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七

作者:王哲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对中共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一直耿耿于怀。10月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访华归来后的公开讲话中影射攻击中共领导人“像好斗的公鸡”。1959年12月1月,他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对表论”(即,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不指名地批评中共领导人。

 

1960年1月,康生以华沙条约协商会议中国观察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飞抵莫斯科。这是他首次公开表明自己在中苏冲突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康生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在毛的支持下,同邓小平、彭真一起谋划同苏联抗争的要点和方法。中苏论战,使康生在毛心目中的地位迅速回升,声望大大提高。1962年9月,康生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1月,更是被任命为专门负责中苏论战起草宣传文章小组的负责人,成员包括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从其成员组成便可知其重要性。最终,中苏关系随着“九评”而降至冰点(“九评”: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9篇编辑部文章),康生随着“九评”而誉满中国,从此被尊为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可以说中苏论战,康生以极其精彩的亮相,赢得了毛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钦赞,特别是他在苏联人面前表现出的强硬和善辩,都给了民族气节和主权意识极其敏感和强烈的毛泽东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当时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人,都还再与苏联尽量争取缓和、尽可能不要撕破脸的异常微妙的情形下,康生以及邓小平、彭真的态度,不仅令毛大为满意,更使毛有一种知己之感。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节终身影响着其思考和判断,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蒋介石是极其一致的,这也是他们两位惺惺相惜的最主要因素。据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曾让身边的人,猜猜他希望谁来接他的班,第二人选就是让所有人震惊的毛泽东。如果说这只是传闻的话,那么毛泽东对蒋的态度则是确实的。在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毛曾说过: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当1975年4月5日,工作人员把蒋介石去世的消息都告诉毛主泽东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却一脸的凝重,说了声:“知道了”,便陷入长久的沉思中。

 

这就是毛泽东,用毛自己的话说:我生就了一张大中华的面孔。对这些毛认为有民族气节的人,毛历来是恩宠有加。即便日后文革之初,除掉刘少奇的臂膀、北京“独立王国”的首领彭真时,对于那样一个强硬的彭真,毛也是手下留情,保了彭真一命。应该说,毛虽然在政治上视其为对手或是威胁,但在内心,还是有其为国家为民族利益凛然而争的正义形象的,而这也正是毛所最为看重的。

 

康生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文革”。关于“文革”,后面会进行详细论述。简而言之,“文革”的起因,是毛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要打倒刘少奇等资产阶级当权派;“文革”的信号,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标志,是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革”的突破口,是1966年5月25日,北大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文革”的导火索,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的爆发点,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同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革”的开展。

 

众所周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在毛的指示下,携手张春桥一起完成的,与康生没什么直接关联。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个结论是康生影响了毛泽东的。对此,传记作家师东兵专访康生遗孀曹轶欧后,在2015年1月27日新浪历史上的《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文中记载:

 

“这件事情,我知道的最清楚。”曹轶欧一边喝水一边跟我谈道,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还在1963年下半年的时候,江青到我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曾经问过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康生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过了几天,她又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江青含而不露地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康生说:“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 人给他平反的。”

 

我(师东兵)问:“江青没有说她是听谁说的吗?”

 

曹轶欧说:“江青从来不轻易地讲什么人的名字,涉及这些重要的问题,她不讲我们是绝对不会主动询问的。康生马上回答:‘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江青不动神色地点点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神州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康生当然要表态了:‘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但是,江青和康生之间那次谈话并没有提起她要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康生是什么时候知道江青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活动的呢?”我问。

 

曹轶欧说:“大约是1964年初,江青问康生:‘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康生一连提了几个,江青都摇摇头。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还有其他几个,都没有被江青看上。她当时的要求是:首先从文艺上突破,慢慢地再涉及到政治问题上来。她说得很清楚:‘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象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和有气魄。’康生说:‘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在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帮助下找到了姚文元这个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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