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二 

作者:王哲

 

8月3日,毛在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4

8月5日,毛在同来参加北戴河会议的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农业机械部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部长)、王观澜(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以及柯庆施、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谈话时,又说到: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黑暗估计得过分黑暗了(明指在“西楼会议”持此论点的陈云,暗指支持陈云的刘少奇)。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是光明的。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

如前所言,此次会议,毛泽东在已然意识到自己和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想法观点有所不同时,吸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因为事先没有及时跟与会者进行沟通而导致几败俱伤、包括国家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采取了其擅长的、一贯的、大会前的小会、大讲前的小讲以及个别谈话等,很明确向与会者表明自己了对行将上会的诸问题的态度,尽可能未雨绸缪、先行布局,在大会开始前,就做到心中有数,稳操胜券。

8月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在会上作了讲话,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6 这三个问题实际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互为依存的。按照这一罗列和他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有了阶级,就会有阶级斗争;有了阶级斗争,就会有或好的或不好的形势;有了或好的或不好的形势,就会有决定或好的或不好的形势的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样最后,必然要抓主要矛盾,而对毛来说,主要矛盾就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斗争。

毛从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村党员的“万言书”讲起,批评以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为代表的“单干风”(未点支持邓子恢的陈云、刘少奇的名);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字的上书,批评为“翻案风”; 把刘少奇、陈云等人之前提出的“五年恢复、五年发展”,“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评为否定大好形势的“黑暗风”。毛还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7

为什么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一贯反右?对此,林牧(曾任胡耀邦的政治秘书)指出:因为中共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它本身就是很“左”的。毛泽东又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更加“左”上加“左”。邓小平在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说过,“纠‘左’有时就是纠正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其实讲得比较中肯。8

前不久,中央很是隆重地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本人对马克思没有什么研究,不敢妄言。不过记得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方法,虽然也被人们称之为活动的手段,但它不是物化了的手段,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应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因此,黑格尔把方法也称之为主观方面的手段。他说:“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英国哲学家培根则把方法称之为“心的工具”,他论述方法的著作就命名为《新工具》,认为方法是在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是条条蹊径中的路标,它的作用在于能“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既然是认知世界的方法,其主观必然应遵循并顺应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而不能一成不变。也就是说,既应该“不是现成的教条”,也应该不是僵化的教条。

说了这么多空洞乏味、自己都懵懂的东西,才想起毛泽东在延安(1939年)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大会上说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时的毛,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把这句话当成枪炮、造了蒋介石的反,后来这句话在“文革”中,又成了红卫兵打砸烧杀的“护身符”。不知道它以后还会成为什么,也许无所不能,也许一无所能。不过至少现在,如果说它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指路明灯,此处便略去一万字,掌声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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