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座谈会(4)

本报特约作者:安娜

嘉宾H:我简单的说一下,我是在内蒙插队,1968年去的,1969年开始当赤脚医生,一直到1979年。我身旁这位老兄是从北京1967年走的,1968年干赤脚医生,干到1982年,时间更长,我们俩可以说是职业的赤脚医生了。我在内蒙待了22年,跟大伙刚才说的给病人针灸一下,给点草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刚才有老师从宏观上面分析过,赤脚医生的产生脱不开文革和插队这两件事。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央定调就是浩劫了,但是插队大伙有说好有说坏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干那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出身不好,我到那儿以后上大学也没份,工农兵大学生也没份,招工也不招我,家里面都轰到农村去了,穷的没有饭吃,我只能待在那里。

虽然牧区要比农区富裕一点,没有要饭的,也不至于饿肚子,但是贫穷、落后,尤其是医疗条件的落后,简直不可想象。文化大革命有点喇嘛医生,也都给打倒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医生。我们那时候,赤脚医生可以说是牧区唯一的医生,等于是赶鸭子上架,不上也不行。我1968年去,1969年当赤脚医生,只学了两个月,跟巡回医疗队学了两个月。两个月回去,第一个活就开始接生,我那时候是18周岁,记得很清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替人家接生。那时候真是不懂,当时巡回医疗队都是医学院的老师,教我们很认真,所以学得也认真,我第一次接生操作还挺好,回去老师还夸我。

随着后来兵团成立了,知青大多去了兵团,因为我出身不好一直留在大队,没去兵团。兵团后来也走了,兵团一走医疗更是一个空白,赤脚医生就成为当地唯一的医疗。尤其我们牧区一到冬天大雪封山,交通根本走不了,尤其是急症的急病人,我就成了职业的赤脚医生。那时候整天骑着马,一人好几匹马,牧民这边病了,那边病了,整天到处走,到处给人看病。我们那个赤脚医生基本脱离了扎针灸啊,草药啊,属于专业医生的活,你真正要给人家看病。象接生,针灸草药全没有用,完全是西医的这一套,怎么消毒,各种难产怎么处理,包括各种疾病传染病处理。那时候草原上传染病特别多,麻疹、百日咳,一两年一流行。

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客气地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场灾难,大伙现在说该上学的时候你插队了,该上班的时候你下岗了,这是大多数知青的命运。当然我们在座的都算混得好的,专家、老板、医生、学者,但还有更多的混得不好的呢。

嘉宾I:我情况特殊一点,我是1966年届的高中毕业,1967年自愿报名去的内蒙,待了25年,15年在牧区,娶了一个牧民媳妇。我跟大家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虽然心气很高地去,当时喊出了20年改变内蒙的面貌,实际上到那儿以后什么也干不了。我们那儿是纯牧区,95%以上都是蒙古族,只说蒙语,很少有人会汉语。地广人稀,我们去的那儿是牧场,有七千平方公里土地,只有一千三百人口,相当于五平方公里左右才一个人,但是牲畜多,有八万多牲畜。我们好是好在不愁吃不愁穿,坏在哪儿呢,交通极端的闭塞。中国地图是一个大公鸡,就在鸡脖子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儿,中蒙边界线上。

那时候常有越境的,但在外蒙那儿转了三天,连个人影都碰不到,又回来了。所以我们那儿的特点,先得学蒙语,你不会蒙古话,人家理都不理你。他们骂人最厉害一句话,就是蒙古人不会说蒙古话。一开始简单,我们去头几个月,吃饭、喝水这些都会了。但是过了没两三个月,正好下来一个医疗队,说给你们培养点赤脚医生。我因为父母原来都是搞医的,走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药箱,怕那里缺医少药。结果大家知道了,说你去吧,你有药箱,你又懂行。于是我就去了,本来计划是培训半个月,结果到第三天,刚学了一个生理解剖,学了一个扎针灸,连打针都没学。人家医疗队有紧急任务回去了,实际上我们就学了三天,就赶鸭子上架,反正人家也知道你学了大夫了。

结果没几天就有人找我,一个老太太,估计现在看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就跟我说头晕,当时我也不懂,头晕是什么意思,她给我比划了一下我明白了,脑袋转圈,就是晕,我给她几片氨茶碱,吃了以后老太太好受多了,说你这个大夫真好,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把病看了。

那儿跟内地看病不一样,一个是语言关,再一个必须骑马。我第一次出诊就转向了,那个地方非常容易转向,因为内蒙草原到处都是很平缓的山坡,缺少特征。碰见一个看来就是感冒,发高烧,结果我旁边有几个知青瞎说,说是不是伤寒,打寒战,出大汗。我也不懂啊,你想三天半毕业的,根本不懂这个。我说我去给你请大夫吧,牧场卫生所离那个地方大概有50里路,我骑着马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草原上天黑特别快,刚才看着还有太阳,太阳一落山,马上就黑了,黑了以后,天上到处星星眨着眼。

忽然看见前面有灯亮,就骑着马往那儿跑吧,可是我怎么也到不了,怎么也找不着道儿,这就象你在平原上看一座山很近,但你怎么也走不到一样。结果我转了一夜也没找到一个地儿,后来我也急了,估计一两点钟了,不找了,把马一卸,往地上一躺,睡觉。结果睡到大概五六点左右,一看天亮了,我离牧场卫生所蒙古包不到一里地。

这么艰难地把大夫请到队里,让人家一看,都是小事,给几片VC,给包四环素结束了。但是我就接受了两个教训,一个草原上看病头一条要会人语言,第二条要认道,不能再转向,剩下看病技术是慢慢来的事。所以后来我蒙语读写的还可以,最起码什么病我都能说上来,因为它都是比较特殊的名词,你问老乡也不知道,就抓住机会问蒙古族的大夫。再后来自己感觉医术不行,怎么办呢?跑回北京来学习,先在唐山学了八个月,又跑到北京第四医院学了五个月,后来自己又上延庆县医院待了一阵儿,学的比较全面了,内科、外科,连麻醉我都学了。1980年去学的,1981年底回到牧区,1982年我一人干了56台手术。因为那地方人很少,56台手术就超水平了,历史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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