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四十七

作者:王哲

從劉少奇和彭真的對話,反映出當時高層政治生態的惡化,暗伏著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角逐。通過劉少奇對“三面紅旗”的態度,毛澤東已隱約感覺到了與劉的分歧乃至矛盾。只是對其走向,雙方都還沒有清晰的認知。但劉此時的心態,毫無疑問,越來越引起毛的疑慮。

幾乎在陳伯達去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那裡的同時,劉少奇也把彭真叫到了中南海西樓,即劉少奇的住所。

中南海從南到北劃分為甲、乙、丙三個區。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彭德懷(廬山會議被批判後搬出)住在甲區。此外,為便於毛的工作,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毛的秘書胡喬木、田家英、衛士長李銀橋也住在甲區。甲、乙區的人可以隨便到丙區,但丙區的不能隨便到甲、乙區,乙區的也不能隨便到甲區。可謂海內丙乙甲,比鄰若天涯。一牆之隔,已然兩個世界,一區之別,又有不同尊卑。森嚴等級,無處不在。常說“侯門深似海”,而中南海,有侯更有君,正是“庭院深深深幾許”!

劉少奇所在的西樓,位於中南海西大門內南側。這裡有幾棟灰色磚瓦的建築,被一道不高的灰磚牆圍著,組成一個單獨的院子。因為屬於甲區,圍牆東西兩側的門,有崗哨守衛。西樓是對圍牆內建築的統稱,這些建築主要包括:位於院子南面兩棟外觀相同的五層小樓(下大上小,頂層只有一間房),偏東邊的樓是劉少奇的住所,偏西邊的樓是朱德的住所,北面靠近圍牆處有一棟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三層辦公樓,在這三個樓的東邊,南北走向的一個較大的建築,是西樓餐廳。

西樓餐廳原本是為領導人就餐而蓋的一個特灶食堂。它的東半部分是廚房,西半部分是餐廳,北邊有一過廳連通二者。餐廳寬敞豁亮,室內約有兩層樓高,場地比一個籃球場稍大些,鋪著原色木地板。西樓餐廳在中南海的實際生活中並不只是餐廳,它有時被用來召開小型會議,成為會議廳。這次“七千人大會”結束14天后、幾乎與“七千人大會”齊名的“西樓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

劉少奇一見彭真,便說到:知道為什麼叫你過來吧?
彭回答說:知道,就是今天會上我說的那幾句話嘛。
劉微微一笑說:你呀,比那個“譚大砲”(譚震林)也差不了多少。當然,比他要勇敢和有的放矢得多。不過,主席這個人你也知道,有些話當面直接跟他說,更好。否則難免那些“歪嘴和尚”跑去“唸經”。
彭接過話說:是啊,歪嘴和尚防不勝防。不過我是在會上說的,這麼多人在,還能歪到哪兒去?我的性情主席和大家也都瞭解,當年在延安我是發自真心第一個喊他萬歲的。現在由於他的決策失誤或者說是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這麼大的災難,我現在也是發自真心希望他能認真反思一下,吸取教訓,也給全黨做個榜樣,做個交待。這樣,您和我們大家的壓力,也能減輕許多,今後的工作也更好開展。
劉說到:你想的不錯,但畢竟還是一廂情願啊。而且,你以為在別人心裡,你只代表你自己嗎?你我都知道,主席那個人,天性就多疑。只怕是傳話者有意,聽話者更有意啊。
彭說:少奇啊,說實話,雖然您一直名義上在第一線主持工作,但大計方針哪個不是主席拍板決定,您不過是第一知情者、第一執行人,有時連第一知情也未必。國家出了這麼大的問題,現在大家基本都認識到是我們政策上出了問題,那麼這些政策是誰領導制訂和決定的?
我剛才也說了,如果主席不做一個檢討似的表態,黨內黨外,對您會怎麼想?你們兩個主席,總得有一個站出來,對大家有個說明也好交待也好檢討也好,讓主席出面也是實事求是嘛。您這次還真不能替他出這個面、表這個態,否則今後會很難開展工作,一個是下面的同志心裡會有疙瘩,因為這幾年下面的同志心裡確實有很大的委屈和工作上的艱難;另一個是這次不讓主席當眾鄭重的表個態,今後他難免還會心血來潮,急功近利,獨斷專行,這樣讓他今後也有個自我約束。

劉說:我剛才不也說了嘛,你想的不錯。我是都能理解,主席這個人也肯定能理解。但你是站在黨和國家的角度、站在我們的角度,沒有站在主席的角度。你現在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你覺得讓他當眾表你希望的那個態,以你我對他的瞭解,他會情願大於不情願,高興大於不高興嗎?當然,我們也只能是推測,他要是不想讓我們看出來,誰也是看不出來的。

國家現在可以說是到了緊要關頭,我去年回老家那次調研,真正震撼到了我。我也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實事求是的說,跟解放前差不了多少,甚至還不如解放前。主席、包括我們的想法再好,但客觀上給老百姓帶來的巨大傷害,別說道歉,就是引咎辭職也不為過。當然這話就你我說說罷了。

說實話,在今天這件事上,本來我還想提醒提醒你,今後別這麼衝動。現在看來,在如此危急的形勢下,更需要的是敢於擔當。老戰友啊,我支持你!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也許明天有人會針對你今天的發言,有所指責,你對此要有個心理準備才好,我當然也會相機而行的。

劉少奇對彭真說的這番話,確是發自真心。作為同一山頭的一主一副,在大是大非面前,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必須“二人同心”,才能“其利斷金”。作為一派之掌,呵護自己的手下,尤其又是左膀右臂,乃責無旁貸,何況最終呵護的也是自己。

但當劉少奇看到彭真所言,已超出了山頭、派系之見,站在黨和國家的全局角度,直言犯上、不計得失時,在感到一絲慚愧的同時,既為有這樣的屬下高興甚至激動,內心也湧出一種使命感。另外,覺得在此關鍵時刻,如果再屈忍畏縮,不敢擔當,恐怕將有損自己在下屬心目中的形象,這更大為不妥。總之,劉少奇說出了上述那番由衷之言,不如此,也許就不成其為劉少奇。其後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在“西樓會議”上的發言,都顯示出了劉作為一位時代所賦予的領導者的勇氣和責任。

但真正“成大事者,忘我而行”,這個“忘我”,就像李世民,“忘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是自己的親兄弟,殺之而得皇位;就像劉邦,“忘了”項羽要烹煮的是自己的老爸,求其分一杯羹;就像朱元璋,“忘了”為自己打下江山生死弟兄,殘害開國元勛;就像鄧小平,“忘了”自己寫的“永不翻案”,終以三落三起。所以,準確的說不是“忘我”,是“望我”,不是把自己忘了,相反,是只認準自己、只相信自己、只為了自己,“寧可我負天下,毋使天下人負我”。那些在緊要關頭,還愛惜羽毛,尋思著、惦記著、顧忌著自己的名和利,就像劉少奇,在毛最後一次召見他時,還想著自己一個人承擔罪責,保護其他人(據知情人說,江青事後向毛澤東點出:劉少奇還是不服。文革要深入發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幹部是黨的幹部,是毛主席的幹部,該打倒就打倒,該解放就解放,何用他多嘴。此話正說中毛的下懷,在毛看來,劉是在收買人心的同時,把人們對文革的怨恨都統統集中到他本人身上來)。那麼,“殺君馬者”,非“道旁兒”,而正是自己。“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者,在其有道,若無其道,何以制之?故道者,御人也;御人者,無道也。大概這就是毛所以為毛、劉所以為劉的緣故吧。

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裡,吳家少奶奶在回答慈禧如何做好經營時說:一個字:變!即因人而變,因事而變,因時而變,因勢而變。人事之朝夕,時勢之轉瞬,皆在無常而變。故變者,即道也,道者,即變也。此即如《孫子兵法》所言:“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斯於日新月異之當世。

第二天會上,針對彭真關於毛的那番話,果真有了周恩來、陳伯達的指責,也有了鄧小平的緩頰、彭真的自辯,當然,更有了劉少奇的明確護持。而這一切,自然一如既往,或原汁原味或變汁變味地送上了毛的案頭。

對於毛澤東來說,相對於彭真的那番話,劉少奇的態度更重要;相對於劉對彭那番話的態度,劉對“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態度更重要。因為在毛看來,這直接關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前途和命運。

針對毛最為看重的“三面紅旗”,在報告起草委員會的討論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有不同側重發言,也表明了不同的態度。

劉少奇說:“比較難說的‘三面紅旗’問題”。毫無疑問,“難說”二字,至少表明了一種不堅定的態度。同時1月2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通過大會報告時,劉接受了陳雲“允許懷疑(三面紅旗)”的意見,暗示著劉也是贊同陳雲“懷疑”觀點的。在後來公開發表的劉少奇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談到“三面紅旗”時,劉是這樣說的:“‘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的做出結論。”這段經典性的一段話,後來被人們廣泛引用。很明顯,劉對“三面紅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

首先,“難說”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難說”?劉少奇都沒有講。其次,“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要取消?另外,“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哪些問題看得不那麼清楚?為什麼看得不那麼清楚?劉也沒有講。為什麼出了問題,不能像鄧小平說的那樣: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而非要等到5年、10年後去總結呢?

周恩來認為報告中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多說幾句。總之是傾向於肯定和褒獎“三面紅旗”的。

鄧小平說: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愛護他。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付對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1月25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廳,主持召開了有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及中央各部長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報告第二稿進行討論表決。在這之前,改好的報告稿曾送報給了毛,毛雖然最後一部分沒有看到(修改稿起草委員會通過一部分,即送毛看一部分。最後一部分通過後,劉少奇等人立刻向毛直接彙報),但表示“贊成這個方向”。毛本人沒有出席這個擴大會議。
會上劉少奇解釋了三個“不提”:一不提“15年趕超英國”;二不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三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15年趕超英國”是毛澤東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最先提出來的。1月27日,劉少奇向大會作口頭報告、再次談到這一問題時,毛插話說:少一些時間是不行的,多一些時間是可以的。這一不提,意味著中國開始正視自己的國民經濟實際狀況,特別是毛澤東,擯棄了好高騖遠、急於求成的政策和做法。他在吸取了“大躍進”的教訓後,再也沒有在經濟上重蹈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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