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2)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130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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