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兰访谈 (2)

我刚干上赤脚医生不久,就让我去接生,我记得头一次接生后,恶心的我三天没起来床,没吃饭,不停地吐,那时候比你还小呢。那时候的接生,没点儿,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半夜就来叫你了,我一个人去检查,还是难产,胎儿是倒立,脚冲下,头冲上,脚先出来了,你说着急不着急。当时我也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啊,反正就是大概其地帮她正位,到县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当时大队的赤脚医生,比我多干过几年,叫他去一个来回得跑二十里地,全是山路,没两个小时没戏,我这里两个小时也不能干看着啊,就继续给她正位,我大汗珠子都出来了,还不能让她看出我慌来,还得安慰她,最后慢慢给她正位,基本到最后,大队那个赤脚医生来的时候都正好位了。最惨是她羊水出来的时候,我没有

想到,噗一下,整个把我喷一身,弄一脸,不知道啊,因为没有经验,再说你躲也躲不开

啊,那会儿什么也没有,擦都没有东西擦,别说洗了,最后总算是母子平安,生下来了,

这件事情他们家人特别感激我。

通过这样的几件事吧,老乡逐渐开始接纳我,信任我。有一个老大爷,他克山病挺严

重的,每天都要推葡萄糖,以葡萄糖和维生素为主,他就打那个,没有别的药。每天都要

给他打,每天推那个,推的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你想,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给他推,用那

个大粗针管子,那会儿没有输液,就拿手推。结果他们家人都特别感谢我,那会也没想别

的,觉得这是应该的。

有时候我也经常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巡医。我们大队共有三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相隔六、七里路,老乡们的生活很苦。记得有些乡亲家里只有一床旧被子,衣服也很破旧,我有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记得常去另外一个队出诊,离我们队二十多里地,羊肠小道,而且两边都是树林子,在半路上碰到过狼,碰到过毒蛇,什么都碰到过。你害怕?那边病人等着你呢,害怕也得走啊。你听说过盘路蛇吗?就是蛇在小路中间盘一个大圈,你害怕不害怕啊,它在那儿站着,你也过不去啊,最后没办法拿大石头砸它,它不动啊,耗了好长时间,后来又拿棍子撵,最后才走了,人家说那就是拦路蛇。怕不怕?当然怕,一路都哆哆嗦嗦的。到病人家之后,给他打完针,说起路上的蛇,他们都特别感谢,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吃。那时候,老百姓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招待人,因为那时候生活都比较艰苦,吃碗白面的东西简直就是过年,有时候过年过节都吃不上,一般都是掺野菜,掺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也就是老乡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刚才说,我们村里的乡亲们大骨节病比较多,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有大骨节病,病情严重的连走路都很困难,天气遇冷或遇热,或是遇到阴天下雨,他们的关节就格外的疼痛。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我经常给他们扎针,做按摩治疗。村里有位老乡有哮喘病,经常找我为她做针灸治疗,以缓解病情减少痛苦。总之,不管白天还是夜里,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是病人需要,我都会马上去,从不耽搁,尽量圆满的完成出诊任务。在为村民服务的那几年时间里,我尽量做到让乡亲们节约时间,少花钱,以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山里的老乡朴实大方,只要你真心对他们,他们也会真心的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到老乡家里,他们都会像招待亲人一样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好吃的东西,那时候的馒头能打死人,不叫馒头,叫两面馍,冬天放在那儿,都冻了,还特别硬,不像咱们发面的,特别软,那是硬的,那时候的生活真是不可想象。反正也经历了,经历了之后你什么都不怕了,再苦也没有当年苦,所以就无所谓了。

安娜:他们的病是不是饮用水造成的?

刘淑兰:可能是水质的原因,那边水特别硬,他们水缸里面的水都放了681粉,681粉是专门杀菌的,每家的水缸里都是从河里挑来的,必须放这个粉,等于跟漂白粉一样的,它沉淀了,这个水喝起来就卫生一点。我也不知道这水与大粗脖子病和大骨节病有什么关系,反正那边的人关节全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膝盖也是突出的,腿特别细。人普遍都矮,但也有高个的,就是细高细高的,不成比例了,跟竹竿子似的,有特别的骨节,走路都两头歪。

安娜:那你们没事?

刘淑兰: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都已经定型了。那里算是这种病的重灾区,当时说是几年要消灭这个地方病,但直到我们走也没能消灭。我们准备今年八、九月份回趟延安,因为45年了,45年前我们去插队的,虽然中间有个别回去过,有的人甚至找了那边的媳妇,跟当地人结婚了,也都带回来了,时不时的回家去。但我都回来好多年了,也没有回去过,而且特别没有集体回去过,所以这次知青联谊会应大家的要求,准备搞一次大的行动,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都走一走,弄一个统一的活动,大家都比较高兴,比较响应这个事。

安娜:当地人对你们什么态度?

刘淑兰:当时我们去插队,当地的农民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老区人对咱们北京知青还是比较欢迎的。他们一说北京娃,北京来的娃,而且是大城市来的,他非常的仰慕你,高看你。但我们返城以后,反而受到歧视了,当时你回来探亲,街道主任立马来了,说别出去啊,外面乱,别乱走,十一了啊,五一了啊,别乱走,我们简直就是半专政的对象,就是这个情况。我在知青这个问题上始终这么说,我们当年去插队,后来我们回来属于第二次插队,在那边我虽然是外地人,但是他们很高看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受到歧视,我们也很不满。

安娜:当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都是自愿去的?

刘淑兰:怎么个自愿法呢?这个所谓的自愿也是被大形势所迫的。当时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潮流,整个知青必须走,上山下乡,上东北兵团,去陕西插队,去内蒙大草原,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街道动员的也是这些事情。那时候人都天真,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只要毛主席说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走,一点不容置疑的。那时候大红纸1毛2一张,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出钱买,3毛6那时候很多钱了,3毛6买三张纸,绝不含糊。刷的大标题是:“强烈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农民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都是这样的,当时的情况真是自己自愿的。

但是等我们一到农村之后,一看到所宣传的什么一块钱一棵梨树,一家一个核桃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林区的牛羊成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扛着行李从县城走到队里的时候,看那些人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土窑,根本就不封口,只是半截栏栅门,上面都是敞着的,因为要走烟,走煤气,没有专门的烟道,是那么一种情况,心,确实凉到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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