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

作者:王哲

其中,周恩来一生中重大的五次检讨,即“遵义会议”时的检讨、“延安整风”时的检讨、“南宁会议”时的检讨、“七千人大会”时的检讨、“1973年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检讨,不仅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有的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共产党的命运。比如遵义会议,正如毛泽东“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的:‘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1,而正是在周恩来主动检讨和“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2后,遵义会议得以成功召开,并由此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

同样,周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一方面是检讨自己职责上的过失,另一方面强调“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3 这是因为周感觉到了刘少奇发言时的矛头所指以及林彪讲话时的旗帜鲜明。周现身说法,力求将最高层的分歧,限囿于具体工作而非思想路线上,这“既道出了周心中的隐忧,也显示出他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为人。” 4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5 不过,刘的政治倾向是应时而生,林的政治倾向是应声而起,周的政治倾向是应变随机。三种态度,三种行为,三种命运,应时者虽死犹荣,应声者兔死狗烹,应变者抑郁而终。

其实除了这三种政治倾向外,还有一种就是如朱德、董必武、陈云等人的“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回来吧,让我与外界断绝交游。世俗的一切都与我的情志相背离,我还驾车出去寻求什么呢?)。如果说朱德、董必武的遁世,尚有高龄之故。那么正当年的陈云,以病为由的长期之隐,毫无疑问,是一种态度、一种磨砺、一种力量,并为改革开放后“双峰政治”(中共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形成,6埋下了“楔子”。

如前所述,七千人大会上的陈云,是唯一没有发言的常委。客观而论,陈云的保守,主要是相对于他所认为的冒进、激进、急进而言。“大跃进”前,他和周恩来是“反冒进”的,也因此被毛“反反冒进”,被批“离右派还有50米”。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在率先发起的批华国锋时,将“洋跃进”7列为华的一条重大错误。改革开放后,针对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他提出应该稳步推进发展经济。陈云的这些言行,既有其性格中天然而来沉稳持重的一面,又有建国后经济建设因长期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政策路线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而心有余悸并力求谨慎的一面。所以不可一概而论,一言以蔽之。

但其晚年提出的“红二代接班制”(刘知滔《陈云的历史地位》:简言之就是“红二代”家族至少一人从政,即部级以上高官。没有进入政坛的,就进入国有大中型企业掌握经济大权),本质就是一种封建世袭,直接造就了当今无所不在、无所不往、无所不能的权贵集团,“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夺天下之利,弱天下之民,其贻害非今时可盘列。正是:

《陈云》

王哲(如石)

共产党人“铁算盘”,大算政治小算钱。

闭关时候多“右倾”,改革期间往左偏。

开会几番批“领袖”,让红二代做接班。

“不唯书上只唯实”,想要立言千百年。

注:

“共产党人‘铁算盘’,大算政治小算钱”:陈云是党内公认治理经济第一人,当年解放上海之时,成功平抑通货膨胀,被毛泽东誉为其胜利“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1956年与周恩来一起因反对毛激进经济政策,而被毛批为“右倾”。相对于经济,陈在政治方面,尤其建国后得失进退的谋算,更有独到之处,如揭发高岗、“七千人大会”拒毛之请不发言、八届十中全会后长期称病休养并得以安然度过“文革”、“文革后”挑头批华国锋以及胡耀邦、提出让“红二代”接班等等。

“闭关时候多‘右倾’,改革年间往左偏”:毛泽东曾批陈云“一贯右倾”。改革开放后,陈为“左派”,即保守派领军人物,与邓小平领军的改革派构成中国政局的“双峰政治”(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7页)。

“开会几番批‘领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前的1980年前后,中共政治局就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陈云等人在会上首先向华国锋发难,会后华下台。1983年3月17日,在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常委汇报会上,陈给胡耀邦罗列了九条错误并一通狠批。

“‘不唯书上只唯实’,想要立言千百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党政军领导谈话时将事先题写的条幅赠送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并对这15个字作了详细解释。陈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后世有知无知之徒、有权无权之辈,皆贪嗔于此,然听其言而观其行,有多少朽之久矣。

1962年2月7日,周恩来讲话之后,七千人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最后,毛泽东说:“这个会开得好,开完了,散会。”8

随着毛的一声“散会”,七千人大会画上了圆满句号。地方来的参会者,话说了、气出了、劲鼓了、心安了,可以神清气爽、兴高采烈地回家了。只是在这个看似圆满的句号里,却隐含着毛泽东的用心、刘少奇的决心、周恩来的担心、朱德的小心、陈云的戒心、林彪的苦心、邓小平的尽心和中央要员彭真的横心、陈伯达的多心以及地方大员们声泪俱下检讨背后的揪心、堵心和劳心。这个句号内容是丰富的、色彩是多样的、印迹是粗重的。

七千人大会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毛泽东五次(①县委书记以上、包括大型工矿企业厂长书记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②将报告原稿先发给参会者讨论,准许发表各种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③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大会报告、④出气会、⑤毛大会上的自我批评)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特立独行、乾纲独断的良苦用心,毛也由此一直在主导着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和方向。尽管刘少奇的报告一度令全会的氛围直达爆点,但刘也只是说出了人们憋屈已久的心里话。而毛却就此开出了医治大家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即不是要谁代表大家说出来,而是让大家积极主动自己说出来,而且领导们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作深刻的自我批评,更要诚心诚意请求大家的原谅。

也许正是七千人大会这把民主之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效应,让毛在欣慰之余,也反思如果自己不开自我评批这个头,是否还会有其后的一系列效应?!是否还能让众多代表着群众利益的基层干部们满意?!是否还能让他们说出心里话?!一句话: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是否还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

也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毛开始考虑酝酿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的、经常性的、乃至制度化的对领导干部监督批评的运动方式。从而与当年在延安和黄炎培所谈的“周期轮”相呼应、相印证,真正让“人民监督政府”这个朴素而崇高的理想得以实现。这一点,从1966年2月,即“文革”发动1前夜,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一事上,或可为证。

七千人大会的成功,更离不开刘少奇在发言中显示其非凡气魄和勇气的“两个三七开”和对“三面红旗”暗含质疑的决心。作为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已被毛泽东口头确定为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决绝之心,成就了其人生最为光彩的一页。

但在其光彩之中,也略存黯淡,即直言有余,担当不足,如果将刘少奇的发言与庐山彭德怀的上书相比,就会发现在异曲同工之下,似乎少了些厚道。彭独“谏”于毛;刘“宣”之于众。一“独”一“宣”,其心可辨。不知毛泽东在旁听刘的发言时,是否触发其心底里对彭的歉疚和感怀。另外,即便是因为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导致经济困境,毛有毛之过,但作为二把手,且直接主管、实权在握的领导人,不说应该主动分忧,至少也必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遗憾的是刘并未主动承担这种责任,这也是引起以林彪为首的一些人不满的最主要之处。

七千人大会的成功,也离不开林彪的苦心。迄今,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官方形象,是典型的投机取巧、颠倒黑白之徒,这不足为奇。当刘少奇讲话之后,林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纷纷恳请其出面讲一讲,尤其是陶铸的一番借古人之语: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这让林彪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中。

此时的林彪更像是一位执剑而行、扶危济弱的侠客。同时,比侠客又多了一份理想和境界。这也是林彪和毛泽东更为接近、彼此更为欣赏的内因之一。从性情上,毛泽东相对更喜欢陈毅、贺龙、许世友、陈再道等人的直率、甚至粗鲁;但从思想和境界上,毛泽东和林彪都具有同情弱者和为穷苦人谋取幸福的天性。这在共产党打下江山掌握政权后的高级干部中,是少而又少、弥足珍贵的。所以他们那种共有的天性会让他们很自然的融合在一起,共同抵御那些为他们天性所不容的东西。

此时的林彪虽然在个别事情上对毛泽东心有微辞,但总的来说还是真心敬服的。特别是如前所述毛泽东主持的几次扭转“极左”的会议及发动的调查研究之风,使经济形势不断得到好转,林彪为此颇为感慨。几次私下说:谁说主席不懂经济建设,不就是心急了一些嘛。只要他认识到了,形势很快不就变好了吗?!主席是既要看眼下又要看未来,就像开车子,有时候大方向看得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就会加大油门往前赶,就容易忽视近前的路况,导致一些事故,这也是正常的嘛!兼顾一下也就是了。但还是方向目标最重要,否则背道而驰,一切就都谈不上了。由此:

一,林彪确实看到感觉到毛在努力扭转和消除经济建设中“极左”思潮的影响,且日见成效。

二,在此国家出现困难,人心浮动,内忧外困之际,更需要维护和稳固主帅、领袖的威严和地位,更需要上下一心,团结一致。

三,在环境如此恶劣之时开这样一个大会,重要的不应该是去指责谁或给什么事物定性。而是首先认清形势和困难,并要明白所发生的困难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需要付出的代价。其次是总结经验教训,纠偏纠错,以达到开此大会的目的:统一思想,鼓足干劲。

四,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认为应该也必须要始终不渝、一丝不苟按照毛教诲的去做。

五,敲山震虎,决不能让刘少奇那些公开言论就此扩散开来,从而与现在非常时期一些人(也许还不是少数)的非常之念相呼应、相结合,从而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势力。如此,大而论将来难免会出现碰撞甚至动荡,于国于民不利;小而言如果毛的威信地位有损,也会直接影响到作为毛嫡系的林彪自己。

六,林彪与刘少奇派系解放前有东北领导权之争(与刘少奇手下第一干将彭真),解放后有高岗冤屈之结(林与高交厚,并因此也曾被刘派暗咬)。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张扬起来。

七,林彪这次发言,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物的,尤其是军队方面,这一出头,也算是为老战友彭德怀出了口气,顺便也笼络一下彭德怀山头的人。

八,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会得到主席的认同,要让他知道,关键时刻,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是默契的,而且他林彪更是敢于出头的。如前所言,林的这番发言,也确实更增加了毛敢于公开做自我批评的底气和自信。

自我批评是“双刃剑”,用好了反而能抬高自己,就像毛在这次七千人大会的自我批评,让大家感到他更加伟大。当然用不好也会直接授人以柄、“扼杀”自己。使之能抬高自己的依据有三:一是自身实力。政治是讲究资历和人脉的,首先要有别人不敢小觑的资历,其次要有盘根错节、互为犄角、唇亡齿寒广泛深厚的人脉关系;二是问题大小。比如对于周恩来来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9即跟对能左右自己政治命运的人是大问题,至于工作所犯的左倾右倾,则是小问题;三是抹黑自己。抹黑到什么程度呢?尽可能抹黑到别人再也想不出什么词汇、什么“帽子”、什么罪名来抹黑你。像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时开导那些要进行自我批评的高干们时说:“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 10 这一点周恩来做得最到位,但因为占有前两条,所以往往既堵住了别人的口,有时还能为别人分担而令人感激涕零,最主要是纾解了毛的猜疑。后来周有时都能将其运用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武器”了。

注释:

1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50页。

2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53页。

3、4、5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91页。

6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杨继绳著,第7页。

7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后来,引进规模不断扩大,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尽管中间一度略微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华国锋并非不主张发展经济、并非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相反,对于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华是积极主动的。

8 毛泽东主持七千人大会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7日。

9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28页。

10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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