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凯访谈 (2)

安娜:他们在乡下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的政策?

   翁永凯:我们那儿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所有这些信息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去那儿,是公社告诉他们这儿有很多学生娃来,每个队要分几个,你们派人来领。每个队来了几个年轻人,弄了几个车子,用骡子拉着车装的行李,每一个村几个,把我们都放到那里去。当时可能有两万多知青到延安去。

   安娜:你们村里有几个?

   翁永凯:我们村有十几个。

   安娜:都住在一起吗?

   翁永凯:没有,我们分上面一个小队,下面一个小队,男女分开。当时很多,两万多人,包括现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也是坐我们那个火车一起去的,什么王岐山啊,习近平啊,大家都是一起去的。那个时候没有想很多,也没有想过以后会回来。

   安娜:没有强迫的感觉吗?

   翁永凯:当时文化大革命了,你没有选择。组织把你散在那里就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可以见到父母,也不知道是否还可以再见到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的生活就在那里了。我做赤脚医生,是因为我去以前已经学了一点。

   安娜:您在学校已经学了?

   翁永凯:是在北京,不是在学校学的,自己学的。

   安娜:从哪儿学的?

   翁永凯:当时我们家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就跟着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学,自己去看,自己在自己身上试验,都是这样。

   安娜:您当时已经对医疗感兴趣了?

   翁永凯:并没有说是感兴趣,因为知道要去农村,而且并不知道会回来,你在那里靠什么生活?我那时候年纪很轻,那时候就想说你要靠什么来生活,如果我光是靠种地,我肯定做不过那些男生,所以那时候想要学一技之长。农村大家都知道缺医少药,所以就学了这些。那时候去农村之前,在自己身上都试验过了,针灸啊,按摩啊,配一些中草药,简单的东西。所以走的时候就带一些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安娜:带的中药还是西药?

   翁永凯:中药西药都有,一般是西药多,就带了一个小的盒子,盒子里面放了一些药,买了一个听诊器。实际上赤脚医生在队里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职位,老乡小孩子生病了,你就帮他看一下,比如说小孩子发烧,比如给他做一点处理,让他怎么去退烧,不是光单纯的像现在要给药,那时候并没有这些,我们就是用冷手巾敷一下,脊柱两边做一下推拿。小孩经常的病就是胃肠道的,伤风感冒,还有一些妇女的妇科病,我们当时是用一些最简单的办法去帮他们。实际上赤脚医生也没有说是谁选的,只不过是大家都来找你,白天还是要去劳动,晚上回来人家就来找你,有时候你就会到老乡家里面去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帮他看一看,让他多喝水,给他喝一点点药,成人的话,妇女的话,给一些止痛片,很简单的这种。怎么当上的,没有说是谁选的,他们自己就会来找你,因为你帮他看好病了。比如有的老年人,有的小孩子,他身体不好,有病的时候,会来找你,你帮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好,下回还来找你,互相一传,他们就来找你了。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安娜:这个村里面只有您一个人有医疗的技术?

   翁永凯:对,另外一个村有一个是当地的,旁边一个村,离我们五里路,那个村有一个当地的赤脚医生,岁数大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受到过正式的教育,都是这样子。你如果说是一些培训,我们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但是比如我每一年的冬天,可以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都是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因为当时对于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城里医院一般都会网开一面,当然我们也认识一些人,托一些人,会让你去跟着实习。比如我曾经在北京矿务局总医院妇产科实习一个冬天,将近两个月。但是真正在那里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只学妇产科,我也看X光片,也去化验,检验科,内科,儿科,各个科都去,都去学习。晚上的时候如果有手术,要生小孩的,我就要守在那里。偶尔的如果没有事就睡觉,我好像在那边很少脱了鞋睡觉,都是在值班室里面等,白天的时候在病房里面,帮他们拖地,给他们产妇做吃的,什么都干,那时候真是求知欲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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