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三

作者:王哲

自从刘少奇讲话后,刘的两个“三七开”,尤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似乎成了毛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定海神针”。那异乎寻常的掌声,又像是汹涌的海浪,在毛的脑海里不断翻腾。毛知道,刘其实无非就是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而已。只是毛耿耿于怀的是,刘口中的“人祸”,是谁人之祸呢?而且占七分。至少毛觉得,对刘来说,彼此是心照不宣的。

毛由此“不宣”,想到古人说的“为民者宣之使言”,想到了晏子在回答景公提问“国如何则可安矣(国家要怎样才算是安定呢)”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下无讳言(在下面的人没有隐讳不说的话)”。古人尚知“为川者决之使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自觉应该比刘更英明、也更开明些,那就是索性让大家直接把心里话说出来!何况之前毛也听到一些地方上同志的反应,表示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1 在毛看来,如果大家不把肚子里那些怨气撒出来、心情不舒畅,那就像他在大会上林彪讲话后说的: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也就有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他认可的一个省解决上下通气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于是,就像之前说的,这么好的开头,这么好的文章,接下来的续貂之笔,毛想的是,当然不会让他和他们失望的,正如《空城计》诸葛亮在“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后边唱的:“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毛决定,一定要把刘少奇“发来的兵”、“打出的牌”,“安顿好”、“应对好”,不能让刘“失望”,更不能让与会者失望。而且不能仅限于不让其失望,最主要的是要给大家带来希望。

此时国家经济凋敝,百姓饥苦,和《空城计》里空空如也的西城,确是相像。只不过在戏里诸葛亮的一段唱吓跑了司马,在会上毛泽东的一席话却赢得了人心。尤其后来毛的第五次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大会上的一番自我检讨,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代大政治家既十分善于统一大家的思想,又擅长在关键时刻以四两之力拨千斤而化解危机的风范,从而掀起了七千人大会新的高潮、也让毛的威信又有了一个提升。这或许也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

至于毛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开“出气会”的时间,《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都没有具体记录。作为大会统筹管理的杨尚昆在其《杨尚昆日记》(下)第117页记载:刘少奇讲话后,主席宣布明天小组讨论。第二天小组讨论、分批照相。也未提及常委会商量“出气会”及相关决议之事。大概是毛或是电话直接与几个常委沟通、或是林彪讲话前几个常委碰头时确定的。也就是说,毛虽然在会上说“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向大会提出再延长会期,开‘出气会’”,但实际应是毛知会其他常委。毛深思熟虑后针对两个“三七”决定要做的事,不会有商量的余地。

尤其是林彪的讲话,更增加了毛敢于直面刘的两个“三七”的底气和自信。当晚,坐在办公桌前的毛泽东,还在回味着林彪的讲话。虽不禁想到《资治通鉴》里说的:“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古人的教化,只是务求通达人情。凡是激烈诡诞的言行,则会包藏虚伪)。但更是不由得想起庾信赋中所言:“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毛心中默念道:“试唤便来”,不唤便来,不早不晚,来得正好。

对于一向以发展和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的毛来说,刘的讲话,有点儿像雪。雪虽有寒,亦不乏诗意。毛平生最爱雪,一首《沁园春·雪》,已成传世名篇,其“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之句,充分显现着毛愈挫愈勇、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意志,以及纵横捭阖、胸有成竹的气度和自信。林的讲话,有点儿像炭。炭虽有热,然终为冷灰。但二者合在一块,倒真凑成了“雪中送炭”。

不过,得意时的赞誉之词,三成也觉虚;失意时的慰藉之言,一句亦感实。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吧,但情理不能代表事理,感情不能代替理智,特别是在政治上。虚也好,实也罢,官场之语,皆不可过于在意。君不见“官”字,乃官帽下面两个口,这两个口可是能够上下串通、随时互换的。所以,有时候这些官人们说话等于放屁、放屁等于说话。毛想至此,不禁自我调侃般的呵呵了一下。

好吧,不论他是雪也好,他做炭也罢,反正这次我得甘心做一回铺路石了。不过不可小看一块铺路石,有时候少了它也难免人仰马翻。当然一块铺路石最终有无意义,还得看它是否铺在正确的路上。看来现在好比是《诗经》里常用的笔法“赋比兴”,权把刘当赋、林为比,就由我来起这个兴吧。

在毛看来,刘的发言如“亮剑”,亮出了题目,亮出了观点。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但勇有两种:一种是以逞强为勇,即以刚克刚;一种是以示弱为勇,即以柔克刚。在这样一个退无可退的大会上,在眼下这种众人皆知“空城”的情况下,用诸葛亮那种做法肯定是不适宜的。那就只有以示弱为勇,示弱就是认错,何况之前彭真也有提及。

好在去年9月,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毛就跟他说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2”这些话,党内高层乃至中层都是知道的。这其实意味着,论责任刘应该首当其冲。

不过刘这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推脱,都正好成全了毛。原本就是毛的责任也好,还是毛替刘承揽也好,在全党上下都异常关注的众目睽睽之下,毛敢于担当的这份勇气,几乎已经超出了是非的份量。当然刘少奇说出的两个“三七”,也足以证明其无私无畏,如果再勇于承担其应负的责任,无疑会更令人钦佩。也许这就是关键时刻人与人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本性所致。毛的大开大阖又特立独行、因势利导又乾纲独断,一直在主导着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和方向。

1月30日下午,在“七千人大会”第三次全体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有意思的是,毛也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都没有。一般来说,在会议上读报告、念总结,在中国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何况又是如此重大的会议。发言者拿出一份像样的、有分量的、既滴水不漏又能让大家认可的报告,是每个发言者共同的心愿且无不认真构思准备以求精彩亮相。但另一方面,这样字斟句酌的报告多少也意味着自圆其说、八面玲珑乃至投其所好。如此,即兴似的口头发言,与书面的相比,在彼时乃至现在都会令人更有信任度和真诚感。从刘少奇的列提纲,到林彪的拉条子,再到毛泽东的二者皆无,愈来愈简,层层递进。且不论其发言内容,单从发言形式,已足以令与会者耳目一新,为之一振,进而产生共鸣;也足以写入史册,令人称道。

毛的讲话共六个问题:一是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二是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是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四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是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突出强调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并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说:“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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