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王桂珍访谈(1)

她被中国媒体称之为“赤脚医生第一人”,也是我这次最希望找到的人,但是直到我到了上海,都无法联系到她。

她生长的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大沟村已经不复存在,被繁华的上海浦东新区所替代。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人们几乎将这位与中国赤脚医生有着紧密关系的人遗忘。如果说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部长汇报工作时的怒言:“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即“六二六”指示,做为中国赤脚医生的开端。那么,毛泽东在1968年9月14日对《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上的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则是第一次将“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定义出来,从而掀起了中国大规模的赤脚医生运动,而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她。

从此她的名字广为人知,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春苗》,即是以她为原型所拍摄的故事片,使她从一个普通农村女青年,以赤脚医生第一人而受到重视和重用,曾一度被调到中央担任副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她被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我自己和我在上海的朋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没能找到能联系到她的方法……如果不是到浦东偶然地参加了一次上海知青的聚会,如果不是偶然地询问了一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她又正好是她家的近邻,我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她错过:她居然就住在离我们聚会处不到二千米的地方!

当我们把她从午睡中叫醒时,一位健康、热情、亲切的老人出现在一幢典型的上海郊区农户的门口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安娜:您是怎么开始学医,做赤脚医生的?
   王桂珍:我开始学医的时候是1965年下半年,当时江镇公社要办一个医学培训班,培养农村自己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条件是要“根红苗正”的,就是要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你们美国人可能不懂这些。那时学赤脚医生的时候,每个大队只出一名,每个被选上的人都觉得很荣光,要抽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定要好而且进步。我因为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和卫生员,思想比较上进,所以就被派去参加学习了。

   安娜:那个班有多少人?培训多长时间?

王桂珍:有28个人,全公社的,学习了4个月左右。课安排得特别多,要修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课,但我只上过小学,有相当的难度。比方那些化学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我们住在公社卫生院,学习之余,就到各村让每家人家往井水里加漂白粉,消毒预防疾病。

安娜:据说“赤脚医生”这个词是从您开始的?

王桂珍:我们这里都是种水稻,所以都赤着脚下地,我下地时和大家一样,只是多背了一个药箱,和以前那些在医院里的医生不一样,农民说话也不讲究,所以他们都喊我赤脚的医生,就这么叫开了,被记者写进文章里了。

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我们家很穷很穷。我家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上面死掉了三个,都是破伤风死掉的,接生不讲卫生嘛。我妈妈是十几岁生的小孩,那时候她自己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农村蛮苦的,我妈妈嫁给我后来这个爸爸,他的妻子是小产流血死掉的。我妈妈嫁到这个村的时候,年轻人很少,所以嫁给一个结过婚的,生不生小孩无所谓。我妈妈嫁过来的时候,我的大哥两岁,后来又生了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哥哥五岁的时候生病死了,另外两个哥哥得破伤风死掉了。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我妈妈还能生小孩,因为是她自己给自己接生的,没人知道。邻居问我哥哥是不是又生了个弟弟,哥哥说,不是,是个妹妹,所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

做赤脚医生后,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做好,为老百姓服务,我会想起我妈妈因为缺医少药,受了很多苦难。我们做赤脚医生的尽管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但每家人家的病人都需要我们。

安娜:在乡下行医应该很辛苦,您是怎么坚持的?
   王桂珍:这就要靠毅力。比如村里有个老人家从不洗澡,她头发长得很,身上很脏的……我就帮她洗澡,帮她把头发剪掉,那身上的虱子特别多,农村人不洗澡嘛。我当时想,如果我娘也是这样,我也必须这样做。对于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病时一方面照顾,体贴,关心,还要象亲生子女一样哄好他们。
   记得有一位阿嫂,大便拉不出来,她就叫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药少嘛,我就用手帮她抠出来,一下一下挖出来。
   安娜:那时您多大?
   王桂珍: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大便挖出来后,阿嫂不停地感谢。那时候,我真的一点不计较,不怕大便,就是想帮她抠出来。你想一想,假如是我几天拉不出来大便,是老痛苦的,我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减轻病人的痛苦。因为当时缺医少药,所以后来就开始种草药,有时候用中草药给病人看病,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药。比如用蒲公英清热解毒,干农活手肿的时候,把草药洗干净,贴上去,特别是对无名肿毒,象一个中药贴,我自己脚肿的时候也用。我们讲,草药不吃是苦的,吃了就是个宝,还有车前草也是清热解毒的。
   安娜:您是怎么学会种草药的?
   王桂珍:以前在公社卫生院老师上课教过我们,我记下来了。老师讲每种草药治什么病,我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就都用上了。

老师教我们学针灸的时候,让我们先在卷起来的报纸上试验,再用胳膊去试。通常学医要学几年,我们当赤脚医生只学了四个月,所以理论是没办法跟人家比的。比如有人牙痛,我先在我身上扎了给你看,然后再给病人扎,病人扎了就不疼了。所以我们是在自己身上练,是靠实践经验。

在农村老百姓需要医病的时候,到哪里去找正规的医生?那时候不可能,没钱,一般的病只能找我们,不要他们的钱。我们靠的是丰富的临床经验,比如有一个烫伤的病人,我去了之后,我们没有医院才备的烫伤膏之类的药,怎么办?我叫他家人去拿米粉,然后用米粉盖在上面,很快就不疼了。这是民间的偏方,实践证明这个土办法是蛮好的,特别是刚烫的时候,捂上去很好。在我们农村,经常会被蜈蜙咬,伤口有酸性,我就用洋葱捣碎,把洋葱汁儿敷在伤口上,这些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

我们在学医的时候,老师经常强调要理论联系实践。比如有一个病人是风湿性心脏病,老师会让病人先讲发病原因和状况,然后老师会讲怎样判断病情和用药,然后再叫我们用听诊器去听老师讲的判断特征,理论联系实际。别人要在医学院学书本知识几年,而我们在实践中学,我们一共学了四个月,四个月后就直接回大队看病了。我一边劳动一边看病,跟老百姓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谁有毛病就叫我,我立刻就能过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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