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3)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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