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 之四十二

作者:王哲

官员们从“左”到“右”间的变化,表面是经济社会环境使然,实际上多多少少有私心作祟。上边好大喜功,下边就推波助澜,上边谨小慎微,下边就原地踏步甚至退步。正反两面都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进亦忧,退亦忧”、“左亦忧,右亦忧”。好的政策,固然是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平衡。那好的官员呢?游移在二者之间的,虽然难免见风使舵,但这部分人最多,也最为上、下所依赖。上边对了,他们自然可以锦上添花,上边错了,他们自然就是变本加厉,这能算是“好”的官员吗?“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这样的官员,能胜任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吗?而这不正是官场官员的现状吗?“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彭德怀之后,大小干部中还有几人?也许从此时起,毛对这类官员已心生厌恶,从当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到第二年“四清运动”,直至演变成“文革”的全面夺权和打倒,毛通过造反派,把几乎各级官员整了个遍。且不论毛的想法如何,整过之后呢?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对毛来说,现在这份报告所论形势,非但没有遏制消除一下、下边以另一种方式迎合这一年多来上边批“左”纠“左”所产生的消极态度和保守倾向,反而更多在叠合下面的困难、严峻、危险等思想和状况。现在似乎是越保守越真诚越可爱了,批“右”必出“左”, 批“左”必出“右”,历来如此吧。

当陈伯达向毛反映,刘少奇鼓励他们写作班子对问题、对困境不要有顾虑和遮掩,要“竹筒倒豆子”,不要保留。毛认为这也无可厚非,事实嘛,总是可以说出来的,尤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很多话毛没有跟陈伯达说,毛很清楚,有些话还不能说,还不到说的时候。但作为长期在毛身边,经常得以和毛交流的毛的第一笔杆子陈伯达,还是从毛凝重深沉的神态和目光中,窥测到了毛内心的起伏和异样。这也成为他几天后在会议讨论期间,反驳彭真说毛也应作检讨的底气所在。

毛虽然没有对陈说,但不影响毛内心对他自己说,陈伯达的一番话,的确如陈所料,引起了毛的极大关注和思索。毛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明确“竹筒倒豆子”、摆困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能真正认识困难并不可怕,是可以就此激发出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进而全党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其次,为上者当悉知下属们的心思和动态,当知何时何以鼓气和泄力,不应该把已然退缩保守的大家吓得更加目瞪口呆、心有余悸。现在这样一份“黑云压城似的形势”报告能达到召开这个大会的初衷和目标吗?

想到此,毛把茶杯重重放到了桌上,以致茶水都溅出了几滴。毛轻轻擦拭掉溅在纸上的茶水,随手拿起纸来一看,是他前些天写给其故人周世钊(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的《七律·答友人》,毛不禁轻吟起来: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破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随着“朝晖”二字音了,毛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朝晖之色。片刻,毛左手轻轻放下诗稿,

右手又拿起了报告,略想了想,挥笔写了前边的那个批示。叫田家英即刻交给刘、邓等人。

然而之后,一宿未睡的毛仍毫无困意。“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这八个字,像个木耙,翻腾着他的心,以致当内勤服侍他入睡时,他竟浑然不觉。

作为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大政治家,毛一向善于抓主要矛盾,尤其在各种事物纷乱混杂的情况下。此时,毛已经察觉到,主要矛盾是透过恶劣的经济形势和上下官员惊恐背后的信心丧失、人心浮动和私心作祟。所以,“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六神无主,活得辛辛苦苦。而这主要矛盾的根源,则是人们心有所惧,惧有所忍,忍有所痛,痛有所怨。这就又回到了“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上。

所以,这个大会最终能不能让参会的人把心里的怨气撒出来?甚至可以说是大会成功的唯一标志。因为只有大家心里舒坦了、心病祛除了,才能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去做事。而撒气、说气话之前,先得能说真话,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何谈带有情绪化的气话。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具备这样的条件,营造出这样一个氛围。那么从哪入手呢?

冥思中的毛突然想到了他刚批出的、那份他并不满意的报告,何不好好利用它,来做篇“文章”呢?把这份报告的讨论,扩延到整个大会的参与者。这样,既增强了他们作为领导者的意识,又凝聚了他们主人翁的责任感,最主要的是直接赋予了他们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机会,这样难得的机会,想必他们会倍加珍惜,相比那些省部级高级干部,他们更有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也就更能了解到下边的真实情况和心声。何况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无非就是报告里写的那些糟糕事,还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主要是让报告成为大家说心里话的“药引子”,做到“药到病除”,达到最终目的。

想到此,毛从半卧的床上一跃而起。如前所述,直接叫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吩咐整个报告不要先开政治局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也是毛泽东59年庐山会议后五个载入史册的伟大决策之一(其他四个是:中美建交、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周恩来主导组阁、华国锋接班)。“真正的历史,其实就是那么句话而已”,伟大的决策如同神来之笔、绝妙诗句,往往诞生于灵光一现。只是这灵光一现,并非凭空而来,他必是长期量的积累而出现的质的突变、必是长时间思想思考的积淀和升华。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迄今有着多种说法。当时参加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报告起草人之一)说:“毛泽东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挥民主”。

汪东兴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嫌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

胡绳(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报告起草人之一)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王若水(时任《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评论组组长)说,毛泽东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采取三不主义,表面看是充分发扬民主,实际是“钓鱼”。

毛泽东自己是怎样说的呢?他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实事求是地说,吴冷西、汪东兴、胡绳的说法,包括毛本人的讲话,综合而言基本接近毛当时的真实想法。至于王若水的“钓鱼说”,事后并没有出现195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后的大打出手。后来“文革”打倒刘邓,也并非因为这份报告,因为如果说是“钓鱼,”那这份刘邓主导的报告,应该算是“鱼饵”。“文革”中,江青说“主席‘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是针对后面要细说的、刘少奇在大会上做的口头报告,而并非这份经大会讨论通过的书面报告。

对于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和将报告批发大会讨论的决定,刘少奇既无语又惊讶,无语因为在意料之中,惊讶因为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毛的批示,意料之外是毛的决定。刘少奇对这份报告的起草相当上心,200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传》第816页中说:“(报告)在刘少奇主持下反复修改,刘少奇也亲自作过多次修改”。其中,在1月2日至1月9日,短短8天中,刘少奇就五进钓鱼台(起草报告所在地),与起草人员进行讨论。

刘所以对毛的批示在意料之中,一是对于毛流露的不满时间过于紧促,是意料中的(毛1月8日和9日晨,收到报告第一稿,9日晚11时收到第二稿,11日开会);二是对于毛流露的不满报告第一部分“形势与任务”、主要是将形势困难写得过于严重,是意料中的。如前所述,刘少奇经过半年前在故乡44天的实地调查后,思想和情感上的震撼是巨大的。他在深感自己作为一线领导人的失职、有错甚至有罪的同时,相信他的几位高级别的领导人同事,包括那些省、部级高级干部们,没有几个像他这样,如此深入基层做调查,从而痛彻感受和体味到了百姓之苦。他所以向起草报告的人员,再三强调“不要怕这怕那,缩手缩脚,要敢于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就是要让这份报告,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来说,真正是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如同沉疴下猛药,所以一向严谨的他,才会在最须严谨的政治报告的起草时说“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 他知道这样写,对于他深深了解的、一贯纵横捭阖,好大喜功的毛来说,未必会认同甚至会误解。但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在担当与退避之间,刘少奇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面对毛的批示,刘的无语,既是一种无声的不从,也是一种沉默的坚守,且这种不从和坚守,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有所显现,这是作为政治家应该具备的一份责任、一份道义、一份良心。

而刘所以对毛的决定在意料之外,是因为一向沉稳持重、恪尽职守的刘,缺少毛的那种大开大阖,不拘一格的气势和作为。毛的这种偶尔表现出来的、颇具诗人跳跃性思维、有别于常理的、甚至有些戏剧性的做法,不只是刘,放眼当时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中,有几人能想到?又有几人不感到惊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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