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十九

作 者: 王 哲

林彪就這樣不斷剖析著,除了剖析自己,也剖析他人,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毛澤東還好說,自己是把他當做兄長、恩師、知己、領導相待的,我們之間雖然沒有“桃園結義”之名,卻有“桃園結義”之情。在戰爭年代,直至建國初期,我始終以關羽的忠勇、張飛的直言對毛的。而毛對我也是毫無芥蒂,“將能而君不御”,成就了我和他的一段美名。歷史上的教訓告訴自己,奪取政權後,對於君王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對於臣子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慎用自己的權力或是縮減甚至放棄自己的權力。對於臣子們來說,打下江山坐享江山也無可厚非。但人的慾望是無窮盡的、漸次遞進的,何況“坐享”的程度又是和權力、地位緊密相連的。生活上驕奢淫逸還無關大體,甚至可以當做“捨本逐末”、保全自己的一種方式;居功自傲雖然令君王側目,卻也還可以忍受,只不過實在看不過去之時,懲壓貶罰一下而已;令君王最警覺、最擔心的是結黨營私、是建立、擴大自己的“小圈圈”、“小團體”。雖然毛常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雖然對於君王來說,權力就是對這些黨派的控制,政治就是對這些黨派的平衡。但一旦誰的勢力發展即將或打破這種平衡,如果是勢力與勢力之間的對抗,也還好,至多是被君王打壓一下以求得平衡。但如果這種勢力讓君王覺得是衝自己的權力寶座來的,則必將遭致沒頂之災。

當然不是一說“小圈圈”、“小團體”,就都意味著結黨營私。歐陽修在其《朋黨論》裡對此有所明析:“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何哉也?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修所論,對則對矣,但政治是什麼?權力是什麼?政治本身就意味著謀略,而謀略總是以奇正相輔、正反相應;權力更意味著冷酷、絶情和獨裁。現實世界裡,有多少如歐陽修所說的“真朋”呢?既然很少能結交到“真朋”,就要努力不交或少交“偽朋”。就像打仗,往往取勝不在於比對方有多大的優勢,而在於比對方少多少敗勢、在於誰漏算更少、失誤更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林彪終其一生,不要說好友,能聊到一塊的朋友也是寥寥無幾。陶鑄算一個,粟裕算一個,劉亞樓算一個,其他人多是工作上的關係了。特別是林彪在解放之初向毛請求徹底修養或到一偏遠省份工作,更加深了毛的好感。其後對林的連連提拔,一方面是以心腹嫡系待之;另一方面與林的這種“不爭”之態、“不朋”之舉有很大的關係。

7月27日上午,毛澤東召開了一個常委擴大會議,與會者是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彭真、賀龍、陸定一、羅瑞卿、胡喬木,名單中沒有對彭德懷及其信的內容深表同情和贊同的身為常委的朱德參加。

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在之前22日毛召集的會上(同樣沒有朱德參加),就已經被毛統一了步調。彭真是劉少奇麾下第一幹將,早在延安整風及批高崗、饒漱石時就已經和彭德懷結下了舊隙新怨。賀龍如前所言,他揭發彭德懷說的“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和彭德懷在小組討論會上被一些人批評時,情急之下似乎只有一介武夫才罵得出的“當年華北會議上操了我四十天娘(延安整風會議上對彭的批判),現在我操二十天還不行嗎”這兩句話,1實質是彭德懷廬山會議“中槍”的兩處致命傷,遠重於彭德懷信中說的、也是現在官方和主流媒體一直強調的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失在前得在後”等等言論。

道理很簡單,“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戳到了毛的心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也是毛當機立斷,決意讓林彪上山取代彭之所在。雖然彭德懷之前曾幾次請辭軍職,毛都予回絶。但這次彭“恨鐵不成鋼”的這句牢騷,實在過於隨意,尤其又當著非可隨意之人。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古今中外由此生出多少冤獄。儘管作為一代政治巨人的毛澤東,實際對這些洞若觀火,但此時毛需要這樣既可以激起千層浪、又可以落井之“石”。

有人說“賀鬍子”此舉告發,是出於對黨的忠誠。但就在1958年批判粟裕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當會議指定粟裕的老部下王必成對粟裕檢舉揭發,要他劃清界線時。王必成說:我奉命揭發大陰謀家粟裕,我跟隨粟裕作戰多年,對粟裕的大陰謀有兩點我體會深刻,那就是“大”和“謀”。記得濟南戰役即將勝利尚未結束時,粟裕就向黨中央毛主席建議打淮海戰役,基本解決殲滅蔣軍的主力問題。中央採納了粟裕的意見,我們取得了決戰淮海的偉大勝利。這個謀有多大,我不敢評論,毛主席他老人家最清楚。至於“陰”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沒有體會,請知情者揭發。賀龍聞之曰:王必成此人可交!可深交!這才是“兩把菜刀”闖蕩江湖的“龍頭大哥”——真正的賀龍啊!

此一時彼一時者何也?無非是
“權”、“利”二字,賀龍對彭德懷的一揭,之後被任命為軍委第一副主席,成了軍界排名毛、林之後的第三號人物。其後因欲取代林在軍中職位又無法取代林在毛心中的地位,而寄希望於劉少奇時,文革中被毛澤東斷然拿下直至丟掉性命,此是後話。

至於彭德懷“操娘”之說,更是犯了大忌。其一,毛澤東是通過延安整風一舉奠定了其在中共一言九鼎的領袖地位的;其二劉少奇更是通過延安整風確立了其接班人的寶座。彭此罵語,不僅被視為不服當年的批判、想要翻案,更被看成攻擊並覬覦領袖地位的圖謀不軌。這也是其後遭到林彪等人痛批的“有野心”、“想當大英雄”等等由來。

陸定一是當時惟毛是從、思想比毛還左的中央宣傳部長。文革後是真正清醒了,但鄧小平不給他安排實質性的工作,陸一直住在醫院,直到去世。其臨終之言: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說話。當年(1996年)可謂振聾發聵,至今仍有餘響。羅瑞卿是當時的公安部長,號稱毛的“大警衛員”,毛曾說:“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還說:“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胡喬木當時是毛的五大秘書之一(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葉子龍、江青),雖然內心同情並贊成彭德懷的言論,但人微言輕,毛讓他做會議記錄。當然,此時毛也知道他身邊陳、田、胡這幾個書生多少都是贊同彭德懷這些說法的,讓胡做記錄,也有通過胡向這些人吹吹風的意圖。

在毛主導這次會議上,毛結合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的言論,並由羅瑞卿檢舉說明了在毛澤東23日講話後的當晚,周小舟等人去黃克誠處的情況,由此基本坐實“湖南集團”、“軍事俱樂部”等說法。

在這次會議上,包括之前22日的常委會,比較微妙的是劉少奇對彭的態度並非那般激烈,儘管從歷史淵源上看,劉和彭基本是對立的(彭遭批判的延安整風,劉少奇和康生是毛的左膀右臂。彭被牽連的“高饒”甚至有說“彭高”,針對的就是劉)。但通過1958年的“大躍進”顯現出來的“左”的惡果,讓比較務實的劉少奇自廬山會議一開始就對“糾左”有比較清醒和明確的認識。

7月4日,劉少奇在參加小組討論時說: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教訓,比躍進的意義大。

7月19日,即在毛批示彭德懷的來信並印發全會討論後,劉少奇同胡喬木談話時說:不少人對成績講得不夠有意見,那就多加一點,講充分一點。但缺點一定要講透,要講得深刻一些,更有說服力一些。即便是在後來8月4日,彭德懷已被定性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劉少奇的發言也多是引述毛和其他人的話,沒有過多偏激之詞。

劉少奇,這位毛澤東的老鄉,比毛澤東小5歲。家庭出身和毛差不多,在當時都屬於富裕的農民家庭。兩個人交往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其後,毛澤東每一次得勢,都忘不了提攜一把這位既是同鄉,又是志同道合者。劉在解放前曾長期領導黨在白區、特別是北方局的工作。直到1945年在延安黨的七大上,毛將劉提升為僅次於毛的二號人物,開始了毛、劉長達20年的合作。

也正是在這次七大上,劉少奇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並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指導思想一直延續至今。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進入中央領導核心是劉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轉折,此後直至文革落馬,他一直是毛最主要的助手。

也是在七大以後,以毛澤東為首的這個領導集體中形成了一個慣例:當毛澤東外出時,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的職務或代為主持中央工作。其中經中央政治局開會,明確由劉少奇代理毛澤東職務的有3次: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二次是1949年12月,毛澤東出訪蘇聯,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三次是1953年12月,毛澤東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憲法,劉少奇又一次代理毛澤東的職務,並主持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的七屆四中全會。劉少奇是中共內唯一代理過毛澤東的黨中央主席職務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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