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兰访谈 (3)

后来我们到陕北不久,就出现了有的北京知青该走没走的,反而分配工作了,进工厂了,我们就感觉到确实有点那个。后来发现,一个知识青年,要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别的不说,这些牙膏啊,手纸啊,我们都要从家里带的,花多少钱家里买就不说了,但是你每年要回家一次,这一次车票路费就得60块钱,在当时我们那种条件下,我们一年最低的生活费也是60块钱。这额外的60块钱都要由父母出,当时父母才挣多少钱,40块钱要养一家人的,你这60块钱给家里造成多大的负担啊。所以那时我们在家里不吃香,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光是花钱,属于赔钱货啊。那时候我们家老公公养六个儿子,这是多大的负担啊,这都是实际情况,咱们不讲什么大道理。当时走的时候确实是自觉自愿,到那儿以后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同时在北京不走的,分配工作了,凭什么啊?不公平,后来有的半路有点回潮了,闹点病,开个证明吧,赖着回北京不回去,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种人还始终坚持了。

安娜:后来您是怎么回北京的?

刘淑兰:后来东北兵团已经开始有人回京去了,还有一批中专的、中技的,回来一个可以带一个,你交朋友了,或者你结婚了,你是中技的,可以把对象带回来,那时候就动摇了,整个知青队伍就动摇了。我是属于接班回来的,走不同的渠道。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那儿分配到钢厂,在那里以工代教,当老师,干的挺好的,但是后来有这么一个接班的机会,你回去不回去?你是回北京,还是继续在这儿?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干的也不错,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当时自己孩子刚刚出生,我就跟爱人商量这个事,他说我们在这儿也挺好的,干吗要回去,但是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我们孩子的教育将来怎么办?于是就回来了。

我1981年回来的,我爱人是1985年回来的。他1985年为什么能回来呢,当时也是有一个政策,要解决三种人,一种是高龄未婚,一个是两地生活,一个是丧偶,要解决这三种人,所以他就回来了,我们已经分居五年了。其实,说我们是知识青年,根本不是,小学六年级刚刚毕业,初一上了一年级不到,一个学期不到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什么知识青年啊,把我们整个就耽误了,你想学也没有办法,我明儿得当作家,写作文写的挺好,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至于后来工农兵大学生,那要推荐啊,真是寥寥无几。

我们的文化水平,也就可以给家里写信,还可以表达的比较清楚。当时我们在农村晚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家里写信,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到县城取信,天天盼着取信,走十几里地去县城取信,你想让邮差送信?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来不了。那里的人很封建,把我们也传染了,邮差死后,我们就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住的是大窑洞,晚上写信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敲门,可是当时我们的门并没有关着,但就是听着敲门了,怎么回事啊,没有人啊,后来有人说可能是鬼,是邮差,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吓的都哭了,钻到被窝里面去。这一闹,男生离我们不远,听我们这么热闹,就过来了,说闹鬼啊,他们3个男生拿着棍子,说谁敢惹我们知青,我们是北京知青,拿棍子一顿乱抡,说鬼让我们赶跑了,这样我们女生才敢从被子里钻出来。这是真事儿,那个门明明开着呢,就是有敲门声,我们确实经历这个事了。这类事情在老乡那里,发生的更多,他们普遍相信鬼神,所以很多在陕北的赤脚医生,在陕北又得是医生,又得是巫婆。

安娜:您给您的孩子讲过过去的事情吗?

刘淑兰:没有,我们也不愿意跟孩子说这些,他们也不爱听,他们没有经历过,不感兴趣。

安娜:那时候去延安,真是一辈子没想到回来?

刘淑兰:那时候真是准备扎根了,抱着扎根目的的这些人,基本都比较积极向上。

安娜: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代人。

刘淑兰:象知青、赤脚医生这段历史,我们这代人现在都眼花,也坐不下来了,真是要想自己研究自己也不太客观,只能靠你们年轻一代了,可惜中国象你这么大的,都在玩手机呢,什么历史,他们才不管呢。

安娜:你这个赤脚医生后来为什么不当了?

刘淑兰:后来就分配工作了,因为县里面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把我们这些人名都列出来了,怕我们回北京,把我们这些人都给囤下来了,把我们都留在县里了,分配工作。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知青的前时代和后时代,后时代就是虽然参加工作了,但是他没有回北京,回原籍,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叫做返城?是不是脱离农村就叫返城,不是的,我们原籍是北京,必须回到北京才叫返城。

安娜:我看资料说,陕北插队知青还有要饭的经历,你们这个年代没有要过饭?

刘淑兰:没有,但是有确实吃不上饭的时候,延川那边他们整村要饭,我们因为挨着陕南,好很多。

安娜: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款待,吃了这么多西瓜,也感谢您爱人和这些叔叔阿姨一直陪着我们。听您讲述过去的往事,让我坚信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谈话录音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论文中,以后也许会出版书籍,比如访谈录之类的,这里是一张《知情同意书》,您若同意,请在上面签名,可以吗?

刘淑兰:可以,同意。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心做这个访谈,又这么能吃苦,希望你能常来中国。来,我们一起合个影。

安娜:最后问一句,四十多年后,再回忆这段赤脚医生的经历,上山下乡的经历,您有什么感触?

刘淑兰:我曾经在网上说过,也写过,当“知青”和“赤脚医生”这些当年的历史名词,已成过眼烟云,离我们渐行渐远时,我仍要自豪的说,我们也和当年的红军一样,喝的是延河水,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是延安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些北京娃,艰苦的生活使我们拥有了勇于面对生活的钢筋铁骨,回望四十多年前的艰苦岁月,至今我们仍然无怨无悔。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13日下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宿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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