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玉访谈(1)

本報專欄作者:安娜

我们的访谈约在了一家上海餐厅里,她和蔼热情,象邻家老奶奶那样絮絮叨叨地给我倒水,劝我多吃,给我讲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给我介绍这家坐落在东城区东四十条的沪香满楼餐厅的菜系。最惊讶的是,我们在聊天中居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这位朋友几个星期前刚请我吃过饭,而她却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这位朋友了。这个世界很奇妙,人生则更奇妙。这位曾在吉林省嫩江地区扶余县插队的赤脚医生,并没有象大多数下乡知青,把艰苦岁月的沧桑留在了脸上,而是保养得很好,红润而健康……

安娜:您做赤脚医生是偶然的?

陈文玉:不是。我们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条件参加培训了,因为我们是主动要去下乡,而且我们确实觉得下乡要做一番事业,不能说是到那儿真是修地球去了,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参加卫生培训,下乡前。

安娜:您从头说一下,文革时您是哪个学校的?

陈文玉:以前叫河北北京中学,前身为顺天高等学堂,一百多年历史了。

安娜:在石家庄吗?

陈文玉:在北京。

安娜:现在没有了吗?

陈文玉:现在叫地安门中学,原址好像现在改成教师干部进修学院了。

安娜:您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去插队的?

陈文玉:我是初中毕业,六八届的,我们去插队的是六八届的高中和六八届的初中两拨人。我当时是在插队前,去北京鼓楼中医院参加的培训,当时鼓楼医院正好有一个赤脚医生短期培训,学习针灸啊,按摩啊,我们插队那拨儿一共有六、七个人,都参加过这个培训。

安娜:是您自己报名吗?

陈文玉:自己报名。经过培训以后,因为要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自己也买了这些听诊器,针灸的针啊,还有装针灸针的盒,都是自己缝的针灸的盒,然后就下乡了。到那儿去的时候,其实挺有想法的。但是到那了以后,开始我们什么农活都不会,跟老乡在一起干农活。但是你干农活以后,还要承担赤脚医生的事儿,就是给当地农民打针、看病。当时当地有个乡村土医生,他行医不是非常规范的,所以他打针的针头从来也没看他消毒过,就是擦一擦。我们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我们用的针都是要消毒的,当时我们集体大家轮流做饭,男生、女生轮流做,谁轮到做饭的时候谁就负责消毒针头针管,消毒完之后,轮到谁,谁就给老乡去看病,去打针。

大家不管是多苦多累,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给老乡看病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这么去做。我刚才说过,我们那里的那个乡村医生,他打青霉素从来也不做皮试,有的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去世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有一次是我们亲眼看到,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就说你打青霉素得做皮试,他说青霉素不做皮试也没关系,我们说那不可能,你要不做,万一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所以我们执意要他做,他就生气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们就给病人做皮试,一做完果然真还是问题。通过这个事,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继续这样,我们要抵制。

我在农村里插队了五年,而且是在农村里面干活整整干了五年,后来在农村里当妇女队长,后来做公社妇女主任,再后来我干到县妇联常委,一直就让我在农村,扎根农村干革命。因为我比较认真,生产队长常把一些得罪人的事让我做,比如说农村分个萝卜、土豆什么的,有些长虫子的,有的人就挑挑拣拣,说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就不好分,像这种活就让我做,让我给人家分,无形中就得罪人了。

最严重的就是看瓜把人给看得罪了,而且把那些当地的村长、大队书记得罪了。我看瓜时,干部也不能随便去吃瓜,人家根本就不能理解,说你怎么这样?我们是干部哎,你真是歪瓜劣枣,谁见谁咬,你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冬闲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好多人都回家了,当时就剩下我和一个女生了。我们在屋子里正睡觉,半夜里有人喊让我到大队听电话会议,那时候对外联系只有电话。我就赶紧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去,刚一出门的时候闪过一个黑影,冲着我就来了,我一躲闪,那个棒子就打到我脑袋上了。我其实也挺害怕的,就赶紧喊抓坏人,我就没回屋,直接往生产队里跑了。那个人可能也害怕,所以他也跑了,他这一下子,他的铁锹棒打我脑袋上了,把棒打折了,结果那个锹头掉在地上,东北的地,冻地,可砸了这么深的坑。然后县里公安局就来人了,到冻地上拿蜡画取证据,然后就挨家挨户比那个锹头。结果我们生产队那个车把式的锹头被对上了,是他弟弟打的,他弟弟是大队的兽医,他打的我,他打完我也害怕,就跑了,他把锹棒扔在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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