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九

作者:王哲

 邓小平讲话后,接着发言的是常委朱德。朱德因在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被毛指责“隔靴搔痒”。同情彭德怀,不少人是心里同情彭,外在的表现却丝毫不露。只有这位与彭老总感情深厚的朱老总,不忍落井下石,并为老战友的正直坦率、因谏获罪深为不满且流露于言表。朱德对此感叹到:“谁会相信我们曾经是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1

庐山会议后,倔强的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所,到京郊挂甲屯吴家花园离群索居,开始了读书和务农的生活。党内高层惟朱德惦记着自己的老战友和兄弟,他不避嫌,不怕受牵连,常常去玉泉山居住,为的是方便看望居住在附近的彭德怀。朱德的每次来访都给满腹冤屈和苦闷的彭德怀带来莫大的慰藉。

1974年11月,彭德怀去世前想见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逝世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的临终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2

朱敏(朱德的女儿)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说:在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信而令毛泽东最震怒的时候,爹爹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这是后来康克清妈妈告诉我的,从中可见爹爹那种无私无畏正直的品格。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

为此,朱德随即在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了林彪的点名批评:“今天当着全军高级干部的面,对朱德同志是要进行批评的。他是不承认毛主席是党的领袖的。朱德同志总是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其实他名声很大,功劳不很大。战争年间,朱德同志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我们的高级干部,对朱德同志的历史情况和政治情况,是应该知道的,这很有必要。” 3

林的这番言论,连邱会作在其回忆录里都说:“对朱德不是一个‘真总司令’这样的问题,对到会的人震动并不大。但林总指出了朱德是个野心家,不服从毛主席,对大家震动就很大了,像我这样的干部都有点吃惊了。” 4  不过,邱会作又说到后来刘亚楼(时任空军司令,林彪两三个最为亲近的密友之一)对他和萧向荣(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说:“林总对朱德的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 5

依党内政治规矩而论,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毛的首肯,刚刚接替彭德怀出山的林彪无论如何也不会、不敢如此贸然行事。但不管怎样,既然话说出了口,这最终得罪人所落下的骂名,瓷瓷实实戴到了林的头上。从十大元帅排名看,朱德、彭德怀之后便是林彪。有意思的是,“一德二德”之后,除了1958年因军队反右倾被边缘化了的刘伯承和因病难以视事并早逝的罗荣桓,再难有“三德四德”之帅了。

由上述所致,朱德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格外慎重。其讲话稿先后修改三次,且一次比一次远离大会的主旨、远离问题、远离焦点。

朱德的第一稿,在广泛征求包括毛在内的其他常委以及彭真、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意见后,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是谈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二是讲要积极发展手工业;三是讲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四是强调有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和办法,关键在于贯彻执行。

但在讲话前一周,即1月29日林彪讲话后的当晚,朱德写信给毛泽东:“我拟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来起草的稿子不好,不适用,又重新起草了一个。现送上请修改退我。” 同时又写信给邓小平说:“前稿不适用,又写了很简单的稿子,在这次大会上口头上讲一讲,以兹鼓励。请你再修改退我。”

同第一稿相比,朱德这一稿内容较空,基本是对“三面红旗”和前面发言人的表态性赞同。其中说到:“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面的大跃进。我们的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总结了我国6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后提出来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他不仅得到我国6亿人民的热烈拥护,而且得到亚非拉革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

朱的这番表态,大概前因1959年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指责,后由这次大会上林的发言被毛当场表扬,即前有彭的覆辙、后有林的榜样所致。

然而2月6日,当邓小平讲完后,毛泽东说:现在请朱德同志讲话。只听朱德开后说到:今天我要着重讲一讲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原来,朱德又改变了话题。而这个问题,毛在会前,因周恩来前不久刚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而布置周重点讲一下的。

朱德是在避重就轻,还是大智若愚?是有感而发,还是陈仓暗渡?是顾左右而言他,还是跟着感觉走?总之大会之后,中央在下发常委讲话时,惟朱德的讲话没有下发。荒诞年代,容易出现荒诞之人、荒诞之事、荒诞之文,所以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说:“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则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则衡命。”意思就是,在朝廷上,当自己受到国君的夸奖信任时,对事情就据理直言;当自己不被信任重用时,就注意自己约束好自己的行为(而不要发表言论)。国君有道,就顺从其命;无道,就权衡形势,采取相应措施。朱老总概与之合矣。

邓小平、朱德讲话的第二天,即2月7日,也是大会的闭幕日,和其他发言人一样,周恩来也是手持提纲发表讲话。虽然这种形式,多少体现出这次大会由于毛的号召,大家思想

放开活跃,比较能够畅所欲言的一面。但其实除了刘少奇的“两个三七开”,很有气魄、很有力度和针对性,以及对“三面红旗”有所暧昧外,其他常委的发言,都避开了对“两个三七开”的直接反应和表态,相反倒是对“三面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有加。实际上,在毛讲话的第二天,周便请毛修正自己的发言提纲。

在刘少奇的慷慨激昂中,在林彪的异声突起中,在毛泽东的从容不迫中,周自始至终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和冷静,认真研判刘少奇、林彪、毛泽东的讲话,从而为自己的发言定调。

粮食问题是召开这次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作为一国总理,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周想尽一切办法,在各省市之间腾挪周转,为此得了个“粮食调度总指挥”之名。1961年9月18日,在江西南昌当省委书记的刘俊秀向他敬酒时,周端起酒杯,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干一杯,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连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无奈,刘俊秀只好答应。6 因为无论是地位、权柄还是酒量(据说许世友都喝不过周),刘俊秀都无法抵挡。

刘这个“三亿斤”,相比四川的李井泉,还是可以理解的。李是积极主动从四川向中央外调粮食,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天府之国”饿死达千万以上,老百姓怨声载道。毛泽东说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是李真的不懂吗?!不过是另一形式、另一种手段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罢了。

在大兴调查之风的1961年,周恩来深入到河北邯郸武安县伯延村调查时,亲眼目睹了农民的饥苦,农民张二廷当面对他说:“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和刘少奇有共通的感受、痛苦和愧疚。

而在肯定毛的正确和“三面红旗”方面,周恩来又和林彪有着明呼暗应的默契。但同样是赞誉,周和林的出发点又有不同。林如前所言,出于维护毛的领袖权威和地位,作为毛的嫡系,关键时候当仁不让理直气壮,而且长期惯于军人军队的措辞,更是非黑即白而咄咄逼人。周则因为深知毛内心对其严加防范和戒备,而对毛深为恐惧。赞誉过之,会过犹不及,引起毛的猜疑;少之,又将招致毛的不满,同样会引起毛的猜疑。可以说,周的后半生,都是在平衡毛的这种猜疑,也是在毛的猜疑中,一路战战兢兢走过去的。

《深虑论》中说得好:“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而毛泽东就是那种既不可忽亦足可疑之人,即在政治上既能“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又能在看到彭德怀庐山会议那封信中的“有失有得”时,而没有忽之“失在前,得在后”,还可以在不懂俄语的彭德怀通过翻译跟苏联人谈话时,足以疑之里通外国。

周恩来心里非常明白,决定中国所谓天下大事的,就一个人——毛泽东。其他人,不管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还是他这个一国总理,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想,只要把分配自己该做事做好就足矣。毛高兴了,跟大家民主一下分享一下,那也无非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或建议,别指望能影响他什么,更别奢望能改变乃至决定他什么。所以即便后来毛批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变,势必变修正”时,看似很严重,其实周心里有数。这幅忙忙叨叨、日理万机的样子,一是说明自己很努力很辛苦,二是表明自己很自觉很识趣。虽难免有表演的成分,但总比被猜疑养精蓄锐、野心勃勃好多得多。不过周也确实欠缺作为领袖那种举重若轻、高瞻远瞩的恢宏和谋略。但有时候,不是你具备了就当得了,也不是你不具备就当不了。

对于毛来说,必须把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牢牢握住别人的命运。1958年“反反冒进”以后的周恩来,彻底认清了毛这一点,从此本着相忍为党,安分守己,“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心甘情愿,任毛摆布。毫无疑问,这样安全指数是最高的。但代价,是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这种丧失,如果无意识或者不违背道义也就罢了,一旦有所意识而又违背道义,其纠结和痛苦,将难以言喻,尤其再长期得不到纾解和宣泄。周恩来晚年时说:文革减了我十年的寿命。就在于此。

据此,周的发言分为三部分:一是对毛表态性的;二是为毛的错误指挥,在分管的具体工作上分担责任;三是讲如何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争取更大胜利。

周在表态中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7

周的这段话,有两个有针对性的指向:一个是反指向,即在对待“三面红旗”上,与刘少奇发言的意思相背离。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在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似乎是具体的肯定,抽象的不肯定,或者说是现在的肯定,将来的不肯定;一个是正指向,即在肯定毛的正确领导上 ,与林彪的发言相一致。林彪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遗憾的是当今不少写史之人,包括一些正史,视这些白纸黑字于不顾,诋林而褒周。甚至将周说的:“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8”这句话,挖空心思涂脂为“似也可以理解毛泽东也有一些不合实际和缺乏远见的意见。而周恩来乃外交领域高手,他的话多少给人外交辞令的感觉。”“人嘴两张皮”,表达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周就是“外交辞令”,在林就是“妖言惑众”。我们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妖言惑众”中,慢慢裸露出他的真实,尽管他是残缺的、丑陋的、面目全非的。但真实的历史,才具有生命和力量,真实的历史,是美好的。

如上所言,自从1958年“反反冒进”以后的周恩来,彻底臣服毛之后,便丝毫也不吝惜拉黑自己。他在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建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大办大搞,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同时他还实实在在举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表示,这些错误他还要在3月份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继续检讨。连坐在一旁,心知这些错误不全在周,大家都有份的毛泽东也不禁插话说:“交待一回也就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检讨也得有检讨的资本。有人检讨,越检讨越令人肃然起敬;有人检讨,越检讨越令人不足挂齿;有人即便不检讨,也令人嗤之以鼻。所以,关键不在于检讨本身,而是检讨者本人。比如毛泽东,作为“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的倡导者,寥寥数语的检讨,为之震动者有之,热泪盈眶者有之,痛哭流涕者有之。而追随执行其路线政策的那些个省委书记,一个个过关过得如履薄冰,有的还没过去,如曾希圣。

周恩来如是。周的经历,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部自我批评史。

注释:

1 《拥抱生命》:张聂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我的父亲朱德》:朱敏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4、5《邱会作回忆录》(上):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第246页。

6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61页。

7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243页。

8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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