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災難警惕動亂

本报专栏作者:龐林

前言:善意警告;自認無法接受殘忍暴慄文字者,本篇請跳過。

說明:本文敘述歷史災難,含轉載趙英蘭教授著作,悲慘實景描述,瀋陽出版社「民國生活掠影」141p ~ 146p;章文《回顧民國災荒》同書「民國災荒、災民與賑災」災民痛苦。關心祖先故居地曾經發生的悲難,是人類高尚情感。這些災難並不是人民想要的,在赤縣神州也不是偶而發生,改革開放前還有全家只有一條破長褲,輪流穿著出門,據說二十年前還有人肉包子;造成這現象,許多人有責任,現在人民政府總算穩住了,應該珍惜並維護這成就。民主要依文化水平調整層次,參考前鑑,如果新撒旦無事生非,假藉民主顛覆民生成果,悲劇還會發生。穩住民生比民主重要,我們用歷史回顧說明文旨。

泛紅學者描述災難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是老百姓最大福址。農業國農民在土地上辛勤勞作,生生不息,最盼的是豐收年景,最怕的是災荒連年,最苦的是流離失所,最怨的是生不逢時,最難的是自救無門。災荒引發災難,災民痛苦無盡,逃。一場水災,一場旱災,一次強震,一次疫症,足以使災區的人們房屋坍塌、百業凋蹶、青黃不接,餓殍橫野。面對洪水滔滔、面對赤地千里,面對殘垣斷壁,面對滿目蒼痍,災民們想的只有〝逃〞字,雖然有割不斷的鄉情,雖然有理還亂的愁緒,雖然茫茫天涯,不知何為歸期,但在頑災逞能之時,〝逃〞只能是惟一的選擇。

1931年1月19日,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報告:關中一帶及渭北各縣有兩百餘萬人飢荒餓死;慘絕塵寰,期間婦女及小孩被賣出四十餘萬人。陝西前年度曾連續旱災三年;全中國,因旱災、風災、雪災、雹災、蝗害、鼠災、瘟災,尤其是兵災等災難,相等三年多時間非自然死因,當時粗略統計,死亡人數超過一千萬人(1926至29年)。屬人為兵災最不值得,死亡數字陝西最大也最悲慟。唐朝懿宗時代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劉允章《國有九破》、《五去》、《八苦》全部在民國輪番出現。

怎樣逃亡啊!1928 至1930年大荒,「在破敗蕭索的村鎮邊,在塵土飛揚的官道上,到處流動著這樣的人群:赤身的孩子,襤褸的婦女,男人們背著或挑著破鍋爛絮麻袋水桶,無精打采地向前跋涉。」(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第187頁)由於信息不暢,農民逃離是盲目的,往往從一個災區逃到了另一個災區,失望和無奈可想而知;又由于交通不暢,災民挪步前行根本到不了目的地,而亡魂天涯。有幸能夠乘車逃離災區,情形也不容樂觀。由于交通阻塞,兵運繁忙,「候車的災民席地露天地長期困在車站附近的空場上,行李被騙走,婦女被拐賣,青壯年被誘去當兵為匪,老弱成批地罹病死亡。」(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登上火車的災民,每一節露天車皮塞得滿滿的,沿途缺少衣被,只能喝髒水冷水。更糟糕的是,火車總是延期抵達,災民在車上只能〝食草度命〞(天津《大公報》1929年6月9日)即使這樣,還有更多的災民〝鬻鍋賣灶,傾篋倒筐,赴路候命〞(《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2卷,第63頁),企盼逃離。更令人揪心的是,逃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災民,往往被認為有碍黨國觀瞻,所以面臨的處境:不是十日內離境,押出境,就是資遣回籍或強制驅逐出境(《河南各縣災情狀況》)。

民國後,中國農村農民離村現象越發引人注目,一貫〝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所以在這個時期大規模踏上〝離村〞之路,誘發因素很多,但天災戰禍和地方勢力的盤剝是農民潮水般遷移的主要原因。特別是頻繁爆發的災荒幾乎切斷了農民的一切生路。所以,對農民而言,與其聚臥一穴,相視待斃(《時報》1929年2月22日),倒不如遠走他鄉,討個活路。1930年代,各地都能看到飢民身影。關中飢民多渡河逃往山西、漢中飢民多向鄂、川遷移,部份災民逃東北。逃荒並不能根本救荒,那些逃荒無路,乞食無門,被逼到了死亡線上的飢民,選擇了綠林和兵匪,嘯集多股,鋌而走險。

饑饉歲月餓殍遍野

大災之年,災民遭到最大的威脥就是沒有糧食吃。民以食為天,滔滔洪水或炎炎烈日把農民們僅存的一點口糧化為烏有,剝奪了農民活著的權利。農民更多的是飢民,掀開記錄,那些大段大段描寫飢民悲狀的文字,令人久久不能平靜。《災荒打擊下的中國農村》一文中這樣寫到:南川因天旱,禾菜青草,同歸枯萎,飢民除剝樹皮挖草根以果腹外,每日復掘白土以充飢;同時痛苦著目前之飢餓,恐怖著秋收之絕望。(《東方雜誌》第31卷第21號)《賑務通告》中也有同樣描述:農民們始則採摘樹葉,參雜粗糧以為食;繼則掘草根樹皮,和秕糠以為生。(《賑務通告》,1920年12月25日,第6期,第38頁)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對于飢腸轆轆的農民來說,樹葉、樹皮、草根、棉籽之類都是充飢的美味佳餚,大自然用淫威奪去了災民的生存希望,反過來,災民也在毀滅著大自然中本應生機盎然的生命,災民所過之處,剩下這樣的慘象:剛剛破土的野菜,萌生嫩芽的樹葉,轉眼就被挖光捋凈;楊樹、柳樹、椿樹和榆樹,都只剩下了枯枝,裸露著白杆,一片片地覆滅了。這是何等的慘狀!

然而在一切代用品吃盡、大地經赤一片時,人吃人的恐怖故事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大災過後,各地都有關于人相食的記錄。俗話說虎毒不食子,但飢餓打擊下的災民竟然比惡虎還毒上三分,煮子充飢成為災民的毫無人性的選擇。《國民日報》的記者寫到:道有餓斃者甫行作地,即被人碎割,血肉狼藉,目不忍睹。甚至刨墓掘屍割裂煮食,厥狀尤慘。(《民國日報》1930年3月1日)飢餓使災民們麻木殘忍到了極點,在他們看來,本人子女之肢體,若不自食,亦為他人所食,(《大公報》1937年7月7日)故多以嬰兒烹食充飢。(《申報》1929年4月28日)

枕骸遍野萬骨已枯

正當災民們〝賣妻鬻女流亡代載道〞的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正在中原大地膠著惡戰,為了一黨一派一軍的私利,他們與災荒一樣荼毒生靈,破壞安寧,製造死亡。如果說災荒在災民們的心靈上割開了深深的傷口,那麼當時的統治者不但不予療傷,反而往傷口〝撒鹽〞。這就是民國的社會現實。

死。大災來臨時候,有許多人還未來得及成為流民,就已告別了人間。這樣的記錄比比皆是,1930年陜西、甘肅等省,受災死亡者1萬人,1933年黃河决口,死亡1.8萬人(忻平等編:《民國社會大觀》,福建人民出版社,第472 ~ 473 頁)。1935年長江水患,死亡14.2萬人,1949年梧州西江大水,淹死約7萬人。(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對于那些淪為災民的人,相當一部份是最終還是走向死亡。在浩浩蕩蕩的流民大軍中,由于飢餓與嚴寒的無情打擊,死亡載道,已成普遍現象(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1月2日)。以下的文字和數字更能說明災民死亡之厄運:成年男女之因飢餓而斃命者與日俱增(銀行通訊,1953年,第4卷,第3 ~ 4期);廣武縣從1942年11月至1943年3月,飢餓致死者有8372人(新華日報1943年7月7日);火車上爬滿了難民,就像一條死虫身上群集的螞蟻ㄧ樣,難民們緊緊扒住他們所能利用的每一個把手或腳蹬,許多人由于過分虛弱而跌下火車,慘死在鐵路線上。在洛陽到西安幾百英里長的鐵路沿線,到處都是這些人的尸体(「美」格蘭姆.貝克:《從一個人美國人看舊中國》,第351頁);犧牲在路上的難民,實在占一個很大的數目(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10月30日)......這是令人心碎的記錄。災民在飢餓、疾病、疫症、寒冷的步步緊逼之下,死亡也許是最好的解脫。

自殺成為災民步向死亡的一條路徑。在災民當中毒死小孩子,或全家自殺,不再成為駭人聽聞的新聞(中國農民月刊1944年9月,第4卷,第4期)。對于災民自殺的慘象,當時的學者也給予了詳盡的記錄:蕭山有一老農飲濫鹵自盡;有二農婦投江懸樑自盡;嘉善投河的有五條命;浦江某鄉有某一農家11人同服砒霜自殺;潭陽某農在典什、割捨兒女之後,夫妻懸梁自殺......(東方雜誌第31卷第21號)死亡並未能感動上蒼,新一輪的災荒正在悄悄逼進,新一輪的死亡又將開始。

黑雲寒風籠罩紅地

災民在飢荒荼毒、疾病、疫症、寒冷的步步緊逼之下,死亡也許是最好的解脫,轉載這篇人民悽苦悲愴文章,主要是提示發動戰爭的都是罪人,中原之戰前,國家已統一,斯時全國軍隊共84軍,約230萬人,裁軍有其必要性,誰抗中央的?理由夠嗎?中原之戰若閻馮李聯合張學良成功,戰況發展之結局是中國勢必再分裂,難道閻錫山總司令(當時馮李推舉)戰勝,就可以不裁軍?不體諒當時治國之困難,很自私!不過重點是誰是「最先」原罪禍首?誰使軍閥崛起?誰就是禍首!筆者以為,答案卻是梁啟超與蔡鍔、唐際堯。

康有為在著作「大同書」描寫人間有卅六種痛苦,述及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躲災難返鄉過程,目賭家鄉人民之悲哀,民間慘狀:戰爭寡婦思夫、孤子窮餓、老夫無衣、病婦無被、殘疾乞討。這等清末場面,在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綠林流寇就上演過,兩號人物都是民族敗類,實際在民國北洋總統被馮玉祥1924年10月驅下臺,陜西先上演,中原戰爭期間,軍閥甚至搶走西方人道救援糧食,抗戰期間寇砲火使逃難飢荒窮餓悲哀慘狀現演,大躍進時,有節奏的更激烈上演;不要再革命了,否則災難還會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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