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三  

作者:王哲

 

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经济上的“左”所不同的是: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右”,且不只在经济范畴,具体就是前面说的“三风”,即“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为此,毛在开会的当日,就祭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大旗。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虽然不得不承认由于自己头脑发热、在经济上的瞎指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和大危机,并为此在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但另一方面,猜疑心极重的毛也开始越发怀疑刘少奇系统的、那些原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极力拥戴自己的人是否有借助批判“大跃进”的错误,趁机抹黑其个人形象、减损其个人威望、架空其个人势力的企图。早在五十年代初,毛就准备削弱刘少奇系统的力量,只是因为高岗政治上的不成熟,以致于整个计划胎死腹中,高岗、饶漱石等人作为“高饶反党集团”也为此成了政治权力绞杀的牺牲品。此时毛的心头,在1956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大做其前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阴云笼罩下,异常警觉并全力搜寻着中国的“赫鲁晓夫”,只是这种警觉和搜寻,受到尚在微复中被重创的国民经济的牵制,还不能无所顾忌而得心应手。

 

不过,当毛看到在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艰辛工作和大力整顿下,国民经济终于逐渐有所恢复和好转。在内心日趋安定的同时,一方面,刘等人主导的“三风”触动了毛的底线;另一方面,毛也担心刘的权威会由于这种恢复和好转而更进一步。如果真给大家留下他毛泽东只宜“做马上的皇帝”这种认知和印象,那么对主导和平建设时期、卓有成效的领导者的认可和赞颂,对于视权力如生命的毛来说,就意味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应该说从毛祭起“阶级斗争”大旗的那一刻起,与其说毛是在同他嘴里说的、不见其形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宣战,不如说已经在同他内心想见的、觊觎其权力的人开始了较量,或者说毛已经开始认真着手收复其“权力失地”。而毫无疑问,在此收复战役中必将出现众多各种形式的“阵亡者”。如恰逢此时发生的“小说《刘志丹》事件”。

 

先介绍一下“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的五个主要角色:毛泽东、康生、习仲勋、闫红彦、李建彤。毛无需赘言。

 

康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是国际关系专家、是后来文革顾问;他是左右手都能同样使用毛笔的画家和书法家(康生楷行草篆隶众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一体,堪称大家。尤其是他的汉简行草书,被称“康体”)、是令专家汗颜的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精通戏剧及音乐、精通中国武术;他又是当今官方定义的反革命、阴谋家、迫害狂。总之,他像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直到其去世。其间,除了解放初期一段时间养病外,他一直作为毛最为倚重的助手之一,纵横捭阖于中国政坛最高层。据中共元老董必武说,在毛泽东眼里,康生是莫斯科培训出来的共产党人中唯一依然用汉语思考和推论的人。1 毛称之为“康老”。

 

党内被毛尊称为“老”者,除了“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便是邓老(邓子恢)、康老(康生)、柯老(柯庆施)。邓子恢是毛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且与毛在苏区曾同受“左倾”排挤打击,与毛关系亲近,被誉为党内最懂得农村、农民的三人之一:毛泽东(解放后的毛泽东,出于大局或曰政治方面的考虑,较大的牺牲了农村农民的利益)、邓子恢、王观澜(后面介绍)。1955年曾因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被毛批为“小脚女人”,直至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批“单干风”时被毛点名后,其所主管的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在文革中作为中央委员并未受到什么冲击,算是善终。这三位被毛尊称为“老”的,虽都是善终,但都逝于毛前(邓1972年去世,康1975年去世,柯1965年去世)。

 

康生算是最后一个进入毛的核心圈,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长征期间同毛结下了牢固的关系。但康却后来居前,成为毛最信任、最依赖的人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其在延安背弃王明转头毛后,便一直惟毛一人是瞻,且没有“山头”、没有派别,尽管他曾担任很多重要的高级职务、也有很多的老部下,建个不大不小的“山头”,并非难事。但精通中国历史、深谙为政为权之道的康深知,其所以能后来居前、甚为毛所信任和依赖,正在于其不结党。因为结党才能营私,有了关系人脉,才能勾连成事。在党内历史形成的大小山头林立、关系盘根错节的“深海”中,他像一只老鳖,一动不动,随时等着“龙王”的召唤和调遣。

 

虽然康生与毛建立关系晚,但是康生的资格和经历是不容忽视的。1925年,康生在上海大学加入共产党,参与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与上海大学同学曹轶欧结婚。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紧急改组特科,由政治局委员陈云接手特科领导,当时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当时用名赵容)任第二负责人。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便全面接管了整个特科工作,由此成了中共情报敌特保卫方面的专才。同时,康生还具有当时足以骄傲的“国际背景和经验”。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则是王明。并在此期间,积极参与了苏联的“肃托运动”和对在苏中国人的整肃。

 

康生1937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的信任,并使自己成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这一点和周恩来十分相似。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毛泽东优越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的诗词和推敲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著,毛则赋予康巨大的权力来加以回护。尽管康生干了很多不得人心、令人不耻的事情,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遭批评。他们之间最默契的配合,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且一直延至七十年代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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