视,生活不能自理,连剪指甲都看不见。家虞含泪帮父亲剪了手指甲,又剪了脚指甲。监督他们的工宣队怎么也不理解: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为什么和父母那么亲。

团聚是幸福的,但也是短暂的,我们又要面临漫长的离别。光明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太飘渺了。我们在蚌埠市分别,从那里家虞要乘船去五河,我即将登上去新疆的火车。离别前夜,我们相拥在一间小旅馆里,几乎一夜未眠。家虞说:“这次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们就取名‘离儿’吧。”

初为人父

1970年夏末,“离儿”诞生了。孩子并没有真叫这个名字。毕竟“离”字太不吉利了:不是用于“离别”,就是用于“离婚”。家虞先是挺着肚子,后是带着孩子,奔波于合肥与五河农村之间,其艰辛可想而知。在三铺农技学校,住的是一间简陋宿舍,四处通风。冬天家里结冰不说,晚上门还经常吱吱作响;不知是风吹的,还是有邪念之人所为。听说了这些,我在克拉玛依只能干着急,度日如年地过了好几个月。1971年刚过元旦,我离上次请探亲假已经过了两个年头,得知我可以请第二次探亲假时,我立即便请了探亲假。终于见到了已经四五个月的女儿。看着孩子那张小脸,我酸甜苦辣齐聚心头……

当然这次回去不能只顾儿女情长,主要任务是要让调动实现“突破”。父亲那时已被“解放”,处境已经好一些了。我帮父亲给单位写了报告,要求把我调回合肥。理由是身患重病、身边没有子女。单位批上了“情况属实”。我们知道,这种报告只能是给后续的努力提供原由而已;如果没有省里的人事主管部门出面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只有靠家虞叔叔的关系了。他亲自带我去找了当时已“解放”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好多趟。最后通过省民劳局(全称是“民政劳动局”)在有关报告上批了字:“同意联系接收”。

带着能调回安徽的一线希望,我和家虞又要分别了。这次我们的小家已经是三个人了。我在去新疆前,要把她们母女两人送到沫河口三铺。从蚌埠去沫河口的船,每天只有清晨一班。头晚,我们住在蚌埠卫校家虞表姐的宿舍里;家虞表姐当时下放,宿舍空着。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为了不挤着孩子,我的半个身子在床外,这样熬了一晚。第二天天不亮,就爬起来乘船。在沫河口下船后,走的十几里路就更艰苦了。我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给孩子用的小藤床。家虞抱着孩子跟着走。走得累急了,就把小藤床放在土路上推上一段。但路不好,小藤床也只是竹藤结构,经不起一直推下去,只好又换成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熬到了三铺学校。两天后,我回新疆。先要去蚌埠,又经历了一场大雪。从三铺到沫河口的茫茫淮北雪原上,我留下了无数深深的脚印,几次差点埋在雪坑里。但,这一切和家虞所要面对的生活,简直不足挂齿……

心想事成

当新疆石油管理局收到“商调函”后不久,厂劳资科就通知我说:“你可以调回安徽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他们以往没有处理过这种既跨地区、又跨行业的调动;把“商调函”作为“调令”来处理了。不过,厂里有个条件:希望我在学校多干些日子再走。几个月后,厂里没有失信,没等我去催问,就通知我办理了调动手续。

我在采油二厂子弟学校的时间不长,但和学校的师生们相处得很融洽。要调动离开的消息引起了“感情波澜”。我兼副班主任的那个班给我开了欢送会。欢送会上,全班学生哭作一团,包括班里维吾尔族的“巴郎仔”,我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真让我体会到了:人间处处有真情。

1971年6月,我告别了新疆克拉玛依,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安徽。但由于我调动手续不全,安徽省民劳局差一点把我打回新疆去,限定我立即找到接收单位。在联系接收单位时,因安徽大学军代表作梗,我回不成母校无线电系;又因为有“港台关系”,也去不成安徽省电视台。最后,还是家虞叔叔出面,省民劳局总算把我安排到淮南市化工机械厂,去做电工。于是,我开始了又一轮的蹉跎岁月……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听到或唱起《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时,都会感到亲切和激动。

后记:

我调回安徽后,听说徐蜡林师傅在一次武斗中死了。没想到徐师傅没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却倒在同是工人阶级自己弟兄的枪下或乱棍中。是谁作下的孽?

1975年母校无线电系终于把我招回。力主把我调回的是文革中曾“靠边站”的张健书记(她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安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张行言的夫人)和戚作均教授等一些老师们。

1974年底,父亲病重去世。享年仅六十五岁。死于肺功能衰竭引起的肺心病。没等到儿子回安徽大学无线电系搞上专业。也没等到“四人帮”倒台。

1980年初,岳父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也仅六十五岁。没等到爱女家虞调到合肥身边,也没等到1984年我赴美国进修。更没等到他最喜欢的外孙女“离儿”1994年去美国读硕士。

同赴克拉玛依的同学汪芳铭在我之后调回安徽,但比我先去安徽大学无线电系任教。后来移民加拿大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如今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两家仅相距五分钟车程。自1961年我们开始同学算起,我们有五十多年的患难之交,实属难得。

无线电系“克拉玛依三剑客”之一的桂宗烈,後也调回了安徽。不久死于一次意外。我和芳铭十分为他惋惜、为他悲痛。相聚在克拉玛依白碱滩厂部的情景历历在目……(完)

2009年去安徽大学看望张健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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