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六   

作者:王哲

事实上,毛泽东经过1958年对周恩来、陈云等人在经济建设“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指出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进行的无情批判,使其一直想抑制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思潮和做法,事与愿违地走向了泛滥和失控,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灾难,包括造就了三年灾害中的“五虎上将”李井泉(如前所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信阳事件”的罪魁)、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由于章丘黄河公社饿死及病死人数较多,造成震惊全国的“黄河事件”,舒也因之被降职。他还是被毛泽东誉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曾希圣(如前所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中央派中监委副书记钱瑛率检查团到甘肃,最终也只是将其降职为第三书记)。

这“五虎上将”的极左做法,各自直接导致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老百姓的死亡,他们是逢君之恶的猛虎,更是残害百姓的恶虎。五人中除了吴芝圃、曾希圣没有熬过“文革”外,剩下的三人在“文革”后,又充分享受到了老干部的优渥。最终,他们在隆重的葬礼上、盖着鲜红的党旗“永垂不朽”。而在《2001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第185页有这么一段文字:

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China。

翻译成中文就是:

饿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

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在中国大约有4000万人死于饥饿。

另外,值得提上一笔的是,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1960年之前,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在最困难阶段,偿还了23亿元的外债,又如周的报告所言,无偿援助了至少23亿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即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1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老大”没当成,更引发了国内党内诸多尖锐的问题和矛盾,毛泽东终于在国民经济面临巨大危机的情势下、在刘少奇“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决绝声中,似乎以比刘更决绝的态度,彻底让出对经济建设的直接领导权并直至去世。

深谙历史的毛记得《夏书》有言:“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就设法提防)。尤其再次读到《资治通鉴》里荀子的三段论:

其一:“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治国之道,善于掌握则仅有百里方圆的地方也可以独立于天下,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国有六千里的地方也只能被敌人所驱使。所以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只一味制造声势,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

其二:“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他即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

其三:“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术不同也”(确立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要点有三: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情。所谓形,说的是得与失大体上的趋向;所谓势,说的是对临时情况灵活应付和对进与退随机应变的势态;所谓情,指的是心意志向上坚定还是懈怠的实际心理。所以,采用的策略相同,所干的事情相等,而取得的功效却各异,就是由于这三个方法运用得不同的缘故)。

对此,司马光说到:“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所以说,应事的权变是不能够预先设计出来的,事态的变化是不能够事先考虑周全的。随时机的转动而转动,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是制订策略的关键)。

偏于和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结合实际的毛泽东,由此想到当初困于延安一隅时,纺线垦荒等,做事无不踏实精进,终于以弱胜强。再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前几年,大兴大炼等,言行无不急功近利,终致国衰民瘠。进而联想到各常委,尤其刘少奇、陈云会前会后、会上会下(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的那些言论,作为审时度势,通达机变的谋略大师,毛当然知道怎样适时适量的转让权力。

只是,就像他在转让前的2月8日晚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言:以后我就负责军队和国际事务、主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工作。国内的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来抓,恩来、小平、陈云、彭真等要多加协助。重要事项大家及时碰头。毛自然要留下点什么,毛留下了军队,这是权力的根本;留下了国际共运,这是斗争的天地。权力和斗争,是毛一辈子的两个基本点;政治,则是其一辈子的中心。毛的两个基本点,就像两个似遥不可及,又无时不在的“金箍”,随时听命服从于“政治”的紧箍咒。

这次会上,毛留下了两个明的金箍,还留下了一个暗的——“重要事项大家及时碰头”。什么叫重要事项,无非就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讨论研究,最后要拍板决定的事项。谁来拍板决定?毛没说,也没人问或没人敢问。但想拍板的人,肯定想多开会;拍不了板的人,肯定想少开会或想让能拍板的人少开会。这就引发了后来众所周知的一桩公案,即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拿着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

毛的这番忿忿之词,其一是因为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其二是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直至会议终了。

在毛看来,适时适量转让的权力,转让的是其使用权,并非所有权。或者换而言之,毛把权力适时适量转让的前提是:他把权力交给你,你得把身心交给他。你行使手中的笔,他行使手中的你。这对于向来认为自己是权力所有权惟一的拥有者毛来说,随予随取,翻云覆雨,未尝不可,甚至认为理所当然。但是这种体制下拥有可以呼风唤雨的权力,就像吸食毒品,会越发上瘾而难以自持,也就总会看到打着各种冠冕堂皇旗号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为了不断获取更高更大的权力而对上对下,人前人后,各种可耻可恶可怜的不同嘴脸。好在那个时代以毛为首的大小官员,有信仰有情怀者居多。但是当毛是敏感也好猜疑也罢,觉得刘有觊觎窃取替代他权力地位之心之迹时,抑或刘本人有意无意也好不知不觉也罢,生出“久占荆州为己有”之欲之念时,刘的悲剧便已注定。

退出直接领导经济建设的毛泽东,并没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还是想了解到真实的经济建设,百姓生活,尤其是农业发展情况。2月25日,毛同田家英谈话,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农村做调查,了解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指定的调查地点是:湘潭的韶山(毛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毛的外租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曾在这里蹲点调查)。并嘱咐田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是否有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对这次调查表示同意。2

因为涉及到刘少奇,毛特别让田向刘汇报,以示对刘的尊重。关于毛对调查地点的指定,是因为这四个地点,与毛、刘最为近切,对于《农业六十条》,领导最是坚决执行,群众最是敢于说话,也就最能真实地确认和了解到贯彻执行情况和问题。

2月26日,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了他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讲的内容。李富春、李先念也分别作了相应的报告。大家对陈云的报告反应强烈,觉得问题讲得很透彻,提出的措施切实可行。3

3月12日和13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于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4这与之前刘少奇在“西楼会议”说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相互相应。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得到与会者赞同。最后刘少奇说:几个人的讲话,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可是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5 这也算是刘对毛之前所说“重要事项大家及时碰头”的一种“及时回应”吧,此时的“临时大总统”,还只是“临时大总管”,与后来在“四清”动员大会上说,谁不下去蹲点就撤销谁中央委员时专行的刘,有着本质不同。

16日,身在武昌的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随后看了陈云等人的讲话稿。拿着陈云的讲稿,毛不由想起之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请陈云讲话被其婉拒之事。

毛看完陈的这篇讲话,又翻出陈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看完后,把两篇并列放在桌子上,点上烟,默默地抽着,望着眼前缭绕升腾的烟雾,若有所思的毛泽东轻吟起《红楼梦》第七十回里薛宝钗作的《临江仙·柳絮》: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

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流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

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是大观园的最后一次诗会。在薛宝钗之前的几首《咏絮词》里,流露了太多的颓唐和伤感,因此轮到宝钗时她笑道:“终不免过于丧败,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说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

吟毕,毛狠吸了一大口烟,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又念叨了两遍。心想:林黛玉不是说了嘛,“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家事国事天下事,其实都是一回事。许你诸葛亮掐好时间借东风,就得许人家瞅准时机借西风,就像当初人家瞅准时机借我这东风反高岗的西风,何况人家这次借的是压了东风的西风呢。《易经》上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能够懂得机会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啊!所谓的机会,是指行动的微妙变化,是可以预先判断吉凶的征兆。君子看到了行动的微妙变化,就该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不会稍作拖延)。政治啊,原本就该是这样的君子之戏!

想到此,毛把陈云的两篇讲话放好。拿起笔,在刘少奇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上作了批示。3月17日,毛泽东同意中央批转陈云等人的讲话,发至军省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6

3月中旬,刘少奇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 7。这些话都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毛泽东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8

 

注释:

1 2011年4月8日《凤凰周刊》刊文:作者:徐焰(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事史专家)。

2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9页。

3 《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25页。

4 《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26页。

5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1页。

6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2页。

7 《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1、552页。

8 《变局 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素华著,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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