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大妈访谈 (3)

安娜:看不出来,您什么时候回北京的?

   章大妈:我在农村待了八年,包括两年赤脚医生,当工人12年,都在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漂泊了两年,没人管,就在大街上混。我父亲1957年反右的时候就死了,我母亲没死,我母亲带着我们,1976年就去世了,因为太累了,一个人要养活着我们七个孩子。那时候父母都没有了,哥哥姐姐当时也都是右派或被打倒了,谁也管不了谁。我回北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房子,我就住在他们厅里面,搭一个床。没有地方住,没有工作,我就在街上过,什么活都干过。你看得出来吗?

   他们说你整天笑呵呵的,你看不出来吃过这么多苦,怎么可能!我回城后趴在地下卖过菜,卖过书,在商场里面卖过衣服,那是因为人家觉得我挺可怜的,说我们那儿招家属,其实我不是他们的家属,就帮我介绍到那儿卖服装了。我什么都干过,还带着孩子,你都想象不出来,我回北京都38岁了,孩子才6岁,我结婚特别晚,我是1984年生的孩子,我一直带着他。我也卖过药,卖过一年的药。

我的经历特别的离奇,可以说是传奇,不是离奇。我卖书的时候,批我书的出版社跟上层有关系,文化部要召开一个全国部长级会议,都是高级人物,结果说那儿缺服务人员,出版社头儿说咱长相各个方面还说得过去,去给他们当几天服务人员吧。那时候我刚到北京,离开了20年刚回北京,甚至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融入不到里面,特别有陌生感。所以当服务员时唯唯诺诺的,给你摆好东西之后,我就跑到墙根儿待着去了。她们其他人都很活泼,和那些当官的逗贫。你知道谁发现我了吗,曲啸,当时特别著名的演说家,中宣部的调研员。

这个人非常好,他是电影《牧马人》的原形,他在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1958年被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在嫩江草原牧马,1968年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有期徒刑20年,我见到他时,他刚从东北一个大学校长的位置调到中央宣传部门,当时特别红。我在墙角落里待着,曲啸居然走过来,问我,你怎么在这儿待着?挺关心的。后来我说我是知青,他说你是知青啊,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现在户口还没回来呢,我说挺难的,有陌生感。他马上给我写了一个他的电话,在六部口,就是天安门西边,叫中宣部,我当时也不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他说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这是前面的插曲,1988年我的户口终于回来了,但回来以后我找不着工作啊,一直在街上流浪,这个那个的。最后忽然想起这个人了,真是事隔两年之后,找到他办公的地方,他想不起来我了,但说起这件事来他记着了。他说那行,我帮你想想办法吧,他底下的秘书帮了一个忙,一星期后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你就到西直门那边,有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那时候没有食品,就是药监局,你去找谁谁谁。我就去找了,还真就管用,就上班了。这事情就这么一个传奇,在你危难之中,总有贵人相助,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人的本能,你必须要生存,必然产生的一种,或者你遇见的,机遇,否则你怎么生存。我认为知青八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人的本能和生存的能力。

   安娜:你一直自己把儿子带大?

   章大妈:是,我一个人带他,也可能是我能力有限,他脑子有些问题。

   安娜:就是说,您现在还要照顾他?

   章大妈:嗯,他在家里呢,看得出来吗?

   安娜:完全看不出来,您真是个了不起的母亲。

   章大妈:我一向给别人特别阳光的一面,我绝对不会把我这种情况给别人说,也不愿意去说。我这种背景,我一个人的工资,我一个人带孩子。虽然我在医药局,但是我下岗了,医药局2000年的时候,精简,我们原来是400人,一定要精简到200人,30年工龄的必须下,就下来了。

   安娜:您的一生真是坎坷。

   章大妈:非常的坎坷,但我从来没跟孩子哭过。其实知青里面也有等级观念,谁发展的好了,就捧啊,发展不好的,就离得远远的。好多人来帮我,从生活上来帮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接触那些过的不太好的,这些人,平时弄个名牌包,一来说你看我这个多少钱买的,他们就攀比,羡慕嫉妒恨,这是一种人群。这不光是知青,现在这是社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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