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五

作者:王哲

18日的會上,沒有安排周恩來發言。當他聽到彭真說的毛澤東也應該對自己錯誤負責,包括檢討的話,心裡不由一驚,隨即頓生敬意,繼而又不免有所擔憂:一是為彭真;二是為自己。周知道,彭真的這番話,肯定會迅速傳到毛的耳朵裡。以周對毛的瞭解,這種情況,別說正值國家經濟面臨極大困境、毛的威望和領導力正受到影響的非常時期,就是一般情況下,毛也不會馬上有所反應。

但想想59年廬山會議,毛對彭德懷算的歷史細賬,一樁樁一件件、一筆一筆那算得多清楚啊!連建國後“10年9次電話,1年不到二次”,都記得真真切切。說明什麼呢?說明毛“拉清單”,現在沒反應,不代表日後沒反應。到那個時候,恐怕在座的,附和的、沉默的(對毛來說也是默許),都得受牽連。想到此,周甚至生出對彭真的責怨,覺得也是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

不過好在今天的會議,沒有安排周發言,周不說話也在情理之中,否則,還真不好開這個口。順著彭的話說,那就會大大增加毛的猜疑,搞不好會弄出“第二個彭”來。何況在座的誰都可以批評、非議毛,只有他周恩來不行!在毛心裡,周是什麼角色,倆人都彼此心照不宣。

放眼當朝,朱德,有名無職,基本已淡出權力核心。劉少奇,有文無武,黨務方面、包括北方地區的領導力方面,劉的權力雖已相當穩固,但在軍務方面、包括軍隊方面的人脈,雖然劉當過一段時間的新四軍政委,但一是時間短,二是想扶植的粟裕,因為58年軍隊反右傾,已被毛打入冷宮。而且毛對劉拉攏粟裕一直有所警戒(1946年8月,粟裕率華中野戰軍在蘇中取得了七戰七捷,劉少奇為此特意搞了一個家庭聚會,邀請了朱德、彭德懷等人來喝酒慶賀。1951年11月,粟裕被任命為中央軍委第二副總參謀長。進京之前,他請假半個月,到上海治療右臂內殘留彈頭處的發炎。正在上海視察與療養的劉少奇得知後,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造訪粟裕)。鄧小平有文有武,是取代高崗,平衡劉少奇和周恩來,毛正著力培養的人,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林彪只是替毛掌管著槍桿子。至於陳雲、彭真、賀龍等,雖然也是位高權重,但並非舉足輕重。

只有他周恩來,既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聶榮臻、葉劍英有同事之誼,與林彪、徐向前、陳賡等有師生之情。又在上海領導過中央特科,與康生、李克農、陳雲等人有患難之交。還在留學歐洲期間,與朱德、鄧小平、李富春等人有砥礪之往。更有領導“八一南昌起義”,與賀龍、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建軍之功。還不算他擔任紅軍總政委、領導“軍事三人團”時,連毛澤東都是他的部下。再加上建國後長期擔任總理之職,國家經濟、政府事務等一把抓。在歷來講究資歷和人脈的政壇,周恩來,作為政壇常青樹、不倒翁,一方面在於他對毛的謙恭遷就、相忍為黨,另一方面也在於他的根基和實力。

“九一三事件”後,毛發動1973年末政治局會議批周、批林批孔、批水滸,都是針對周的,就是批鄧的右傾翻案,也是暗指於周。但周就是批而不倒,這固然有周忍辱負重、低首下心、誠惶誠恐、不斷認錯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正如毛自己所說:他現在買我的面子,他是不贊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對,他反得很精明,他在黨、政、軍中有基礎,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劉少奇、鄧小平基本上同路人。“(周)不是不反,是時候沒到。”包括周去世後,毛還在說:總理是反對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還是老的,都聽他的。擁護我,高呼我萬歲,是無奈的。我明白,這點我和總理的鴻溝是無法彌補的。

明知周反自己、反文革,明知鴻溝無法彌補,但也不能像拿下劉少奇那樣拿下周恩來,不是毛不想,是不能!為什麼?因為毛很清楚,自從他自斷臂膀,釀出“九一三”後,軍隊無論是紅軍時期的三大山頭:一、二、四方面軍,還是抗戰時期的115、120、129三個師,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的四大野戰軍,真正毛自己的人馬已經凋零不堪。尤其整肅林彪的“雙一”,等同於自己削弱自己。此時,毛已經既無力打掉周,也無力挺舉江青、張春橋等人。最終不得不讓人傳話給張春橋,要他“讓一下”給華國鋒出任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知道:拿下總理,黨會分裂;江、張主政,國將大亂。此是後話。

有人說,58年毛反“反冒進”時,就想動周,即拿下周的總理一職。其實這念頭也就是在毛腦子裡閃了閃而已。至於說鄧小平代表其他領導人合議後,不同意周辭職並報告給毛,並不是主要的。主要還是毛根本就不想動周,也不能動周,否則無人牽制劉少奇,就會打破政治平衡,就會自亂陣營出問題,這一點毛非常清楚。

當年評銜時,劉少奇力推粟裕為元帥,周恩來則力推陳毅。為什麼最終陳毅成了元帥?並不是毛給周面子,是毛不給劉染指軍隊的機會。對毛來說,那是一次真正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首先,毛知道周恩來天生不是“帥才”,也沒那個當“帥才”的野心,或者說開始也許還有,之後隨著共產黨的壯大和鬥爭的日益複雜殘酷,漸漸讓周對自己有了清醒的認知和清晰的定位。正像他自己在延安整風檢討時說的:

“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猥瑣行動的劣根性並未很好剷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育,更增建了我的黨內奴性、軟弱性,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的根源,同時又帶有破壞性。”

“動搖性是很明顯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搖擺,特別是重要關頭之轉彎拐角時,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現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寧都會議)。虛榮性表現在愛面子,不打戳破自己和人家的痛楚,常常原諒多於責備,同時,也養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質的毛病。衝動性表現在盲動和破壞紀律上(如武漢時期、洛川會議後,乃至西安最後一電)。軟弱性表現在黨外之遷就傾向、黨內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會前後、博古、李德時期)”。

應該說延安整風時,作為“經驗宗派的代表”、“教條主義的幫兇”的周恩來,在當時緊張嚴厲的氛圍下,對自己的反省、檢討乃至譴責,用語是很重的。按照毛澤東所定下的調子,往自己身上潑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過不了關。但上述周之言,也道出了周性格及為人上,一些本質的東西,且這些與生俱來的品性,作用於周的一生,也注定影響了中國。

其次,劉是毛公認的接班人。對於深諳歷史、且時時事事以史為鑒的毛,非常清楚歷朝歷代接班人的心理和情態。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宋太宗的“斧聲燭影”等,之所以能夠成功,而且還能社稷有成,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自身的能力和實力使然,尤其是對軍權方面的把控,“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嘛。臥榻之側,他人酣睡,至多也就是吵了點兒,身心不難麼舒服罷了。而一旦槍桿子、刀把子,握在別人手裡或有別人染指,那就關乎性命。所以,建國初期,劉兼任了短期軍委副主席後,就被毛徹底清逐出了軍界,一直到死,再沒和軍隊沾過邊兒。周也如是。

再有,相比於粟裕的沉默寡言,或者“蔫人出豹子”(參見之前所述粟裕三件“先斬後湊“之事”),毛更喜歡陳毅的直率和外向,即毛一眼能看到他的內心,儘管陳毅歷史上反對過毛。但政治重要的是對人的把控,而不是受制於自己的好惡。

對於周恩來來說,既然順著彭真的話不可行,那麼就要仔細斟酌怎樣反轉彭真的意思,當然如果能在反轉中,為彭真緩頰一下更好,畢竟周還是從心底裡欽佩彭真這種“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正直和勇氣。

在周恩來看來,現在毛已然認識到了自己的過失,最主要的應該是就事論事,把該澄清的、該糾正的、該確定的做好。而不宜輕易再針對什麼人、包括毛,惹起人事方面的糾紛或爭端,從而轉移主要矛盾、耽誤主要工作。總之還是要息事寧人,相互理解,統一思想、步調一致,大家擰成一股繩,克服眼前的困難,走出困境。這個時候,需要大家、特別是我們這些領導人的凝聚力,一些容易引起臆想失和、節外生枝的言論,要儘量少說、不說,比如彭真的這番話,就有些不合時宜。

另外,此時正處於政治敏感期。言論稍有不慎,輕則會引起毛的不快,重則會導致毛的猜疑。而一旦被毛猜疑上,那就等於上了黑名單,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災禍臨頭。所以明天的發言,於公於私,還是要對彭真針對毛的那番話,有個表態。這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黨、對國家負責。

當晚,周恩來一邊斟酌著自己第二天的發言稿,一邊等著楊尚昆跟毛彙報後的結果,並特意囑咐秘書,跟楊尚昆辦公室打個招呼,楊從主席那回來後,及時告知一下。也就有了前邊周打給楊的電話。

周、楊通話雖然很短,但內涵豐富,最主要對周來說,想知道都知道了;對楊來說,想說明的,也已經說明了。這就是政治,在似乎也必定是客觀陳述中,把彼此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腹內之語、心中所想,都清晰而現,又不動聲色,更滴水不漏。

所以中國的政治家,乃至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和影響的東方政治家們,都修煉成幾乎同一個表情:面沉似水,即所謂喜怒不形於色。當然不是什麼“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般清澈乾淨的流水,而是給人感覺深不可測,毫無漣漪的一潭死水,久之,就會變為一灘臭水,並終成泥沼。

這時的毛澤東,以其現在的權力和地位,除了他故意為之,已經不需要再壓抑自己或戴上面具裝扮給誰看了,盡可以直抒胸臆而無需顧忌。所以,楊尚昆在電話裡對周說:主席看完簡報,微微笑了笑,什麼都沒說,沒有最新指示。對周來說,“微微笑了笑”,就是最好的指示;“什麼都沒說”,便盡在不言中。至於楊特意補的那句:“我出來後陳伯達同志進去了,您要不再問問他吧?”對深知毛的周來說,已經不重要了。“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周順手把這句寫在了紙上。

“錦上添花的事情讓別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這是晚年的杜月笙總結自己從一個“大字不識一籮筐”的小癟三,成為當時上海灘乃至中國威風八面梟雄的成功秘笈。當然,光有秘笈還不行,重要的還在實施,於是杜月笙又說了這句話“人活在世上要靠兩樣東西,膽識和智慧”。是的,“雪中送炭”,孤身而進,逆水行舟,必需要膽識和智慧!如此,“送”的才會有價值、有回報、有意義,才能實現“送”此“得”彼、“舍”此“得”彼的目的。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周在文革中的這番慷慨決絕之辭,眾所周知。此時,大概周把“上林”,當成了“虎穴”,當然不是去“打虎”,而是去“送炭”。周第二天如前所言的那番講話,比後來飽受官方抨擊的林彪的“護主”發言(1月29日在大會發言),提前了十天。周的發言,針對的是彭真;林的發言,針對的是劉少奇(1月27日的口頭報告)。雖然從發言字數和內容看,無法與林相提並論,但這只是形式上“五十步”與“百步”之別,本質無二。只不過一個可謂是點到即止、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一個更像是慷慨激昂、旗幟鮮明的扈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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