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九   

另外一件相当重要的朴朔迷离之说,是关于康生临终前,向毛告了邓小平一状,最终促使毛下决心反击了“右倾翻案风”。官方以及众多史家、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其《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第391页)也写到:“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然本人仔细查阅了中央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未找到康生告状一节。如果有,官方断不会对此瞒匿。真可不记,假亦不发,这也是一种进步,可喜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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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六  

中国同莫斯科的争端,使康生有机会同当时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有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邓被毛授权全盘处理对苏关系,二人的密切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康生和邓小平两人都有国内和国际事物的背景,康生紧跟毛泽东的“爱屋及乌”、“恨屋及屋”,邓小平早期受到来自莫斯科王明等人“左倾”的迫害,使两人对苏联产生强烈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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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四  

第一件事是“延安整风”。自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有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的工作算是顺风顺水。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或接受过共产国际的教育培训,对共产国际从心理到思想都有极大地依赖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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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三  

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经济上的“左”所不同的是: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的初衷是要纠正刘少奇、陈云等一线领导人的“右”,且不只在经济范畴,具体就是前面说的“三风”,即“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为此,毛在开会的当日,就祭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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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二 

8月3日,毛在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单干道路?还有形势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苏联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修正主义。形势,究竟怎么样?是一片黑暗,或是一片光明?现在讲黑暗的多了,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各级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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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 一 

前一句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当时彭德怀因谏言之“信”而问题升级后,毛专门找了支持彭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李锐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1 其后,除了周惠被从轻发落外,黄、周、李,皆未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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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七十  

此时,当杨尚昆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杨谈话的要点后,聪明绝顶、心领神会的周立刻意识到,这是毛在用毛的方式,既笼络亦警告自己:要稳住脚、选好队、听指挥。而毛泽东也抓紧谋划布局。7月19日,即杨秉承毛的旨意,向周汇报的第二天,毛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并认为中央各部门是最大的分散主义。同时,毛认为,外事系统是比较好的(周恩来主管的部门),党的联络部(邓小平主管的部门)、军委(林彪主管的部门)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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