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玉访谈(2)

本報專欄作者:安娜

安娜:后来抓起来了?

陈文玉:抓起来了。当时村里的人就说,知青嘛,打一下就打一下吧,还护着他。后来是因为我表姐给县里写信,就说不处理就要闹出人命了,这样县里才抓了。我当时真是准备扎根农村的,我们又是先进知青,常常被树典型,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什么的。后来让我参加县里推荐上大学考试,我这边要大喇叭广播扎根农村,那边又要参加大学考试,我就特别抵触,说的和做的不一致,那不是我的性格。要不是一个到县里的吉林大学教授劝我,我后来也不可能上大学去。他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认识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也是延安的老干部,他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在东北待过,是团中央的干部。这个教授就劝我读书,就帮我复习考试,我虽然也没心思,心想反正考什么样就什么样吧,就考试了。考完后成绩也不太理想,心想还是回去当我的农民吧。但是当时正好发生张铁生交白卷的事,考试成绩已经不重要了,领导说你就上学去吧,你愿意上哪儿?因为我父亲是癌症去世的,我说我还是愿意搞医,后来就给我分到吉林医科大学,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

安娜:刚才您说您和沈晓平是一个学校的?

陈文玉:对,沈晓平是我们同学。他好像在美国波士顿,我美国那儿还有同学,李新华和董大海,应该都在美国。我们是七三级工农兵学员,一部分是插队农村的,一部分是工厂的,还有一个是部队的。我们上大学后,先进行文化补习,学校那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政治活动也特别多。上课以后都要到医院里面从护工做起,又到农村当赤脚医生,又到长白山去采药,又去制药,我们什么都学。虽然我们是医疗系,但是针灸、按摩也要学。还要去农村给孕妇接生,给孩子扎头皮针,进行危重病人的抢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耳针治疗,用耳针给病人进行治疗。

那时候,反正病人比较相信我们,我们干事也比较认真,病人找到你就特别认认真真的给他看病。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海龙县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高烧不退,我就整夜看着,用酒精给他降体温,不断地给他擦身上,病人特别感激。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想法,就是觉得这个病人有病,我们得给他治好。像还有一个老人他尿不下尿来了,急的跟什么似的,我们给他扎针,针灸以后,搀着他在院里面溜达,不停地遛,最后就尿出来了。还有产妇难产,如果是顺产当地都有接生婆,就接了,没事了。但是她难产的时候就要找你,我们同学都是三个人一组,我们那组正好两个男生,我一个女生,那时候人家就找你,你怎么办啊?你也得去接生啊。孩子下不来,就给打催产素,我现在都觉得那时候怎么胆子那么大,还真的就给接下来了,婴儿和产妇还真是安全。还有小孩也是,他发烧以后给他输液扎头皮针,都是土炕,吊瓶只能吊在窗帘上,给孩子扎头皮针要很仔细。那时候工作起来,真没有时间概念,随叫随到。

安娜:毕业以后没再回村吗?

陈文玉:我在学校的时候回过,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回北京了。我们上学那时候又赶上了唐山地震,地震以后我们又去前郭县,在那儿实习。我们上一段课,就实习。像我们到长白山去采药也是,大家就是认药品,每个药品什么样。我采药那些标本,因为老搬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如果我找到标本的话我给你照下来,通过邮件给你发过去。

安娜:您插队了五年,赤脚医生做了几年?

陈文玉:我们一下乡就做赤脚医生。这是我的赤脚医生证,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有的,在海龙县实习时给我们发的赤脚医生证。那天开会座谈的时候,不是有延安地区的知青吗,他们是下乡以后进行培训,我们是在北京进行培训以后,再下的乡。

安娜:当时在村里是挣工分吗?

陈文玉:挣工分。

安娜:10分?

陈文玉:男劳力是10分,我们是8分,6分,我们那时候少。

安娜: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农业活?

陈文玉:对,赤脚医生是副业,有病了,老乡来找你。而且我们还养鸡,种自留地,腌菜,下酱,都是我们自己做。

安娜:这些知青都要做?

陈文玉:知青完全都是自己自立。我们那时候没有钱,拿着鸡蛋到生产队合作社换盐什么的。

安娜:那药是你们队里买还是公社拨的?

陈文玉:大部分药都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然后送给病人。如果病人还缺少什么药,回不去的时候就叫家里把药给寄过来,给病人吃。

安娜:队里没有钱吗?

陈文玉:有一点钱,但都被队干部把持着,也不够用。人家生产队把你作为赤脚医生,但我们是要干活的,天不亮就要下地。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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