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凯访谈 (6)

安娜:没有机会被推荐报考工农兵大学生吗?

   翁永凯:有过一次机会,1972年我报考的时候,也考上了,正好那一年赶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农村的孩子叫张铁生,那年他也去考了,考了个零分。他就在卷子上写了一封信,说他因为都在农村劳动,没有工夫准备考试。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把那次考试重新规定了,当时全县是600多人考试,录取了102个,我是考了全县第二名,我当时被北京大学录取了。那一年北大有两个录取名额,一男一女,我本来报考的是北京外语学院,但是我成绩考的比较好,可是我岁数太大了,他要22岁以下的,我那年23岁,所以就把我调给了北大。我那时候并不知道北大那个名额给了我们县里面一个水利局长女儿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到最后重新再来的时候,就说要查这个那个,我们县里就把我一个人拉下来,他说我是白专的典型,意思说我是专门在学习医学知识,没有注意思想改造,说劳动的量也没有他们要求的那么多。后来我们生产队就集体写信,说因为我是赤脚医生,我在下面还帮老百姓看病,还做了很多。但是已经晚了,等到把这个事情都搞完以后,那边的招生也结束了。

   安娜:您是不是有一种不公平的感觉?

翁永凯:是,很不公平。那时候很想去读书,那时候都已经把每个被录取的名字公布在墙上了,马上就要走了,然后又说你不行,等于把你拿出来作为一个典型示众,说这样的人虽然学习很好,但还是不让你去。那个时代,很多时候你的命运你根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结果四年之后我又上了北大,去学了生物,这都是无法预知的事情。

到今天,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至少学了我想学的专业,至少这段知青的经历让我知道怎么生存。比如我现在已经65岁了,今天你告诉我说,你要从头来起,你一无所有,你想做什么,我觉得很简单,我可以到街上卖鸡蛋卖烧饼,我都可以比别人卖得好。

   我觉得我的人生受我的知青经历影响很大,另外和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因为我过去从来不知道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在农村的时候,就等于把我们打到社会的最底层。当时县里面有一个知青安置办公室主任,专门负责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那种人我们说是小人,一看去了那么多城市的知识青年,他就假装到北京来做家访,让那些家长送他东西,贿赂他,给他钱。一些女生为了当工人,或者当兵,或者去上学,就去讨好他,有很多女孩子就被他睡了。在那个年代有许许多多事情你想象不到,他有权力,就可以让你的一生都无法改变,因为他有这个权力。

1972年,我明明被北大录取了,他把我拉了下来,把名额给了水利局长的女儿,却告诉我说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是党的安排,你什么都不要想,一辈子都在农村里面,你要是好好的,听话,我会提拔你,给你入党,给你什么什么。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我要想干革命,在哪里都可以干,共产党也不是延安党。他就说你小心当反革命啊,我说没有关系,你非要说我是坏人,我现在不跟你争,30年后再说。所以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还是蛮大的锻炼,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人。另外你看到了中国最底层的这些老百姓,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拿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得到应得的回报。我看到过三十年前的他们,也看到过三十年后的他们,看到这些,我自己就会想,我这一生应该做什么,我这一生应该怎样帮助他们。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如果没有那样一段知青生活,我觉得我不会是现在这样。我在美国是一个终身的工作,在FDA收入不错也很稳定。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回来用我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中国社会的很多精力,很多的钱,都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我觉得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还是一个更好的,更健康,不生病,少生病的环境。

   安娜: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

   翁永凯:也没有,我觉得像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最普通的。作为我个人来说,现在花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做健康教育普及。现在的中国和30年前我做赤脚医生的时候比起来,没法比了,物质极大丰富,但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经济发展了,而赤脚医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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