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十二

作 者: 王 哲

常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如果說張聞天對彭的支持主要是思想看法上的一致,黃克誠則除了這點,還有品性上的類同、情感上的交融。而如果說思想看法還會因時因事而有所變化,那“性格決定命運”的品性及以此為基石的人與人之間的情分,對人的影響則是持久穩定乃至決定性的。彭德懷與黃克誠之間的關係,就說明了這一點。

毛澤東從7月16日下發彭德懷的來信給與會者討論,到7月21日張聞天“整整三個小時”的發言。關於對這封信的看法,《不悔的合作》一書中記載說:經過六天的討論,完全贊同或明確反對這封信的,就只有幾個人。大多數是基本贊同的看法,而對其中問題的提法、分寸把握和文字表述上有不同意見1。彭德懷後來在自己的筆記中,也是這樣估計的:多數同志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還有許多人沒有發言2。如周恩來,李鋭7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時,坐在周恩來的旁邊,有意問周:你看彭總的信怎麼樣?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麼吧。意思指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況3。這也代表著官場官員常態,首鼠兩端,執兩用中。

其間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起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就是後來毛澤東23日講話中,關於“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的由來4。應該說賀龍的這個揭發,已超出對彭德懷信內容討論的範疇。彭自己少時就是因為受了那些苦,而當兵造反,是由衷感言。而賀的揭發往輕了說是對彭的信極其不滿、竹筒倒豆子般一股腦拋出;往重了說則是心懷叵測、挑撥是非、上綱上線、落井下石,而且直捅毛最在意的軟肋——軍隊。

賀龍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憑著最初的“兩把菜刀”,一路衝殺成為紅二方面軍的旗幟,並由此最終成為了共和國的元帥。在十大元帥中最有資格的應該首推賀龍,畢竟是打響了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第一槍。當時的賀龍,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還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賀龍向周恩來表示:“共產黨叫我怎麼幹我就怎麼幹!”於是周恩來任命賀龍擔任起義軍總指揮,與朱德、葉挺、劉伯承共同領導起義。賀龍一參加革命,就成為軍隊中的最高指揮官。紅軍時期,賀龍雖經幾起幾落,仍然是軍隊中三大主力部隊之一,紅二方面軍的總指揮。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成立三個師,新四軍一個軍,賀龍是120師師長,成為四大主力部隊的總指揮之一。

但是論戰功,除了作為“參座”、一直沒有獨立領導過部隊作戰的葉劍英以及政工元帥羅榮恆外,儘管擔任過八路軍120師師長,但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與林彪、劉伯承率領的兩個師相比,無論戰鬥業績,根據地面積還是部隊的擴充發展數量,都有所差距。在指揮了抗戰時期的“齊會戰鬥”後(以我軍6000多人有準備地對日偽軍800多人,最終約百名日軍從層層包圍圈中脫逃而去,八路軍傷亡近二千人,賀龍本人也被毒氣彈所傷),更是順其自然地“交出”了指揮權。

從此以後,賀龍在軍隊中的地位一降再降。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期間,一個曾被蔣介石出十萬大洋買其頭顱的軍事統帥,悄無聲息地擔當起了由彭德懷領導的第一野戰軍的後勤工作。其實說來,彭的手下可以說都是賀龍的兵,不說紅二方面軍的底子,就是後來補充的將和兵也大多是賀龍主政的晉綏軍區、西北軍區補給的,任命賀龍為西北野戰軍,即一野司令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而最終是彭擔任了一野統帥,這裡面固然有彭德懷資歷和霸氣的一面,但最主要還是毛澤東的有意抑制。

從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特別是在毛澤東獲得了絶對的領導權後,毛在軍隊領導人的任用方面,對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人總是有所顧忌和限用。看看抗戰中期後各大主力解放軍(這裡以解放軍代替八路軍、新四軍稱呼)的首要軍政領導人,有哪一個不是紅一方面軍的人或紅一方面軍出身?!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對二方面軍的旗幟賀龍是如此,對四方面軍的軍隊首腦徐向前也是如此。以徐的軍事才華(其軍事才華,十大元帥中,僅次於林彪),雖說身體是有些弱,但也不至於“雪藏”至解放戰爭後期,才讓其指揮了一場太原之戰。

當彭德懷率領著由賀龍班底組成的軍隊,攻城掠寨、捷報頻傳、一舉廓清大西北之時。賀龍正擔任著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相當於警備區司令),主要做前方戰場上急需的糧食、彈藥、被服等籌集工作,當起了軍隊的後勤部長。打仗和戰功,最能體現著軍人真正的價值,對於生性好勇鬥狠、不甘寂寞,更不甘後人的賀龍來說,內心的失落和怨憤是可想而知的。

“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賀龍,終於在這次廬山會議上又有了“出刀”的機會,可謂當年你搶我鋒芒,現在我還以利刃,而且幾乎“一刀封喉”。毛澤東的一句“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可以說是其7月23日首次對彭的來信表態還擊中最嚴厲的!對於最早提出並一貫主張“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毛來說,彭儼然成了敵對勢力。

所以,當7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經過了一夜的深思熟慮後、拿著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的發言以及黃克誠、周小舟等人的發言摘要,跟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談話時,明確指出:這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有綱領的右傾回潮。這兩天我聽到不少同志來向我反映,彭德懷同志的來信和支持他的一些人的發言,給大家造成了極大的困惑。我勸他們以極大的耐心、硬著頭皮頂住,就是想知道他們最終的想法,老做法,摸清他們的底牌。昨天“大理論家”張聞天同志的發言,終於把他們的綱領和盤托出了。好傢伙,整整三個小時,全文8000多字,講成績只有270餘字。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
“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尤其是賀龍同志揭發的彭德懷那番“找紅軍”的話,連57年那些右派們沒說、沒敢說的,他彭大將軍倒是投其所好替他們說出來了。這就是原則問題了,你們知道,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不讓步的。

應該說,毛與劉、周、林三人的談話,剛開始並不順利。因為儘管張聞天的講話有些過於直接且有影射毛本人之嫌。但彭德懷信的內容,除了極個別詞句不妥外,中心意思特別是對經濟建設以及當前存在的問題

還是正面的、切中時弊的,這對於領導和主管經濟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來說,多少也是感同身受。所以,剛開始的時候,主要還是毛一個人在說,劉、周、林基本只是洗耳恭聽。不久,毛似乎洞察、其實早已明了到劉、週二人的內心,在停頓之餘、沉默片刻後,輕輕吐出一句:如果你們遷就彭德懷同志的這種言論,我就再回我的雲山寺就是。周恩來一聽雲山寺三字,立刻探身說到:主席言重了,我們什麼時候都會按照您的指示去做的。彭德懷和張聞天有些言論,確實太出格了,也確實給大家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混亂和困惑,需要儘快加以澄清,請主席當機立斷吧。

周恩來的反應,劉少奇和林彪是非常理解的。如前所述,寧都會議是毛澤東一生最灰暗、最失意的時期。寧都會議後,毛澤東長期寓居在江西雲石山一個荒涼的廟宇雲山寺。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時候,連一個鬼也不上門(當然林彪、聶榮臻等人,還是偶爾去探望他的)。而這一切正肇始於周恩來。寧都會議是毛、周兩人歷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錯誤和罪惡”。毛在有意無意由周發起的會上被批判鬥爭後離開軍隊,由周取而代之,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為此一直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5。而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的這種苛待乃至建國後種種禍國殃民的胡作非為,總是默默忍受,屈從退讓,不敢出一句惡聲,究其歷史原因,不能不說與他在寧都會議上欠了毛的帳,內心一直深懷愧疚有關。這實在是毛、周關係中的關節6。

不過寧都會議固然給周恩來心理上造成了一定陰影和怯勢,但周後來對毛種種做法的默默忍受,屈從退讓乃至幫襯迎合、百般維護,還有其性格上的柔和、政治上的隱忍以及觀念上中庸,包括對毛澤東力挽狂瀾、帶領弱小的共產黨打倒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的敬服,當然也潛隱對毛澤東政治手腕的畏懼。應該說是綜合在一起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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