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劲泰访谈(1)

我们约在了北京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附近见面,离声名显著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更是近在咫尺。周围繁华而整洁,不远处的中国美术馆门口已经开始有人排队,我们在一家宾馆楼下的高档茶馆里,临窗而坐,很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意境……

   在我刚到北京参加的一次知青座谈会上,我就注意到他,他有着一般知青身上所少见的学者风度,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身材保养良好,说话不紧不慢,话语中透着一种坚定和自信,侃侃而谈的同时不失温文尔雅……

安娜: 这里的环境真好,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梁劲泰:本来应该请你去家里谈,但家里面有一个老人,95岁了,不方便,所以也就没考虑在家里了,好在这里离家很近,交通也方便。

这里原来是科学院社会学部的地方,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你看那个红门后面有一个两层的楼,我考证当年袁世凯就住在这里。最早这个地方属于法源寺,法源寺很大,有西院和东院,东院就是这个地方。袁世凯住在这个地方,它的好处在哪里呢?首先是离紫禁城很近,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住在这周围。所以李敖写法源寺写错了,它不可能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它一定是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王府井为什么火?就是因为东华门以前有个规矩,东华门以内汉人是不能进的,所以东华门外就是一个学者、官商、太监,所有各类人物交汇的地方,就在这王府井,各种交易都在这里进行,所以王府井当时就火在这个地方。

   安娜:您原来在哪个中学上的?

   梁劲泰:日坛中学。

   安娜:您祖籍是北京的吗?

梁劲泰:不是,老家是广东的。但我是在北京生的,中间又在广东上过小学,中学以后都在北京上的。那个时候学制比较乱,现在都是秋季升学,全世界大概都是统一的,但当时北京的学制改成冬季升学,跟年度是统一的,所以学制很乱。我按理说应该是1968年上的初中,1971年初中毕业,1969年我随父母去了两年湖南干校,这样高中又延了两年,到高中毕业已经是1975年的年底了,1976年初就到延安地区延安县河庄坪公社小沟大队插队了。

我印象很深刻,是1976年4月份,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北京刚好发生了很有名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1979年考大学从延安乡下走的,中间在农村待了三年多,所以我们这些人,跟那些老插队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安娜:怎么当赤脚医生的呢?

梁劲泰:当时当赤脚医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要从前面开始捋了,北京是1973年还是1972年我忘了,中学都不读书了,大学也不办了,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初高中要进行教学改革,教育改革,学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实践出真知,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里面来的,不是从书本里面来的。当然他这个实践出真知也没有什么错误,关键是他把知识和实践对立起来了,这个到现在也没有人去好好的理清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作为当学者的,也很困惑。

当时教育这样一改变以后,很多高中就开始结合实践,现在应该叫开拓、拓展班,当时叫学工班、学农班。这种学工、学农班在高中的时候就开设了一些,根据学校自己的情况,学一些木匠,学一些农业机械,还学一些所谓机械知识,就是直接和应用有关系的,有点把职业教育的东西放到高中里面。当时我们那个学校也是一个教育改革试点学校,我们班主任老师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本来他也是要去下乡的,因为他有老母亲,就不愿意下乡,留在城市里到高中当老师了,因为他是医科大学毕业教生物的老师,所以他对医学很内行,结果在他的倡导之下,把我们那个班,改成一个学医班,除了高中的一些基本课程之外,主要学医。

当时高中的课程被大大压缩了,都很简化,包括三角函数,求证之类的,都给压缩了。这样课程压缩之后,大量的教学时间就变成所谓的实践课,所以我们就到医院学习。因为当时没有大学了,大学还没有恢复,医院里面基本都是青黄不接,我们一去以后,当时学习环境还挺好,一个人跟一个大夫,大夫们也很热情,现在的实习医生未必能做的事情我们当时也能做。当时的大夫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受压抑的,请他们讲课,他们都是免费给我们讲。当时他们给我们讲的一些事情,我到现在印象都是很深的,那些医生都特别严谨。

比如来了一个痔疮病人,他说你去看一下,我说行,他说你准确的告诉我这个病人痔疮是几度,是一度还是二度?我就告诉他,他说你再告诉我它在哪个位置,是表盘几点几分的位置?我只好又去看,他不断的督促你,你必须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那么一年左右,跟着这个老师,有时也跟医院里的其他大夫,大概就是学针灸,内科,外科,一些基本的常见病的知识,当时我觉得还挺有收益的。尤其当时医生很认真的精神,确实让我们觉得特别受启发。

   安娜:在北京城里?

梁劲泰:就在城里,二龙路医院。因为我们是中学生,而且都没有见过这些病人,第一次看见病人都很难受的,医生他不管你,你就得认认真真的,不能因为你没有见过或者是第一次接触,就感到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挺好的基础,1976年下乡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成了赤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赤脚医生在当时农村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受重视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有很多: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啊,红卫兵啊,上山下乡啊,其中赤脚医生就是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中的一个。而且当时不断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可否定,那时候已经有点问题了,不可否定的是说它产生很多新生事物,之一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为什么会有?又得回溯到一个敏感问题,毛泽东有一个所谓626指示,这个626指示是1965年发生的,当时意思就是说卫生部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不改善劳动人民的缺医少药,干脆改成才子佳人部等等,说他们将卫生工作都放在城市,不如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一来,很多医务人员就必须到农村去工作,包括我们的老师,他医科大学的,他应要按照这个到农村去,但他不愿意去,就留在城里当了老师。当然也有好处,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知识。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下到农村以后,当时每一个大队,就是一个自然村,必须要有一个赤脚医生。象几个重要的人员,如兽医、接生员、赤脚医生,按要求这些都是要配备的,但是这些人是不能脱产,要跟所有人一样,都是要下地干活,当然你可以在离村里近的地方干活。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配齐的,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是一人兼任好几个职务。我没有当过接生员,因为我们那儿有接生员,兽医倒是有时候兼着干一点,谁家的猪发烧了,要过去给猪打针,耳朵后面打针,很有意思。

   赤脚医生作为一个体制,当时也有一些培训,一年下来做一、二次培训,集中开一些会,传达一些精神,同时做一些短期的医疗培训,这些也还是有的。

   安娜:做赤脚医生以后,您一共参加过几次培训?

梁劲泰:没有,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培训。我知道有这个培训,但是没有轮到我。我知道当时有些地方是有这种赤脚医生的培训,它的经费来源主要就是合作医疗,我们现在也没有搞清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我觉得它是失败的。为什么是失败的呢?你从村子里面每个人收一定的费用,来作为医疗基金,你收的多了大家肯定交不起,收的少了肯定不管用,这样靠一个村子的力量做合作医疗,而且又是所谓自愿的,肯定行不通。后来果然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在当时来说,这种合作医疗必须有一些补助的渠道,比如知青在的地方,有一些政策倾向,这样下面的卫生站才可能会得到一些支持,拨一些钱、药,才可能维持。

延安当地为什么对去陕北的北京知青比较热情,因为北京每年都给老区很多捐助,知青在的地方还可以得到一些药品,这里很多都是北京支援的。北京的知青与延安之所以保持很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北京和延安之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是1973年的时候,周恩来有一次回延安,当时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待了13年,意思就是说毛泽东应该回来看一看。毛泽东50年代、60年代到过河南,甚至到过西安,就是没有回延安,究竟他为什么没有回延安?谁也不知道。但是1973年6月9日周恩来回去了一次,虽然只待了22个小时,但在当地还是非常的轰动,而且周恩来说我就是代表毛泽东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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