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五 

如前所言,“七千人大会”对毛泽东来说,是其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自此直至其去世,毛再未直接插手主管过中国的经济建设。毛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讲到民主集中制时,说到“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并举了“霸王别姬”的典故。此时在火车似乎不停地、有节奏地、“归去”、“归去”、“归去”的轰鸣中,随着离北京这个权力中枢地渐行渐远,不知毛是否又想起了他前不久刚说的这个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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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四

后来,王亚志(解放军总装备部的离休干部,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针对这一“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从而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之嫌的说法,在其《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一文中,虽然予以辩驳和澄清。但从毛的电文“(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中,李银桥夫妇的说辞,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而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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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三

李银桥,1927年9月生于河北省安平县,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太极拳和太极剑。李银桥小的时候在家乡读过两年小学,因自小习武身体硬朗,人又机灵,自11岁参军后,李银桥就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1947年2月,被指定担任周恩来的卫士。1947年8月,李银桥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因为他的卫士工作做得好,中央负责保卫的同志决定把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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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六十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5 不过,刘的政治倾向是应时而生,林的政治倾向是应声而起,周的政治倾向是应变随机。三种态度,三种行为,三种命运,应时者虽死犹荣,应声者兔死狗烹,应变者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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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九

邓小平讲话后,接着发言的是常委朱德。朱德因在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被毛指责“隔靴搔痒”。同情彭德怀,不少人是心里同情彭,外在的表现却丝毫不露。只有这位与彭老总感情深厚的朱老总,不忍落井下石,并为老战友的正直坦率、因谏获罪深为不满且流露于言表。朱德对此感叹到:“谁会相信我们曾经是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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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八

1981年11月,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说了一件事: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在审定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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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1959–1976)之五十六

在中央及各省负责人的检讨中,有三个人较有代表性,即谭震林、曾希圣、李井泉。谭震林,也是最早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人物之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仅次于陈毅、粟裕的第三号人物,深受毛的喜爱。1954年起,开始主管全国农业工作。其个性鲜明,快人快语,爱放炮,人称“谭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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