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怎样“炼成”的(2)

转机的出现

随着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母校的师资严重不足,安大无线电系领导和老师们再次开始争取把我调回去任教。(如果不是“军代表”的反对,1971年我可能就调去了。)1975年,我终于回到安大任教。长达十年“不学无术”的我,此时已经三十出头,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回校后,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自身的学业已荒废,而且无线电技术早已进入半导体时代,面对的是数字化、集成电路、微电子学。教学的对象是“工农兵”学员。深浅难以掌握:教深了,小学水平的学生“发晕”;教浅了,高中学历的“老三届”“吃不饱”、有意见。为此,我和同事芳铭合作编写了一套从PN结、三极管、放大器到收音机线路的教材。在努力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在学校里,学习的条件好多了。我始终利用学校里的学习条件,兼顾着学习英语。

1976年,随着毛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人民看到了希望;否极泰来,风鹏正举。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英语学习的春天真正到来了。“饮水不忘掘井人”,每当人们评论邓小平的功过是非时,我都要说上一句:“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1977年前后,国家开始选派科技人员出国。首批全国只派出了五十多人,以后逐渐扩大。安大决定每系选派一人候选。无线电系由系主任戚作均、副主任汪炳权主持了这项工作。经自愿报名、专业和外语考试,我被选上。不久,就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参加了一次口语考试。当时口语考试很简单,就是念一篇短文,再根据短文问几个问题。我念的短文选自《新概念英语 》第二册。文章虽很短不难读(天知道我念成了什么样子!),但回答问题却出了“洋相”。可能是问我妻子是干什么的,我把wife听成是wolf,愣了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可见当时的水平之低,尤其是听力和口语。这次选拔,安大几乎是“全军覆没”,可能仅物理系的陈俊入选。陈俊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文革期间坚持“地下工作”,英语没有丢掉。不久就被派出,去了美国。

人生难得几回博

不久,学校开办了脱产英语学习班。全校仅开快慢两班,每班十余人,包括安徽医学院派来的四、五个人。我被分在快班。从此开始了系统的英语学习。我常感叹到:我之所以走到现在,受益于在安徽大学这块土壤。当然,当时这里并不是尽如人意,尤其是教师的待遇,更何况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根基和人脉的“少壮派”教师的生活条件。

当时妻子家虞仍在长丰县朱巷的一个农村中学,两个孩子已经快到上学的年龄;所以一段时间由我带着他们。孩子分别在安大上幼儿园和小学。开始我们还和别人合住一间房,后来好不容易在集体宿舍201楼找了一间房来栖身。我的房门对着楼梯口和楼门,是人们进出大门和上下楼梯的必经之地。大门常年开着,甚至一扇门已被下掉。房门的斜对面就是公共盥洗间(含公共厕所)。厕所的化粪池就在楼“大门”旁边。每天光顾这里来捞粪的城郊农民“前仆后继”、“ 络绎不绝 ”。门前空气中充斥的气味就可想而知了。我房间顶上的二楼住的是校机械厂的“工人阶级”。不管什么水都从窗口泼出;我们在其楼下,被迫“承担其后果”。

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我有个烧蜂窝煤的炉子,自己烧饭。和电视里看到的筒子楼无异,白天炉子就放在门口,烧饭、炒菜。晚上怕人偷,就把煤炉拎回房间里来。我们早上起来总是觉得嗓子发干,不知吸进了多少致癌物。后来附近几个住家商定,晚上都把煤炉都锁在公共厕所里了(每一家都配了一把钥匙)。在这18平方米的蜗居里,我们顽强地活着、奋斗着……

父亲在我调回安大之前的1974年去世,享年仅六十五岁。死于肺功能衰竭,病的起因是解放初期一次“运动”中被整冤狱一百多天的酷役,再加上文革中受到的折磨。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我说:“华磊,好孩子,聪明啊……”父亲临终前的鼓励,总是在我耳边回响。我时时告诫自己:要坚强、要勤奋。我尽可能抓紧一切时间搞业务,搞英语。并按古人所云:“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甚至在炒菜的时候,我的单词本也是不离手的。一次一不留神,竟把抹布当成是菜,丢到了锅里。后来,这件事成了孩子写作文的素材。

脱产英语快班采用《Essential English基础英语》为精读教材。这套教材在英语教材中一直广受推崇。文革后,大专院校的研究生院和业余英语夜校,用 Essential English作教材的也很多,后来才逐渐被新概念英语和其它教材取代。听力教材是《The Man Who Escaped 逃跑的人》,情节曲折、声调生动,至今都还有印象。另外还有口语课、语法课和穿插的一些考试。几个月的脱产英语学习给我以后的英语提高打下了基础。

接着新的教学任务落到我头上。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1978级)本科的《电路、信号与系统》一课的主讲由我担任。课程于1979年9月开始,为时一年。这门课涵盖了我们当初上大学时,系主任戚作均教授亲自教授的《电路理论》和《无线电技术基础》两门课的大部分内容。由于教材体系由苏联转向美国,又添了不少《信号与系统》的理论,涉及微积分、傅氏和拉氏变换、卷积等高等数学,对我无疑是很大的挑战。调回安大后,我就开始恢复数学知识的努力了,除自己复习外,我有时也去旁听学生的课。为了即将来临的授课,我利用七八两月的暑假,把南京工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编写出版的新教材认真通读了一遍,作了笔记。带着问题去南京向作者请教,包括商榷教材中可能有误的地方。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家四口睡觉时,总是排成一排躺下,用家里唯一的家电,一个小电扇(用粗铁丝做支架的那种),向躺下的一家人身体的垂直方向吹过。201楼的这间18平方既是我们四个人的卧室和书房,又是餐厅和厨房,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一样不少。由于房间的位置不好,不知多少东西“不翼而飞”,包括:雨伞、放在门口煤炉上的水壶、晒在室外的衣服、甚至女儿最喜欢的下蛋母鸡。家里实在太拥挤,我每天上午照例到201楼外树荫下学上几个小时英语;一个方凳当成桌子,坐就坐在更小的小板凳上。还带上一大茶缸水和一个湿毛巾,毛巾用来降温和擦汗。坐累了就来回踱步,背背单词。真有点到了“闻鸡起舞奏晨曲,悬梁刺股伴灯黄”的境界了。

1984年在密苏里州首府

这样的生活,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身在江湖”的我们并没有沮丧,因为我“从克拉玛依戈壁滩走来”,家虞“从淮北540高地(安徽淮北的五河、泗县和灵璧,她初次分配工作过的乡村学校在五河)走来”。

生活虽艰苦,但有时还充满乐趣。夏天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两个孩子去安徽医学院游泳池或安大池塘里游泳;我们做的航模小飞机也在安大校园里“翱翔”过;每周六晚坐在安大水泥球场银幕的反面看露天电影也少不了我们;周日常去奶奶、公公和阿婆家打打牙祭,享受天伦之乐;偶尔也会骑车一前一后带上两个孩子去看场演出。玩归玩,早上睡懒觉是不允许的。我对孩子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起床是没有前途的。”早上起来了就要念会儿英语。要让他们从小就懂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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