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三十九

作者:王哲

林彪在参加完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后,便回到了他在苏州的住所,继续他的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实际处于休养的状态。针对在会议期间,毛让他还是要多抓一些军队工作的指示,他在给毛的报告中写到:现在军队的批彭反右已在深入顺利的进行之中。相信贺、聂、罗等同志在主席的领导下,会取得更大成绩。最近一段时间连续且较为紧张的工作,自己的一些老毛病又出现了苗头,我的身体情况主席是了解的,我很想就此好好休息一下,养好身体以便更好的工作。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主席签发个文件,说明在我休养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也许更便于大家的工作。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这个报告后,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转达他的意思:抓大事,弃小务;养身体,多运动。林彪听后心下明白,这是让自己边工作、边休息;会工作、会休息,总之不能撂挑子。

其实林彪打报告想休息一下是真,但也有两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在自己踏上庐山之初,毛确是一片真心力让自己出山,替他掌管军队。但庐山会议后上,自己的表现与贺龙等人的表现是有所差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己所有欲,必现于人”。特别是在毛这样的人面前,什么蛛丝马迹能逃得过他的火眼金睛呢,相信毛一定清楚自己的内心是同情彭的。这从庐山会议后,军队领导人的调整配置也能看到毛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现在基本告一段落之时,通过这个报告,看看毛对我信任度的增减变化情况;其二,当初毛让我考虑一下军队其它人员的调整情况,但是对贺、聂、罗等人的任命,却连事先与我通个气都没有,而且还是这样一种制衡的配置。如果自己不有所表示一下不满,将来那么多职位的调整、任命,自己的发言权、决定权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这样的话,自己还怎么开展工作?这就和打仗一样,命令下去,没人执行或执行走样,这仗还能打、还能胜吗?

深谙林彪心性的毛泽东,看到林彪的报告后,把报告放在桌子上,思考了一下,顺手往报告上弹了弹烟灰,随即将宽大的后背向后一靠,嘿嘿一笑,轻声念道曹雪芹的一首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静坐了一会儿,把报告上的烟灰,抖落到烟缸里,叫来秘书,给林彪打了那个电话。

不过林彪确实需要休息一下或曰平静一下。庐山会议以及其后由他主持的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各个势力、各色人等的各种表现,让他看到了政治的残酷、阴暗和龌龊,看到曾经并肩战斗、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战友,而今却在权利和私欲的驱动下,手段比当年对付拿枪的敌人还狠毒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到颤栗,更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如果说当年好友高岗的骄傲自大和生活上的一些不检点,还令其感到有些可气,高岗的落马,还只是令其有些黯然神伤的话,那么彭的耿直的秉性、俭朴的生活则是他林彪一向由衷敬佩的,彭的遭遇真正令林彪感到了兔死狐悲、鸟尽弓藏之感、真正令林彪在内心里对毛有了深深的警觉和一些怨艾、真正促使林彪对所谓的战友之谊、朋友之情、生死之交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更新的概念。

可以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及随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不仅是林彪政治生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更是林彪内心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分界点。从此,那个曾经静若处女、动如脱兔、被誉为常胜将军、“黑土地之狐”的林彪,那个曾经在毛泽东已然一言九鼎之时,却向其发出“请主席头脑冷静思考之”的直言谏上的林彪,那个曾经以独特的性情、独立的思想、“独来独往”著称的林彪、那个大家熟悉的林总,似乎渐行渐远了。

虽然毛没有批准自己的休息报告,但从那个电话指示中,林彪还是理解毛的用意的。因为眼前的大事就是在军内深入批彭、肃其流毒余孽,且这件事已经在顺利进行之中了,那么还是同意我暂时以休息为主。尽管毛是让我把工作放在前,休息放在后,那也只是在表明他的一种信任罢了,而且还不是白纸黑字的信任。

 面对三年灾害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惨况,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不断地纠“左”,以图尽快挽回颓势,为此毛泽东不惜破例做了自我检讨。1961年中央的一系列举动,为年底酝酿的七千人大会埋下了伏笔,也为七千人大会的圆满召开,奠定了基础。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其中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做了最重要修改: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其后,“公共食堂”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对“一平二调”给农民和生产队的极大地损害尽可能予以补偿。但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这三年给中国经济特别是广大农村带来的巨大破坏和创痛,时至今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仍心有余悸而不堪回首。

今天那些亲身经历并深受其害者,也是对“左”的思潮最敏感、最痛恨、最唾弃的一代人;也是对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尤其毛本人,最不解、最不满、甚至最反感的一代人。这是只有亲身感受和体验过,如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说的“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以及当年去过河南信阳的李先念说的: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那种惨况,才会从心里生出的一种难以磨灭乃至历久弥新的感慨愤慨。只有全面深刻地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才能理解那一代人的喜怒悲欢。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解脱,从认识痛苦开始”。而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真正的快乐,也应该是从认识痛苦开始。让我们深刻认识并牢牢记住这些惨痛的历史,走好自己今后的路。

应该自从中央发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左倾”思潮后,也有所认识和纠正,从1958年到1961年初,中央全会召开的格外频繁,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召开了六次中央全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与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之间,则相隔了整整四年。

特别是进入了1961年后,中央纠“左”的力度不断加大。先是在1月份八届九中全会上,降低了钢粮等指标,缩减了基建规模,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大兴调查之风。

3月5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庐山会议打倒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一事,说:从1959年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3月15日,针对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提出的试行责任田的想法,毛听说可以较快地增加粮食产量,给予了肯定(不久,毛又让柯庆施转告曾,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实验)。曾希圣立即打电话通知安徽省委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是三年灾害后,第一次试行责任田。

从1961年3月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安徽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遂继续普及推行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毛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

毛的沉默意味深长,曾希圣没有正确体会,或者他猜测这是一种默许,或许他过于沉浸在成功之中。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会议期间着重批评曾希圣领导的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甚多,同时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曾希圣的头。

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曾希圣调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与当初曾希圣领导的“责任田”一脉相承。可以说曾希圣的“责任田”为后来万里的“包产到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曾从热衷于“左倾”到坚持于强加的“错误”,并为此挨批遭贬最终含冤而亡。人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曾公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萧何者,毛及其这个体制。

黑格尔说:人无法超越时代,正像人无法超出自己的皮肤。毛无法超出这个体制,更可悲可怕的是毛还操纵了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又操纵了这个时代,即这个时代的人们。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列日涅夫在其写的《我经过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了勃列日涅夫对她讲,有次斯大林看着台下的人群时说:“都是我的羊啊”。不知道当年的毛泽东看着台下的人群(包括红卫兵)是什么感觉?今天的金正恩看着台下的人群是什么感觉?山呼“万岁”的人群,最终被“万岁”抛弃了(“上山下乡”);举着“小平,你好”的人群,最终被小平“打倒”了。不知道这个体制,还会被什么人操纵,又最终会把人群操纵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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