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五 

作者:王哲

如前所言,“七千人大会”对毛泽东来说,是其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自此直至其去世,毛再未直接插手主管过中国的经济建设。毛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民主集中制时,说到“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并举了“霸王别姬”的典故。此时在火车似乎不停地、有节奏地、“归去”、“归去”、“归去”的轰鸣中,随着离北京这个权力中枢地渐行渐远,不知毛是否又想起了他前不久刚说的这个典故。

令人回味的是,到了南方不久,毛泽东在审阅田家英整理他的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在改出的讲话整理稿的第一次稿上批示到:“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1”江青,时列毛的五大秘书之末(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

敢于当众说出“霸王别姬”这个典故的毛,一定认为自己不是那个“霸王”,他的妻子也不是那个“虞姬”。至少毛自信,他毛泽东这个“王”,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别江青这个“姬”。也许为防患于未然,毛开始有意把江青,由“虞姬”训练成“斗鸡”。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的第二天,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仍留在北京继续的安徽省工作会议。如前所述,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刘宣布将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接替其职务(李葆华:1909—2005,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之子。解放前一直在隶属于刘少奇、彭真领导下的北方局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贵州省省委第二书记、人民银行行长、中顾委委员等职)。同时,指示李富春在2月9日召集计委、经委两个党组开联席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讨论平反问题。李富春在会上说:过去批判了一些干部,这次七千人大会以后,“除了贾拓夫”(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在陕北籍革命者中,是唯一从江西中央苏区走向陕北、参加了长征全过程中的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一向秉直敢言的他,被彭德怀誉为“党内真正懂经济工作的人不多,陈云是一个,贾拓夫是一个”,其后在毛反击彭德怀的讲话中遭到毛不点名的批判,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下放。后又被打入小说《刘志丹》反党联盟中,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要给这些干部平反。当然,这自然是在李富春代表组织发话。如前所述,以贾拓夫与高岗和彭德怀的关系,以刘少奇与高岗和彭德怀的矛盾。既然刘少奇可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其他人都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不能平反”,那么下边的人说:“除了贾拓夫”,要给这些干部平反。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此插入一笔,长征途中,在俄界会议上虽然明确了红军北上的去向,但对陕北情况一无所知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正是在当时担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的指点下得以最终决定去同刘志丹所部会合。也正是贾拓夫的报告,让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贺晋年、张秀山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虎口脱险”,从陕北“肃反”的屠刀下死里逃生。高岗后来评价贾拓夫:“拓夫其实是革命的恩人,也是我们这些人的恩人。”毛泽东也说贾拓夫是“好人”,是“才子”。而迄今,官方主流在记述毛泽东决定红军去陕北落脚时,还在宣传是毛凭一张从《大公报》上获取陕北也有红军的报道,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知道这到底是在称颂毛有如天助的随机应变呢?还是在诋毁其毫无方略的误打误撞呢?

刘少奇处理妥这些事情后,终于可以缓口气,也终于有时间思考一个非常现实而又棘手的重大问题,即以后怎样对待在经济建设方面、真要离开了第一线领导的毛?虽然毛在2月8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是一张一弛,现在要驰一下,不要搞得太紧张2。并且,对刘也给予了嘉勉鼓励。但刘本人心里还是不踏实,这种不踏实,第一是毛并没有明确说退出第一线,只是让刘尽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去做;第二是分一线二线是毛在形势很好的1953年下半年明确提出的,但现在形势艰难,又主要是他好大喜功、贪多求快、独断专行造成的,还在大会上破天荒的做了自我检讨,他却反而没有明确提出来,不免令人有所疑虑。当然,也许他不明确提出来,正是怕人们以为他是引咎而退,从而坐实其自我检讨,毁损其声誉;第三是还有林彪这种毛的铁杆心腹们无原则、无条件的扈拥和像周恩来这种持两用中,左右逢源者的飘忽不定,以及柯庆施、谭震林、王任重等一些为毛首是瞻的地方大员们的顺承逢迎;第四最主要的是毛多疑善变的个性,如果分寸把握不好,一旦落下把柄,以其恩怨分明必报的个性,祸患无穷。

但是,对刘少奇来说,这也是时代或者说是历史给予他的难得机遇。于公,目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与当年遵义会议前的红军危局何其相似,毛彼时可以应势而出,刘现在自当舍我其谁;于私,刘心里很清楚,他在大会上两个“三七开”的说法和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以及自己山头的第一人彭真指名道姓让毛检讨,肯定会得罪毛。且这种得罪,对毛来说,是无法消弭和能令其原谅的。所以如果做不好,人家肯定会让我下台,就是人家不让,自己也无颜以对;如果做好了,也许毛会让我下台,那样就是下去了,也是虽败犹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做得更好些,即便毛想让我下台,恐怕也做不到。那就是构筑好权力,凭实力使其有所忌惮、难以下手。

而构筑权力需要两点:一时间,即属于自己可以支配权力的时间;二干部,即属于自己值得信赖的得力干部。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时间可以帮助自己培养和发现所信赖的得力干部;值得信赖的得力干部可以有效的延长权力时间。前段时间国内外闹腾得沸沸扬扬的“修宪”,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对此,毛泽东早就说过: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成败的决定因素。没有一支认认真真、不折不挠、忠诚有效的干部队伍,所有的正确和美好,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化为乌有,甚至沦为笑柄,就像胡温时代。

现在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严格要求其“讲政治”。那什么是现在的“政治”呢?核心就两个字——“服从”!为什么要这样严格要求,因为最高层对整个官僚体系已失去信任,但既一刻而不能离,又必须得依赖之,所以只有令其首先是服从,而且基本是无条件服从。因为只有服从,才谈得上政令畅通,才会有所实效。但若要真正取得实效,还必须具备两点:一是最高层的智慧性,必须确立制订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二是执行中的透明度,特别是关键点的开放度。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尚无法做到自下而上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国家监察委的设立,也许是一种制度上的拾遗补缺吧。

当今这个时代对官员的管理,之所以较毛邓时代容易,在于当今绝大多数官员,既无信仰,亦无节操,只有利益,只要能保住其既得利益,便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看看打贪反腐有很重要的一条——“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的”,“十八大”就像一道要负刑事责任的年龄线,而“还”字,又意味着多么执着和普遍。这就是中国官场现实,很严峻很无奈很滑稽。

毛泽东时代,官场则显现着信仰与权力。面对目光如炬的毛泽东,想当初刘甫一提出粟裕可授元帅衔,立刻就被本来非常欣赏粟的毛,利用周恩来力荐的陈毅,轻易的化解了。即便是对毛来说甚不投机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毛不得不反击狠批之时,因为刘与彭的矛盾,毛还是给了彭当时所能给与的最大的宽宥。所有这些,刘当然心如明镜。所以,刘深知,要想实现构筑和扩充自己的权力框架的计划且逃过毛的法眼,几乎是不可能的。冥思苦想中的刘少奇,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想到了一个人,而且只有这个人能助自己实现这一计划。这个人就是——陈云。

刘少奇深知,对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只能使用阳谋,为什么不能使用阴谋呢?因为任何阴谋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要背负一个搞阴谋诡计的罪名,被其置之死地。所以与其如此,不如光明正大的公开行事,反倒是一种自我保护,如果再有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理由,或可令其无可发作亦无可奈何。

于是,刘少奇找到陈云,说了五点:

  • 你陈云是党内党外、举国上下公认的治理经济第一人,现在国难当头,于公于私,都不该也不可以作壁上观,你陈云也根本不是这种人。
  • “七千人大会”拂毛意不发言,你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不愿意罔顾恶劣的现实而轻描淡写去投毛的欢心。在要么说实话、要么不说话之间,你选择了不发言。你可以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会议上选择沉默,但历史不会因为你的沉默而沉默,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我们应该对得起际遇,更要对得起历史。我的发言你也看到了,毛会有什么感受,相信你也是很清楚的。不过我觉得既然历史选择了我,我责无旁贷。
  • 我的发言可以说已经突破了底线,有了我的垫底,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何况你陈云做了那么多实地调查,甚至亲自下到煤井里,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在高级干部里独一无二的。现在党、国家、历史,需要你把你所了解的、思考的、认识到的好思想、好建议、好计划,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奉献出来,这既是一名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为了国家经济能够尽快好转、百姓过上温饱生活的一种担当。
  • 希望你不仅要讲话、更要大讲特讲大实话,要把困难讲透讲够,要让大家对经济形势有最深刻的认识和最充分的准备。
  • 希望你能担起“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个职务,我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今天我的这个讲话,要记录备案,所以让王光美旁听记录。以后出什么问题,由我一人承担就是了。

随即,刘少奇便酝酿召开“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并且提出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3”的常委扩大会议,从而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1962年2月21至23日,除毛泽东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十六人, 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刘少奇在会上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形势,类似非常时期。他要求全党要有勇气正视困难。4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刘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5,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6” 结合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与会者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7

如前所言,如果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得罪了毛泽东”。那么刘上述两次让袁宝华“听了以后,很扎耳朵” 8的讲话,则不免引起毛的猜疑心。《三国演义》里说得好:“君疑臣者死,臣疑君者叛”。

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陈云同志一辈子小心谨慎,看问题是比较深刻的。在这个会议上,他对农村形势做了充分的估计,认为经济遭到这么严重的破坏,要把经济恢复起来,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能够动员起来,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如何?包括对土地的肥力等都作了分析……这在内部使大家更清醒,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样才好真正下决心去改正错误,改进我们的工作,把国民经济尽快恢复起来。9

“陈云的讲话,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全场疯狂的鼓掌,陈云也很兴奋,脸孔通红。10”最终如刘少奇所冀,把“把困难讲透讲够”了。“当然,毛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确有不满意的地方,认为他把形势看得黑暗了。后来多次不点名的批评陈云说农业要5到8年才能恢复。后来的实践也表明,经济恢复的时间,确实比陈云估计的要快一点。11

而对于刘少奇来说,黑暗期说的长一点,毛重返一线的时间(如果毛想重返的话)就可以推延一点,构筑和扩充自己权力框架的时间就可以充裕一点。

 

注释:

1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7页。

2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5页。

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薄一波著,第735页。

4 《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24页。

姚锦(姚依林之女)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65页。

6 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321页。

8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343页。

9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344页。

10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261页。

11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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