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之三十八

作 者: 王 哲

有文章以楊獻珍(中央黨校負責人之一,彭德懷好友)口述為據,說此次見面彭德懷就自己所謂的“罪行”逐一怒質毛澤東,雙方星火亂碰並最終令毛啞口無言。我以為有失真實,至少不符合毛此時心境。

此後,毛囑楊尚昆以後要經常去看望彭德懷。每月至少兩次,主要是瞭解他的思想動態,幫助他聯繫和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11月9日,楊尚昆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懷處,在彭那裡召集高級黨校黨委常委會,楊獻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當場安排了彭德懷到黨校學習的問題,並當面交代,彭德懷是毛主席批準到黨校學習的,要派專人輔導他的學習,有什麼問題由楊獻珍同彭德懷直接聯繫。

有文章說據楊尚昆回憶,後來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彭德懷出來做點事。有一次,毛對楊尚昆說,可以讓彭德懷當農墾部部長,要楊去徵求彭德懷的意見。當然,如果彭德懷同意,下一步還要做王震的工作,讓王震把農墾部部長的位置讓出來。我考慮,那時彭德懷的情緒很不好,不可能出來工作,因而一直沒有同彭德懷談。還有一次,毛澤東指定楊尚昆和陳毅、聶榮臻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主要是說服彭德懷承認錯誤,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懷心裡不服,一直頂著不表態,我們三個人都認為不好開口。以後我見到毛澤東,說你要我們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你講個方針才好。毛澤東看到我們有難處,笑了笑說,那就算了吧。

從文章可知,毛讓楊尚昆去做的,楊都沒去做,儘管也許楊可能為避嫌(擔任過紅三軍團政委)。但毛如此重要意見,以當時環境和楊的地位和職責,楊不可能自作主張不執行毛的指示,尤其還涉及到兩位元帥。所以此文的真實性有待確認。

明知“反右必出左”的毛澤東,囿於當時環境、最主要是他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向著“左”的方面越走越遠。而在此過程中,赫魯曉夫的作用又是迄今如法估量的。林彪通過廬山會議,毛對彭德懷的整肅,從思想到情感,已然產生了別樣的看法。

毛澤東給了彭德懷最大的“面子”,但後來國民經濟的不斷惡化,卻給了毛最大的“難堪”。

1959年廬山會議後,對內因為“反右”在經濟上又掀起了新一輪的左的“大躍進”之潮。對於“反右”運動中出現的“左”,開始毛自己也是有所提防和覺察的。11月3日在同周恩來、彭真、王稼祥等人談話時說:批右開展起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但他認為只是有這個苗頭,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並沒有把它看成一個嚴重問題,從而採取措施加以防範。

如果說這新一輪的“大躍進”是給中國帶來三年自然災害的罪魁禍首,那麼同時期內“大躍進”促發的“大興水利”,也算是不幸中之幸或是唯一的亮點。包括後來在文革期間,正如前水利部長錢正英所言:“文革”給了水利一個機會,大發展的機會。這些都與毛澤東對水利設施的一貫關心、對農業的重視密不可分,從親身參加“十三陵水庫”的建設,到“一定要根治海河”的題詞等等,都說明了這一點。當然其中有些水利設施的建設,也存在著違反科學、不合理的情況,但絶大部分是有利於當時的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有些至今還在發揮著作用。

在軍事上,從思想和組織上深化批判和肅清彭德懷極其追隨者。隨著軍委擴大會議的結束,以及林彪、賀龍等人工作的展開,尤其是林彪,出於對彭德懷等人的同情心理,雖然受牽連的幹部不少,但一般只是受到轉業、降級、降職等留有餘地的比較溫和的處理。林彪憑其在軍隊中無出其右的戰功和個人威望,對這些受牽連的幹部盡了最大的保護。以致有些耳邊風吹得毛澤東都心生猜疑,嗅覺極其靈敏的林彪就便藉口養病,把軍委日常管理工作索性全推給了賀龍、羅瑞卿等人,這也客觀上導致了這二人後來關係的逐漸親密以及由此落難,此是後話。

對外發生了三件事:一是中印邊界發生武裝衝突;二是中蘇分歧的公開化;三是毛澤東於1959年11月12日,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第一次針對杜勒斯代表美國政府對外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策略的變化,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

這一時期,國內的經濟建設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是毛澤東最關心的兩件事,而這兩件事,又是相輔相成互為影響著毛的思考和言行以及由此制定的相關政策。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主要就是討論這兩個問題。

在這次會議中,毛主張壓縮糧食和棉花的計劃指標2。但在李富春提報的《關於一九六〇年計劃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上,在其中“鋼四百八十噸左右”處,毛批註:“實際可達到六百萬噸以上” 。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強調把產品質量、規格、品種放在第一位,把數量放在第二位。這是毛在指導工業生產方面認識上的一大進步。同時毛根據自己對美、蘇兩國動向的觀察,提出了大後方問題,可以說是後來三線建設佈局的先聲。

會議期間,毛寫了《七律·讀報》:
反蘇昔憶鬧群蛙,今日重看大反華。
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
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
遍找全球侵略者,僅餘中國一孤家。
通過這次會議,可以看出毛對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反思和認識的深化,也可以看出中國和美、蘇的實力落差對毛形成的巨大心理壓力,更可以看出毛愈壓愈強、愈壓愈硬、且耽於理想的性情,另外毛意識中固有的強國之夢和捨我其誰的霸氣,以及骨子裡“家長制”、“一言堂”的行事風格,再加上不覺間形成的好大喜功、爭強好勝的心理。這些因素糾結在一起,令毛總是在脫離了必須要“走路”這種實際國情的快跑與慢跑之間加以調整、總是有“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急於求成心理,也令毛總像是雙腳雖然踩在現實的土地,身子卻如在想像的空間,頭腦似乎在理想的雲端。
在這次會議上,鑒於赫魯曉夫主導下的蘇聯與美國和緩的關係,如劉少奇所言:(對蘇聯)我們要準備應戰,從理論上準備。為後來著名的中蘇論戰埋下了伏筆。同時,劉少奇說: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有階級鬥爭6。表明這一時期劉少奇與毛澤東在思想上並無二致。

12月4日晚,毛澤東就國際形勢問題發表講話,並親筆寫了講話提綱,其中講了:
敵人的策略是什麼?和平旗子(註:原文如此),大造導彈,大搞基地,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和平旗子,文化往來,人員往來,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中國將在長時期內,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許多共產黨、許多國家、許多人民的擁護。在這種困難局面下,中國將在八年內相當強大起來。……

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八年後赫下台)。

世界上一切事物沒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國也將走向反面,然後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要不斷革命。

這個提綱,分析了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略方針和基本原則;批評了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及其對中國的態度;曆數了中共與蘇共之間的分歧以致嚴重惡化。但此時毛仍認為這些分歧、這些不團結,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這個提綱,集中反映了毛澤東這個時期對國際形勢的基本看法和估計。

提綱最重要的,一是闡明了毛發動各種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動機和出發點。在毛看來,蘇共之所以變質、之所以出現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因為“列寧早死,沒有來得及改造”;二是體現出因為毛澤東本人以及時代和歷史的侷限性,毛把改造黨這樣極其重大的使命和任務,還寄託在諸如“列寧”這種個人身上,即欲以“人治”而非“制度”去進行。這兩點對其後的中國影響至深。

赫對毛的影響表現主要在四個方面:一是對史達林的背叛,這種恩將仇報、以怨報德、“過河拆橋”的行為,是毛這種頭腦裡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人,所絶對不能容忍和原諒的;二是恃強凌弱、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這對一生致力於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毛澤東來說,赫自然而然變成了毛抗爭的對象;三是對美國的妥協,這對毛來說,既是一種示弱甚至投降變質的表現,更是對毛的一種不視和對社會主義陣營、包括中國的一種犧牲。由此毛再結合多年來前有史達林、後續赫魯曉夫的對毛、對中國的態度,對於絶對不甘於居人下、有恩必報、有怨必出的毛來說,結果便不難想像了;四是赫魯曉夫本人的素質,也讓在中國受億萬人敬仰、認為“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毛覺得當在其上甚至可以取而代之。史達林時代,因為史達林的歷史地位和角色,以及當時毛和中國的狀況,毛還只能忍氣吞聲下來,但是輪到了赫魯曉夫,毛認為今非昔比了,至少毛心裡是看不起赫的,於是忍無可忍之時,也就無須再忍了,這從一次毛在游泳池會見赫魯曉夫並令赫很是尷尬更內心異常惱怒便可見一斑。

赫魯曉夫對毛後半生的影響之大,至今也無法論定。可以說,蔣介石決定了毛的前半生;赫魯曉夫決定了毛的後半生。這也就是毛晚年自己說的:一生只幹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小島上;二是發動文革。而毛發動文革的實質,就是解決各個級別層面接班人問題,二這正源於毛認定的赫魯曉夫對史達林、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背叛。

毛在一方面怨恨赫的同時,一方面也深知臨淵恨魚、羡魚,”不如退而結網”的道理,深知與人抗衡,最終還是要靠實力的。所以從毛的內心認知發展軌跡來說,當初實施的”一邊倒“的國策,正是想在蘇聯鼎力支持下,迅速增加國力,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這也是包括毛在內的、那一大批開國領導人的夢想。所以,當赫魯曉夫打亂、毀掉毛的這一宏大藍圖時,其內心的憤怒和苦悶是可想而知的。雖然深諳哲學的毛也自知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規律性和特點,但毛的性格,注定是絶不認輸、迎難而上的。於是恨不得一夜趕上蘇美、直至與之比肩的急功近利之念,始終貫穿於毛思維、情感和言行之中,並起到主導作用,這也是為什麼毛總是或多或少表現為“左”的重要原因。

及至後來,可以說毛對赫的痛恨,遠遠超過了毛對其他任何人。可以說從毛開始批赫魯曉夫直到毛去世,毛一直在中國的政壇上警惕、搜尋、鬥爭著他認為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而為了不使中國共產黨也走向反面、也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必須“不斷革命”(即後來演變的“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就是說,毛的用“不斷革命”的方法,來“改造黨”的想法或曰思想,是成形於這一時期的。而“文革”只是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劉少奇”等人只是它要“改造”的對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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