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三

作者:王哲

内容提要:毛第三次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重新起草大会报告,改变大会开法。在起草委员会上,各方想法、势力都有所显现。毛泽东每天细细审阅讨论的简报,了解和把控着大局。此时,对毛来说,就是要做到观棋不语,心中有数。

 1月12日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决定,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所预料,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对报告的主题——“反对分散主义”的否定,如“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发言是否定的”。

15日,负责大会统筹工作、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从各小组的简报得知这一情况后觉得事关重大,16日立即先后向邓小平、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提出“此情况应向主席反映,由主席决定会议如何开法。”杨随即通过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接到田家英的报告后,半踏实半忧虑。踏实的是,如他本人所料,大家心里是积郁着东西的,现在终于有所流露了;忧虑的是,这次大会的主题就是要“纠正和反对分散主义”,偏偏现在有人连这个主题都提出了异议,而且还是地方大员,想必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绝不能等闲视之。而最主要的,还是之前想的,先要把大家的真实想法摸清楚,大家共同的真实的想法,就是主要问题,也就是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才能对症下药。

想到此,毛觉得轻松了许多,点上一支烟,吩咐内勤放上马连良《空城计》的唱片,靠在座椅上,半阖着眼,一只手拿烟,一只手随着唱腔轻轻叩着扶手。“人言司马(司马懿)用兵能,依我看来是虚名。他道我平生不设险,险中弄险显奇能。”

毛听到“险中弄险显奇能”这句唱词,不禁想到,我当时提出把报告一反常规交由大会讨论,相信有不少人不甚理解,有人还会心里面反对,甚至也会有人等着看出事、看笑话的。《红楼梦》里王熙凤说得好: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像今天来问我这个会怎么开?是真的无计可施?连个建议都拿不出来?还是分明“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推三六九?这往轻了说嘛,是推脱责任,要往重了说呢?!

想到此,毛不由得轻轻哼唱出“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是啊,对毛来说,此时,确是“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

当日晚,毛第三次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提议鉴于大会对第一稿有许多意见,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大会报告。并提出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 当晚二十一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成立。从17日起,起草委员会每天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主持,对报告第一稿进行讨论和修改。起草委员会就五个主要方面进行了长达八天半的讨论。

第一,是第一稿的报告要不要推翻。中央的同志基本持肯定态度。地方上华北、东北、西南基本肯定。西北、中南,在“反对分散主义”,即对第二部分稍有保留。华东对报告持基本否定态度,柯庆施明确表示:这个报告越看越没劲。

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毛泽东因其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的人,而称比自己小9岁的柯为“柯老”。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柯庆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丁玲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顺便写及“柯怪”。寥寥数笔,可谓传神。那是1923年,“柯怪”不过是个21岁的毛头小伙: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叫他柯怪,是我们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

抗战爆发后,柯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电影演员张瑞芳曾经回忆:“当年在延安,柯老还是被亲切地称为老柯的时候,我娘和他住得很近,还不时地为他在棉裤上打补丁。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最后相似颜色的布头怎么也找不到了,娘说:‘只有一块红布了。’老柯说:‘红布就红布吧。’于是,老柯穿着一条带着红补丁的棉裤到处走,照样挺神气的。”

由上述二事,可见柯为人虽不免有失刻板,但还是很正派朴素(柯主政上海期间,居然禁止在北京很普通的舞会,禁止交谊舞,这“禁令”就是柯庆施发的。据说,柯庆施认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且有我行我素的桀骜一面。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受其株连,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在延安跳井自杀。受延安整风审查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但在延安被整期间,与同样被整的陶铸结成患难之交(二人对延安整风时直接处置他们的刘少奇、彭真都非常不满),日后二人同为地方大员,在对付和平衡刘少奇的“山头”时,同是毛所倚重的势力。

解放后,特别是主政上海十余年间,柯针对上海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使上海的工业生产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奠定了其迄今中国经济龙头地位的基础。

此外,据说柯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

然而另一方面,柯更可谓是“左”的代表,毛的铁杆粉丝。

其一,1958年1月,因张春桥为其主笔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从而惹出由柯取代周为总理的传闻。

其二,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柯是地方上的中坚力量。

其三,首创“(建国后)大写十三年”,得到了毛的赞赏。

其四,使上海成为江青的“两大基地”:“样板戏”基地((以致江青在他去世时说:“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和“大批判”基地(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柯推荐张春器,张推荐姚文元)。这“两大基地”,最终帮助江青登上了中国最高层的政治舞台。

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为毛泽东培植和输送了毛视为忘年知交、晚年最为器重和信任的张春桥。

其六,柯在1958年“南宁会议”说的“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堪比后来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1965年,柯突逝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第二,“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反对分散主义,是报告稿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最初召开大会的肇端。但如前所言,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以王任重为代表的一些地方颇有意见,同中央有明显的分歧,也因此成立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

对此,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统一的,认为这是主要矛盾。而与会的地方同志认为报告稿给人的感觉好像过去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由地方分散主义造成的,而不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政策失误、错误造成的。于是地方的不少同志心里很是不服,其中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包括彭真(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人,都对此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态度。彭真更是十分坦率的明确表示产生分散主义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对分散主义更不能归结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在邓小平看来,分散主义不反掉,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关键在于中央要有一个合理的制度,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第三,第一稿报告中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十年(1963-1972)远景计划,包括粮食、钢铁、煤炭等一些指标。刘少奇针对柯庆施觉得指标订得偏低,“越看越没劲”的说法,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第四,是犯错误的原因和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既异常敏感,更是焦点。对于这一实际比“反对分散主义”更为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与会者反而以缺少经验、自然灾害、个人主义(个别坏人)等为原因,一带而过。只有刘澜涛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根源于此。刘的讲话,同大会讨论第一稿时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方面没有展开。时至今日,这个话题的讨论,依然具有深刻而现实意义。

在谈到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时,起草委员会1月18日的会议上,彭真的发言掀起了一个高潮。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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