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九

作 者: 王 哲
“特別是關於最敏感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提法,為最受攻擊之處,就是贊成彭德懷的信的精神的人,也無不多少表示不同意見。惟有張聞天一個人是這樣說的:‘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1

張聞天發言結束後對秘書表示,希望這次發言能夠導致會議討論些問題。晚飯後見到彭德懷說,今天我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將張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後告張:“你講得很全面”2。張的發言確如其所望,導致了其後會議的討論。只是討論的最終結果,絶非其所望、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張聞天的發言自然很快被放到了毛澤東的案頭上。毛對著彭的來信、張的發言,幾乎一夜未眠,內勤光煙缸就清理了四、五次。7月22日下午從四點半到九點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進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談話3。其間毛說了一句似乎有點調侃卻大有意味其實很重的話:我看我們上的不是廬山,倒像是梁山。聽話聽音,從中應該能夠揣摩出毛此時大致的心理和反應,只是也許當時聞聽此言的劉、周、林,都沒有想到,毛的回應是如此嚴厲。

其實毛在找劉少奇、周恩來談話的同時,把會議中途,即在彭德懷來信後,臨時招上山的林彪也一同叫來,本身與其說是一種暗示不如說是昭示。此時林彪無論在黨內軍內,均無實權,即基本賦閒修息,沒有參與實際工作。但卻身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其在國家領導人中的排名位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後的第六位,還在當時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之前。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林彪不僅是他的心腹愛將,更是可靠的政治同盟者。兩個人都是從青山綠水的山坳中走出來的,也都有個在那個年代的中國農村稱得上小富小康的傳統家庭。如果按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原則來劃分,無疑他們兩個人是地地道道的同類人。都說婚姻講究“門當戶對”,這其中的道理就不用多說了,其實朋友、同盟者、合作方等更需要這樣的基礎。不是有句老話嘛——“三歲看小,七歲看老”,就是說其實一個人的家庭、血性、少兒時期的生活環境基本上已經注定其一生。

對於毛澤東、林彪這兩個人來說,他們之間能相容的太多太多了。相似的家庭和成長環境、傳統的文化理念、思維方式,再加上二人性情的剛柔相濟、陰陽互補、動靜相宜,更重要的是長期共同經歷的戰與火、血與淚的磨礪和洗禮,他們之間的默契、理解、信任、關愛,至少在當時的黨內,是無人可比的。

自從建國以來,林彪已很少參與政事,由於戰爭年代的身體透支以及那一槍被嚴重的誤傷,他基本是處於身心修養、隱居式的生活中。除了抗美援朝期間,他很是用心關注了一段時期外,其餘就是看看書、練練字,天冷時到杭州,天熱時到大連,北京都很少在,且很少和人、特別是高官交往,生活規律而恬淡。如果說那一時期也許連他的那些老戰友、老部下們都似乎淡忘他的時候,不論作為戰友還是朋友,有一個人的心裡,一直是把他放在第一位,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在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沒有全票當選為主席,所差唯一的一張選票,正是毛澤東本人的,他填選了林彪。也正在這次大會上,林彪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躋入國家領導人行列(另外4位副主席為: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再從毛澤東親手抄寫曹操的《龜雖壽》送給林彪來看,殷殷之情,躍然紙上。但不要因此,就以為毛、林之間就沒有出現過分歧和矛盾,至少當時軍內都知道,只有林彪和彭德懷,是敢於向毛澤東直言陳述不同意見的。只是這些都是出於公事公心,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二人後來越發的默契和信任。說起毛、林二人曾經的分歧和矛盾,截止到這次廬山會議前,大大小小有過九次。

第一次是在井岡山時期。在1930年元旦到來之際,一直疑慮“井岡山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林彪,以賀年的形式,給毛澤東寫信,坦敘了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並希望得到毛的幫助。毛澤東於1月5日便給林彪寫了一封語調溫和、觀點鮮明、文字精妙的回信,這就是收在《毛澤東選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文中毛澤東以嚴謹的邏輯和生動的語言,闡述了他的“農村中心理論”,極大地完善了他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標誌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當此之時,這一疑一答,完全是一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戰友、師生、上下級之間,正常的交流和溝通。及至林彪事件後,便以此為據,向林大潑“貪生怕死、思想動搖、立場不堅定”等不實之詞,無疑是違背真實歷史的、是錯誤的。
作 者: 王 哲
第二次是在中央蘇區“反圍剿”後期。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軍權。1933年1月,王明路線統治的中央由上海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越來越受到排擠和鼓勵。在反“羅明路線”和“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潭、謝惟俊、古柏)的鬥爭中,一批追隨毛的幹部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跟著毛倒霉。毛後來回憶當時的處境時說:“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扔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的很”。作為一直追隨毛的紅一軍團司令員林彪,並沒有捲入這場鬥爭漩渦,沒有受到什麼衝擊。他幾乎將全部精力用於埋頭鑽研軍事戰術、組織戰鬥。林彪作為毛澤東一手培養起來的指揮員,深諳毛的戰略戰術思想。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連續六次上書中央軍委,明確反對博古、李德的教條主義、瞎指揮以及陣地戰、堡壘站、短促出擊等戰術原則。但隨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在紅一軍團作了“陣地戰和論短促出擊”的報告,林的態度和觀點發生變化,並在蘇區政府的《戰爭與革命》第4期上發表了《論短促出擊》的文章。一改往態,大讚“短促出擊”。這些言論,明顯與毛的軍事思想相左,也讓一些將領感到驚訝。毛澤東讀了以後,當時沒有做聲,毛瞭解他這個有著軍事天賦、酷愛鑽研軍事戰術並以此為樂的心腹愛將,從純軍事角度,也看到了它的閃光點和獨到正確的一面。相信後來林彪總結出來的六大戰術原則: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或許就有這次的感悟和萌芽。但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有著非凡大局觀的毛澤東還是把林彪的《論短促出擊》一文,收編進《六大以來文件彙編》中,顯然是作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後人的。

第三次是在長征途中,毛澤東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期間。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成為中央領導核心。為粉碎蔣介石的圍追堵截,毛指揮紅軍四渡赤水,成就了其平生最得意之筆。但是,林彪則認為“盡走弓背路”,擔心會把部隊拖垮。便在會理,部隊休整時,電話請彭德懷代替毛來指揮部隊,並寫信給中央。與此同時,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和政治部主任劉少奇也向軍委發來電報,反映了基層指戰員一些消極情緒。引起毛的很大警覺。1935年5月12日,召開會理會議。會上毛嚴厲批評了林彪,並誤認為林彪寫信是彭德懷鼓動的,直到24年後的廬山會上,才由林彪親口消除。這次會上,毛批評林彪的代表句是——“你是個娃娃,你懂什麼?”4 。其實從此語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因愛護而氣惱,因長輩而責怪,因親近而不避。而從此時,也可以看出林彪是精於戰術而拙於戰略的,後來解放戰爭中遼瀋戰役“打錦州”和戰略包抄白崇禧,都證明了這一點。

第四次是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瓦窯堡會議之前,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到陝南打游擊,並幾次三番。直到毛將其叫到延安,開導了近半個月之久,才隨毛東征。而東征過程中,毛、林之間又因為紅一軍團作戰方向問題發生分歧,林彪甚至提出讓毛回陝北,毛批評了林瞧不起晉西南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思想。他們的分歧在於林主張用兵於經濟好的地區,利於部隊的發展。而毛則主張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群眾基礎越堅實,根據地越穩固。一個是從物出發,一個是從人出發。後來在討論是否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時,兩個人的觀點,又因此而生異議。

第五次是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八路軍的作戰方針應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要避實擊虛、保存實力,發動群眾、壯大力量。而林彪則希望打運動戰,據此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並促使毛澤東重新思考,完善和補充了八路軍作戰方針思想。後來在其《論持久戰》中,把八路軍的作戰原則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應該說,這一次的分歧林彪是正確的,而毛那時的從諫如流、虛懷若谷,更令人稱道。

第六次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佔領和爭奪東北的鬥爭中,身在前線指揮的林彪屢次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見和建議,同時,陳雲、高崗、張聞天、黃克誠等人,也向中央提出了與林大致相同的看法。最終促使毛澤東和中央就東北的戰略方針由“禦敵於關門之內,獨占東北”改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這一方針,為後來遼瀋戰役的進行,乃至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毛、林這一次一分一合的默契,最終將中國收於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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