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八  

作者:王哲

 

关于毛、田这段谈话,因涉及毛对田猜疑之起缘,并最终导致毛对田的废弃而致其在文革前夜自杀。故在《聆听历史细节》(作者:王凡,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田的爱人董边对此有颇为详细的忆述: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和刘少奇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毛泽东和全党都关注的问题,陈云也在组织人力深入调查和研究此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既然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加之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而且毛泽东是重视实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尽快向毛泽东汇报,以便他及早下正确的决断。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出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毫无疑问,田的爱人董边的“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之言是对的,只是还没有说到最本质、最重要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作为一个秘书最本质、最重要的是对首长,也是其主人以及爱屋及乌包括其家人的忠诚。专制体制下的秘书,如同古代的幕僚,实际也可谓家奴,根据能力和亲近程度,可细分为军师、谋士、门客等。一般来说,主人自会视情形,尽可能对他们加以提携擢升,以丰满自己的羽翼,扩充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和权力。而作为家奴,他们一方面要尽力维护和延续主人及其家人的权利,一方面又因为自身实力所限,须勾连结盟,以为彼此呼应、盘根错节。最有名的如曾国藩的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等人,及至现在各种层级的秘书党更是数不胜数。

 

作为家奴,一旦被主人认为忠诚上出了问题,就相当于叛徒。而共产党历来宁可饶恕敌人,也不宽恕叛徒,如薄熙来之于王立军。江青在抓了其首任秘书闫长贵后,对接替闫工作的杨银禄说:“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的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 15

 

田家英向这些领导人的汇报和来往,怎么可能瞒得过毛泽东。而田家英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在毛看来,错之有三:一公然撒谎;二被人利用;三为人遮护。为了保护自己且不伤害别人的谎言以及因一时懵懂被人利用,勉强还可以原谅。但有意为了别人而欺瞒自己,而此别人又是自己最为留意之人(助手变对手,如同翻手为覆手),所欺瞒事又是自己最为看重之事。这对一直视田为心腹的毛来说,可谓心腹大患。田的命运,也因此注定。

 

至于刘少奇在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对其的指示,且不说等于将田的直接领导毛泽东,晾之一旁,有失尊重。如此重大的问题,让一个秘书去上下吹风,难免有投石避险之嫌,非厚道之举。所以,董边的一番直率之语,与其说在批田,不如说是对刘有所不满。

 

毛与田谈话的同日,应陈云要求亦同其谈话,陈向毛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13 关于这次谈话,姚依林后来回忆说: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人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单干。姚担心毛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14 陈在明白毛对其主张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及经济形势判断的态度后,这个被毛说成“树叶掉下来怕打脑壳”的人(《李锐口述往事》一文中,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高岗谈论陈云时所言),又开始进入“病休”状态。

 

7月9日、11日,邓子恢(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这些党内高级干部们关于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言论,在其后的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责为“黑暗风”。随后,邓子恢更因之而被撤销其领导的农村工作部。

 

也就是说,毛对2月份“西楼会议”的报告、对3月份周恩来、陈毅等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对5月份财经小组的报告及刘少奇的讲话、对7月份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言论,毛都有不同看法乃至反对意见,只是没有爆发。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一直憋着气的毛泽东,终于爆发了。

 

注释:

 

1 《周恩来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62页。

 

2 《湘潮》2006年第9期:刘武生:《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3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毅传》编写组,第309页。

 

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陈毅传》编写组,第310页。

 

5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2页。

 

6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1页。

 

7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5页。

 

8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6页。

 

9、10、11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09、110页。

 

12、13、14 《毛泽东年谱》(5):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1页。

 

15 《我给江青当秘书》:杨银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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