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

作者:王哲

1962年1月29日上午,林彪在七千人大会开幕以来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上,作了讲话(附林彪讲话全文)1

七千人大会的初衷,就是1961年11月12日,邓小平等在毛泽东处决定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之后,13日,邓小平就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这个决定。当时,邓小平介绍了毛泽东提议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情况,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邓强调:集中统一问题,我们党从来没有这样分散,不讲真话,这两年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搞个人的小天地,目光如豆,要把这种空气转过来2

围绕这一宗旨,最初大会报告的中心思想就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3;或者说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4;再详细点说,即“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5

通读而不是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看林彪的讲话,或者即便像现在官方及公开发行的那些书籍中、摘录的用以批判林彪别有用心、政治投机的那些如下内容: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尽管有褒毛之实乃至有吹捧之嫌,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林的讲话还是与上述中央确定大会宗旨,即鼓足干劲,统一思想相吻合的。其中鼓足干劲,无需赘述。而统一思想,就当时来说,只能也必须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且当时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从这点来说,林彪的讲话是在贯彻中央的大会宗旨,其效果也是现在一些公开发行的这方面的书刊,尽管要做各种铺垫和遮掩、也不得不认可的事实,如《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68页所言:“从大会对林彪讲话的反映来看,在中央的高层,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心里一定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年参加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刘少奇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但是对不明情况的大部分同志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们认为林彪的讲话非常之好。”

进而,如果我们再耐心一点、客观一点、全面一点,总之,负责任一点研读林彪的讲话全稿,还不难看出,虽然林彪和刘少奇一样,拿着自己列的提纲发言,其讲话的脉络还是清晰可循的。

林首先从肯定“三面红旗”开始,其中谈到“总路线”时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便今日,这样的建设思想和观念,有什么错吗?

“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林在这里对那些只图“多”和“快”之欲,而忽略了“好”和“省”之效的执行者,含蓄地批评了他们那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于前,而致虎头蛇尾、一败涂地于后、缺乏“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做法,即“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在此,虽然明指“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但既然说“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其制订、落实和执行,自然也是一个整体。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也潜隐着对毛的暗责呢?

从领导者来说,无不希望“多”和“快”,但落实到具体执行和工作层面,就要判断、把握和鉴定,这种“多”和“快”的想法和指示,是否能够带来“好”和“省”?是否能真正实现“多”和“快”?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否需要完善或修正?这就需要“执行中间”的具体作为了。对于执行层面的人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负责任的做法是一方面不折不扣地执行,另一方面将执行的真实情况及时反映给上级领导;更高明的做法是在负责任的基础上,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进而完善和修正领导的指令,使之达到应有的效应。这一方面取决于执行人的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取决于上下沟通机制有效的构建和运转,二者不可偏废,尤其后者。

世间万物之变,人最难测,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翻云覆雨,朝令夕改,皆成败在人,因人而异。既难付于人,当重托于制。迄今我们多推崇于领导者的开明睿智,从“宣帝中兴”、到“开元盛世”,再到“康乾盛世”等,一直为史家所青睐。然宣帝之后的元帝,即“乱我家者,太子也”,令西汉走向败落。“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乾隆后的嘉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致清朝由强转弱。

杜导正(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对“六四”后的赵紫阳有过专访)在《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文中披露赵紫阳曾说:香港政治统治模式,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香港政权一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别人不许向这个政权挑战。但港英当局给了香港居民相当多的民主、自由。人民通过政党、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舆论工具,有权监督港英政府官员,可以告发,可以检举,可以在公众面前使官员丑行曝光,政府官员处在居民的监督之下,便不能太胡作非为。蒋经国这个人物也了不起,临终前嘱办三条:开放党禁、两岸缓和、给“2.28”事件平反。这也是蒋经国高明之处。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权不许动、不能动,但个别人员可以撤换,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这种思路就是执政党的地位不允许挑战,但执政党的官员可以变换,可以监督。这个办法看来是聪明的。

赵还说: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当杜导正说:希望我党能找到一条躲过可能危机的道路。即我们经济上去,政治改革也稳步进行,取得人民内心的支持、拥护。希望我党不要垮台。赵说,这中间有一个过渡形式问题,什么形式能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配套、协调。他说,人民会去创造,我们多听听人民的意见,便会找到一个办法,当然这中间蕴藏着危险。

时过境迁,十多年后的今天,执政党依然面临着这个越发迫切的巨大问题。但新一代的领导人都亲历了六四事件,他们在思想上基本是倾向于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这从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便可窥见。我们相信当今的领导者,会更有自信、勇气与智慧,去直面和思考乃至解决这些应该解决也必须的问题。

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环境、资源和劳工等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中共领导人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另外,就是中国因为政治体制问题,在国际上也动辄遭到非议。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在必行。尽管还有两个制约改革的因素,一个是老人政治,虽已不复邓时代的强硬,但惯性仍在;另一个是党内庞大的利益集团,更具危害。而政改的本质,就是“自己动自己的奶酪”、“自己革自己的利益”,这就注定了其艰巨性和危险性,但就像“人,不能超出他的皮肤”,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改,也不能超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环境。好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此次十九大,将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里程碑或者说是一个新纪元。由政府、人大、政协构成的一种三权,由法律、监察委、中纪委构成的一种三权,由常委会、政治局、中委会构成的一种三权,特别是中纪委几年来的作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权力机构新人的主导会有一番新气象,相信中国会由此真正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书归正传,回到林彪的讲话。针对“大跃进”,林说:“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其中“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之说,道出了“大跃进”正确意义和本质所在,即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和“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

对“人民公社”, 林将其视为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生事物以及代表农村集体经济一种新形式给予热情支持和赞扬的,这在当时环境下几乎是必然的一种说法。杜导正在《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一文中还披露说:“‘六四’后,邓有一次说到中国农村还是要走集体经济道路。”虽然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表现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集体经济”的本质总是相同的。《赵》一文接着说:“这段话未向下传达。如传达,不得了。这段话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在有利时机抛出来。”不过,看看现在我们农民和他们的土地被侵害、被损害的情况,作为也算是一代政治家的邓小平,这种颇有前瞻性的惊人之语,绝非是随便说出来的。

接着林彪谈到了这几年的经济困难,他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

在此,林也指出了“天灾人祸”,当然因为没有像刘少奇那样,通过实地调查而得到农民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样的实在之言。但“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之辞,特别是高指标的盲目追求和确定,也可以说剑指于一向喜欢好大喜功的毛。当然,其后林又说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这就是后来批林的所谓“付学费说”。

最后林着重谈了“团结”问题: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

林重点说的“团结论”,后来也被批别有用心地在毛、刘之间制造矛盾,进行挑拨。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值得商榷或者是强词夺理。难道刘的慷慨陈词是针对毛的“矛”、毛的一番诚论是针对刘的“盾”吗?难道顺着刘的说法,继续唱衰,就不是别有用心了吗?如果把越是困难之时,越强调必先保持团结,说成挑拨,那毛、刘二人,谁有非分之心,可供其挑、可由其拨呢?所以,“挑拨”二字,本身就是对毛、刘的亵渎,尤其在毛还未发言的情况下,直接是对刘的大不敬。这就是一些无聊无节文人“顾头不顾腚”般的可笑和无耻。

如果说林彪的这番讲话是无原则肉麻地吹捧毛,那么随后刘少奇尴尬的附和算什么呢?刘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问题,也正如对革命问题一样,总是看的最深、最远。他最善于分析和总结群众的经验,细心的剔除那些错误的东西,爱护和发扬那些正确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中央的许多同志,由于没有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没有经常注意研究实际,甚至由于固守着某些 不正确的想法,因而不容易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就不能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益。”

还有,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说的:“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 这又算什么呢?

有人说得好:“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

不要做事前唐三藏,事后诸葛亮。写史,尤其如此。

注释:

1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伟大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比较起来,是次要的方面。工作中总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完全没有缺点的事情是没有的,永远也没有的。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的时候是不那么完整的,可是,它在发展中已经逐渐地完整起来,逐渐地具体化起来,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地完整,继续地具体化,继续地发挥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了身,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我们正是应该和可以迈开大步前进。当然,在执行中间,我们不要把总路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开来。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无论城市,无论乡村,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较紧张一些,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的,是我们党深刻感受到的。但是,这种困难,无论如何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而且目前的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

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这种工作上的错误,表现在指标的确定,各个方面比例关系的安排,和对生产关系的改变等方面。这些错误同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这几年我们全党同志做工作的干劲,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可嘉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不是有意地把事情办坏,而是由于没有经验。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有极少数干部是坏的,然而这不是我们全党整个的情况。我们到底是共产党,我们的同志到底是共产党员,老革命,都是干了几十年的,他们的心、立场、动机是好的。

这些执行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使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现在看得清楚,而得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这些经验,将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在质量上、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起来。在物质条件相同、甚至还差一些的情况下,由于有了经验,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所得到的物质财富将会比过去增加得多。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譬如人民大会堂这座房子,你不学能够造得出来吗?电灯,不学一点,能够搞得出来?玻璃是石头做的,我们学了,就能够把石头变成玻璃。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

我们全党来了个大学习。这个学习,就是在实践中学习,是讲堂上、课本上学不到的。任何一个教师也没有这个教师有说服力,它是最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叫做唯物论,什么叫做辩证法,什么叫做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做群众路线,什么叫做经济规律,什么叫做按规律办事,这些道理,课堂上讲,书上学,当然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理解,真正做到,就很不容易。我们现在通过了一场大的学习,这对全党,无论如何印象是很深刻的,一个人忘记了,另一个人记得,变成了我们党的传统,变成了我们党的共同认识,变成了我们党的思想一致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有失,而且还要看到有得。我们工作中也不仅仅只有失的一点,事实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基本建设,打下了很大的基础,真正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是打基础,暂时还不能直接发挥作用,但将来它是要大大地发生作用的。所以,从暂时的表面的现象看来,得少于失,从长期的实际的本质看来,得大于失。

但是,不管怎么样,目前到底是有困难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我们要严肃地来对待困难,来继续克服这个困难,使情况大大地好转起来。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同那些个别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同那些临时性的问题上的得失比较起来,我们宁可保持党的团结,保持我们党的队伍的一致。这样,我们才是有远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战无不胜。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同志们,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还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面。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帝国主义,而且又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不打倒帝国主义,没有解放的人民就不能翻身,解放了的人民也就经常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面。帝国主义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东西,是对人民不利的东西。帝国主义还统治了十几亿的人口。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才有利于世界人民,才有利于中国人民,才能够巩固我们的胜利。

修正主义把革命的旗帜放下了。它不反对帝国主义,反而替帝国主义帮忙。这就更需要我们高举革命旗帜,来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人类如果要继续前进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没有第二条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从地球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如同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一样。只有在一切地方都把帝国主义打倒了,人类才能翻身。

我们在国内的责任尤其重大。我们应该让我们国家兴隆起来,繁盛起来,富强起来。这是我们的任务中间的尤其根本的任务。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虽然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我们毕竟还没有摆脱穷困。所以,我们国内的责任,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能够过幸福的日子,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白、而是有文化,不是落后、而是先进。把六亿五千万人民从一穷二白、穷得很厉害的情况下富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严重的责任,是我们光荣的责任,我们需要做伟大的、艰巨的工作。

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够富起来?能不能够繁荣,强大起来?我说,完全能够的。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样多的人,有这样多的劳动力。我们知道,经济的发展,就是靠生产,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至于机器,有了人就可以造。有了机器,拿机器劳动,一部机器可以当几十人、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我们有这样多的劳动力,再加上能够制造大量的机器,劳动力同机器结合,我们的生产就能够大大发展起来,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可以比现在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一百倍、二百倍,一个人可以当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百个人、二百个人。这样,我们国家就富起来了,就强起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条件。我们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这么大一个国家,不是分散的而是团结在一起的条件,这都有利于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不但要比已经落后了的老帝国主义英国强,也能够比美国强。美国有什么了不得呢?几百年前,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是一块荒地,上面只有一点印第安人(那些人现在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是新搞起来的一个地方。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在全世界来说,美国是很典型的。过去全世界最落后的是那一块地方,可是现在那个地方最强。当然,这只是说它经济上强,而不是说它的精神状态强,那里的精神状态正在衰落。从亚洲来说,日本原来就比中国落后,可是后来几十年就赶上了中国,而且超过了中国。欧洲也是如此。过去英国是强的,法国是强的,德国是落后的,可是德国后来赶上了英国,超过了法国。俄国在欧洲比德国还落后,但是现在比英国、法国、德国都强。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会赶上和超过它们。资产阶级比封建地主阶级先进一些,无产阶级又比资产阶级更先进一些。有了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政党的领导,把人民团结起来,采取新的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个国家就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就能够由落后转变为先进。我们中国的落后,在过去也是到了顶点了;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就必然向它的相反方面转化。恩格斯不是讲了吗,对立的两极互相渗透,达到极点的时候,就互相转化。这就是一个规律,是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我们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打了几十年仗的、有战斗经验的党,我们必然能够把我们国家搞得很富很强。

现在,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较起来,从国内的生活上看来,我们国家似乎还不大像样子,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翻过来的,无论在物质上、文化上,我们都能够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国人口,三倍于苏联,四倍于美国,比英国、法国等所有西欧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我们发展起来的时候,将会比这些国家强大得多。这是我们国家的远景。可以肯定,这个远景是会实现的,我们现在的落后状况是会转变过来的,中国人民是一定能够光荣地站在世界上的。只要我们全党团结,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只要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相信毛主席的思想,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工作就会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不仅是在当前、而且是在以后,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我是满怀信心的。同志们应该认识这个前景,要好好地去干,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

2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40页。

3 1961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

4 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七千人大会总之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

5 见1962年1月10日下发的大会报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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