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二 

作者:王哲

 

总之,七千人大会有极其成功的一面:如大会使全党认识和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录像;对过去和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以及如何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样搞,包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统一的认识;这次大会的重大收获、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说假话、搞浮夸总不能说是缺乏经验,关键是党内缺乏民主,不让人讲真话,动不动就戴右倾的帽子,就批判,就斗争,结果弄得党内风声鹤唳,万马齐喑。

大会上,粮食征购问题的最后解决,就充分体现了大会的民主精神。本来大会的直接起因就是粮食问题。大会之前,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几乎是对立的。中央无奈专门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些书记在中央的压力下很勉强的接受了征购任务。中央对此才决定召开有地委书记以上干部、后又扩大至县级以上,即七千人大会。大会上,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检讨,刘少奇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中央真正放下了架子,并决定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多进口粮食,缓解地方征购压力。当时王任重在日记中说:“这个问题一解决,这个大会就可以圆满结束了。从压力下解放出来,才真正心情舒畅。”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与会者的共同心声。1

七千人大会在取得重要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对一些问题如“三面红旗”、发扬民主等,都只是浅尝辄止而没能深入探讨,尤其民主集中制问题,并没有从制度上加以梳理和确定。而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问题是,如前所述,由于刘少奇的“两个三七开”和对“三面红旗”的暧昧以及彭真直接点名毛泽东应做检讨等言论,深深触动了毛的敏感内心。正如赵家梁(先后任高岗、贾拓夫、李富春的秘书,参与了《七千人大会报告》的起草)在其《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所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话,是少奇同志自己讲的,我们在报告里没有写。少奇在大会上讲了(即著名的“口头报告”),冒了很大的风险,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他这样讲,有没有得罪毛主席?事后证明,得罪了。”

1966年8月5日,在共产党八届十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写到:“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1962年的右倾”,其发端正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及随后的“南楼会议”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及其后由此思想指导而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另外,也包括刘少奇“口头报告”后,林彪似乎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并得到毛唯一表扬的拥毛讲话。换个角度而言,七千人大会也潜隐下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之间的分歧2乃至后来的分裂。正是:

《七千人大会》

   王哲(如石)

七亿七千七个人,半为同志半君臣。

你方唱罢我登场,说项依刘皆认真。

协力齐心多幸幸,草灰蛇线却纷纷。

四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注释:

“七亿七千七个人”:从当时七亿人民到七千代表再到七个常委,皆“半为同志半君臣”。

“说项依刘皆认真”: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协力齐心多幸幸”:与会者上下齐心协力,皆欲尽早扭转经济危局,大会成功是国之幸、民之幸。

“草灰蛇线却纷纷”:大会成功的同时,刘、周、林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和表现,也为其日后在文革中的政治走向埋下伏笔。正如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第91页)所言:“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四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曹雪芹《红楼梦》:“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七千人大会的四年后,文革开始,当时潜隐的一切也渐次显现,每个人、包括毛都走向自己各自的归宿。

2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说:一张一弛,现在要驰一下,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七月开北戴河会议,几个月内不开会。会后,毛乘专列南下。3

专列上,毛泽东抽着烟,看着文件。这时进来一位给毛倒水的服务员,看到毛由于专注看文件,未吸的烟形成的烟灰已经很长,随时会由于列车的颠簸掉到地毯上。这位服务员极其轻巧并未让毛觉察到,便将烟灰弄到了烟缸里。

毛放下文件,端起水杯说到:怎么样啊?小张,适应了吗?

这位被毛称呼为“小张”的服务员,就是毛晚年不离须臾的张玉凤。当时的张玉凤,年方十七。出生于黑龙江牡丹江市普通工人家庭的她,相貌端庄,性情开朗、言语温和、做事细致,刚调到毛的专列不久,其说话做事,都很利索,又朴实大方,很投毛的脾气。张于1962年至1970年在毛的专列上工作,1970年至1976年成为毛身边工作人员,1974年至1976年任毛的机要秘书。

1962年至1970年,从“七千人大会”后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主要的,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的由近而远等等。这个时候的张玉凤,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也一定耳闻目睹了许多重要而鲜为人知的事情。

1970年到1974年,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她走进中南海、走近毛泽东。她看到了林彪事件发生全过程,亲历过毛因此遭受重创的一切,见证了毛发起的“批林批孔”全过程,也包括1973年末毛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批评会。

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整顿、四届人大召开、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水浒”、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扳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离不开张玉风。可以说,毛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1976年5月间,毛与张发生较激烈的冲突后,毛将其驱逐出去的事。但张可以走,毛却离不开她,没过多久,毛先自服软,让汪东兴尽快将张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这对一生伟岸刚强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怎样的不舍、依赖抑或无奈啊!

不能说因为张玉凤对毛泽东了解太深或认为毛真就是离不开她,便敢公然杵逆毛。但一般来说,人到晚年、尤其毛这样的人物,脾气性情因身体健康和心理原因,会大有变异而不好侍候。跟随毛泽东22年的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和伍修权(原解放据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二部部长)的女婿卢弘(又名洪炉,《解放军报》资深编辑、前《炎黄春秋》总编辑)写的《寻找李志绥笔下被毛宠幸的姐妹》(原载《前哨》2005年4至7期)一文,皆有记载。张能一直随侍左右,且毛须臾不可离之,多少辛劳和苦楚尽在其中而无以言传。

相比于机要秘书工作之重责和微妙,身体之累还在其次。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甚至巴结于张,包括施一些小恩小惠,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而尤令人感叹者,是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在给毛写了一封信后,又专门给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4

堂堂一国总理,专门附写并连用两个“拜托”于张,由此可以见其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特殊角色和作用。迄今,尚未发现张主动做过影响毛决策的任何“进言”,这是一种本分,也是一种智慧。她所做过的一件让她后来还感到害怕的事就是在长沙“批走后门”事件的代毛圈阅。否则,以其所处位置,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

但不参与那些政治,并不代表不知情。有关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死留下的蹊跷、林彪事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王洪文的升迁沉浮、康生其人及其状告江青、毛泽东眼里的邓小平、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毛远新在毛泽东的住室里谈话的全部、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华国锋的政治和战略考量、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天安门悼周时毛泽东的态度等等。张的第一手真实资料,可以说都会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斯人尚在,宜早图之。

张玉凤是毛泽东生命最后两年里的机要秘书,她处理和见证了当时最核心的机密档案。毛泽东去世后,当时中南海的大管家汪东兴曾找张玉凤索要过很多东西。而此前,江青也在一直打着毛泽东晚年谈话记录的主意。在江青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张玉凤坚持自己的职守,做了她的力量和能力范围里能做的一些事情。

今天的张玉凤已是一个两鬓斑斑普通的离休人员。这么多年来,她严守组织纪律,守口如瓶。同时,一直以来,很多的文字也在追踪着她,有党史研究的,有纪实报告的,还有民间演绎的。无论真与假、对与错、美与丑,她注定都要承担下来直至档案解密真相大白。

时间倒回到1962年,当毛泽东问张玉凤话时,这个刚参加专列工作的小姑娘,甜甜的笑着说:主席您好!感觉还差一些,如果您能多坐坐,我会适应更快的。

毛哈哈笑了起来,毛喜欢这些文化不高、纯朴直率、没有城府的工作人员,甚至把他们当成自己大家庭的一员,毛在与他们的随意交谈甚至开玩笑中,得到朝堂红墙外、基层平民中的一些讯息,得到一种放松、休息和乐呵。

笑过之后,毛问到:你说说,哪里感觉还差一些啊?我觉得你做事麻利很呦。

张回答道:就是和您的作息时间,开始还不能一下子适应,等适应了,您又离开专列了。所以,希望您能多坐坐,能多给我点儿训练自己的机会。

毛听了又是哈哈一笑说:好啊,看来我成了你的训练靶了。

张听罢,赶紧一脸惶恐地解释道:主席,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想多为您做些服务,这是我最大的幸福。说着,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毛手一扬说:哎,不要在意,在开玩笑嘛。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把我当靶子的。不过,你不会知道,多少人把我当成靶子呢。

毛最后这句话,像是喃喃自语,急于表白的张,没听清楚。

趁着毛若有所思,张拿起暖壶,说去灌些开水,走出了毛的车厢。

毛点上烟,看着窗外飞逝而过树木麦田等,不由轻声吟到: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是陶渊明《归去来兮》中的两句。《归去来兮》的意思,就是“回去吧”。此时,毛听着火车的轰鸣声,似乎也在急切地催促着: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毛微笑了一下,把烟摁灭在烟缸里。

 

注释:

1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295页。

2 凤凰卫视《腾飞中国》节目播出“七千人大会: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何亮亮:“七千人大会”暴露了高层在重要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之间的关系,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毛泽东在会上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虽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的错误“不能隐瞒”,“凡是中央所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不过毛显然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

3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5页。

4 《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高文谦著,第13页。

 

Leave a Reply

avatar
wpDiscuz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