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又被起诉 正面回应再提“元凶”官二代

中国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涉毒持枪案”已经告一段落,在曝光该案元凶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背景后,周立波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北京时间7月16日,他回应了莫虎起诉一事。 曾担任周立波在美“涉毒持枪案”首任辩护律师的莫虎已就周立波“编织谎言、侮辱诽谤”于7月14日向纽约高等法院提交诉讼状,诉讼要求周立波赔偿1,000万美元,并要求周立波撤回诽谤言论,公开赔礼道歉。 莫虎方面称,周立波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肆编织并炒作谎言,对其进行侮辱诽谤。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以及个人声誉,正式向纽约高等法院提交诉讼状。 此外,莫虎还要求,对周立波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应不少于1,000万美元,同时还应赔偿律师费等其他费用。莫虎并要求周立波正式撤回诽谤言论,公开赔礼道歉。 7月16日10时45分,周立波在微博发长文,回应首任辩护律师莫虎起诉事件。 周立波声称自己只说了事实,没有诽谤任何人。“莫虎想用恶意诉讼来掩盖他的不轨行为,想以此保全他这张专门讹诈华人的老脸,我们会堂堂正正地应诉,在法院证明他律师失职和勒索高额律师费的违法行为”。并称莫虎是“中华之殇,华人之辱”。 周立波原文如下。 周立波作为受害人,在法庭宣布无罪之后当即就曾向媒体表示要把那些专坑华人的坏人一个一个揪出来,息事宁人明哲保身不是周立波的性格,嫉恶如仇的周立波发誓要与坏人战斗到底!这样的坏人本来有两个,后来又跳出来一个收受坏人钱财的帮凶。三人帮轮番跳出来表演,昨天莫虎律师在纽约起诉周立波诽谤并索要1,000万美元。 我们只说了事实,真实的事实,从不诽谤任何人,也不知道怎么诽谤人。经周立波揭露,莫虎已原形毕露。莫虎想用恶意诉讼来掩盖他的不轨行为,想以此保全他这张专门讹诈华人的老脸。我们会堂堂正正地应诉,在法院证明他律师失职和勒索高额律师费的违法行为。 莫虎先生,中华之殇,华人之辱!感谢您对我们的继续关注,这些年,被您吃掉的客户即便不加刘国生,不算周立波,您害过的中国人的数量,应该可以用不计其数这个词来衡量了吧?您辛苦了,您老也该歇歇了!被周立波缠上,您也就再无机会去害其他中国人了,您也再无需去领馆说评书换饭钱了,就冲这个,也要与您战斗到底! 要知道,作为一个行“善”多年的律师,从您开口咬我的那一刻起,您的律师生涯已经落幕了。接下来只是“武松打虎”的游戏,您有宣布游戏开始的权利,我有宣告游戏结束的实力!莫将烟花当核弹,虎皮不配祭大旗!律师界败类莫“大律师”过来。后面还有读书人大败类唐爽,还有大贪官二代某某,都是些什么垃圾!一个也是扇,三个也是揍,来来来,三人帮,一起放马过来! 早在7月4日,周立波在自己社交平台上发布长文,诉“涉毒持枪案”事件原委,称该案“元凶有惊人背景”。 周立波长文称,“涉毒持枪案”元凶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背景,自己与此人的相识是刻意为之“他是中国北方某省委书记的前女婿,在美国没有正当职位和生意,却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和占地45亩的长岛豪宅,游艇女人无数并且喜欢枪支。该枪支登记在某某名下,且有枪支转移证明和某人律师收取3万美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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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撰文:刘志军是怎么搞成中国高铁的!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 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 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 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 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 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 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 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 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 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 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 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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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内情 陈云建议其让贤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虽然中国的实际领袖已经由华国锋转为邓小平,但是华国锋在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不知内情的人,只是从《公报》第五段中关于华国锋提议“少宣传个人”那一段话中,隐隐约约感到华国锋的“英明领袖”地位发生了一点麻烦。不过,这只是“隐隐约约”而已。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决定对中共高层领导“只增不减”、“只进不出”的原则。但是,该“减”该“出”的,毕竟还是要“减”要“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这样,也就“减”去了汪东兴。 全会还批准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全会决定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华国锋虽然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是这个主席已经成为“空头主席”了。 1980年5月6日至9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活动。 接着,华国锋从南斯拉夫前往罗马尼亚,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1980年5月17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针对华国锋的。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中说: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一指示,同样暗含对华国锋的批评。 赵紫阳除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外,尚未安排其他职务。但是,不久之后,便显露了对赵紫阳的重要安排。 那是在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这样,华国锋失去了他在“政”方面的最高职务。 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是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党政分工的决定。 1980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大会 改革的大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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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加拿大中国移民的创业“明星”起落记

去年年底,溢思得瑞科技创新集团在温哥华的办公室被一家拍卖行清空 温哥华——孙一桉实践了加拿大梦。 这位中国移民利用加拿大人才,开发从半导体到面部识别等各种前沿技术,把它们卖到中国,从而发财致富。他的公司在中国和北美地区拥有超过1500名员工,被加拿大官员誉为打开中国市场,创造本土繁荣的典范。 而后,孙一桉开始停止支付其加拿大工人的工资,并逃往中国。在他身后,愤怒的投资者和加拿大员工发起诉讼,员工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会成为中国不断发展的本土监控政权的帮凶。 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受益于同中国的密切商业联系,立法者已将中国视为加拿大公司的新市场以及投资来源。现在,孙一桉的故事正激起人们对中国资金的怀疑。 “加拿大官员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和它遍及全球的资本扩张浪潮所蒙蔽,”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全球政治和国际法教授迈克尔·拜尔斯(Michael Byers)说:“他们对中国从其他国家收购高科技的方法全然无知,而且也没有在允许交易通过之前努力寻求答案。” 2017年3月,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总理的政府不顾上届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官员反对,批准将蒙特利尔一家激光公司出售给部分由中国政府拥有的公司。2017年6月,加拿大放弃了对中国收购诺赛特国际(Norsat International)公司的安全审查,这是一家向美国军方提供卫星技术的温哥华高科技公司。 起初,孙一桉的公司溢思得瑞科技创新集团(Istuary Innovation Group)似乎代表了中国投资的积极因素。他的公司为温哥华带来了就业和高科技业务。但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审查以及对前雇员的采访揭示出,该公司同中国政府密切的财务关系构成了一张阴暗的网络,之前从未得到披露。 现年45岁的孙一桉英文名Ethan,于2013年在温哥华的一家星巴克里创立了溢思得瑞,当时加拿大政府正在欢迎更多中国投资。在其最风光的时候,这家技术孵化器和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办公大楼占据了两层楼,工程师们在这里研发半导体、机器人、大数据分析和面部识别技术。到2017年,溢思得瑞在全球设有24个办事处,包括北京、上海、洛杉矶和多伦多。 公司的发展令孙一桉通过政治捐赠和企业赞助培养的关系打入加拿大政治精英圈子。他在网上发布的照片显示他面带微笑,与率商贸代表团访华的贾斯汀·特鲁多总理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官员称赞孙一桉为加拿大创造了就业机会。 温哥华政府机构与中国工业园区签订合同,以扩大溢思得瑞的业务。溢思得瑞加入了官方资助的加拿大组织进行研究。加拿大移民部门批准该公司加入一项联邦创业签证计划,该计划允许外国创业者获得永久居留权。 “政府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支持,”孙一桉于2015年在一次加拿大商业峰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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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断货就休克 还好意思说实现工业化?

导语: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的演讲,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总结为五要、五不要。 以下为杨伟民的演讲全文: 原创: 清华规划研究中心 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杨伟民,2018年7月7日 非常荣幸参加这个盛典。对本届毕业生们圆满完成学业、对老师们又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贺。 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总书记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 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东部地区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制定经济政策如果也抽象掉这种海拔,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区域协调发展,绝不是要缩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级,生态极其重要,若为了缩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将是釜底抽薪式的毁灭性破坏。基于这样的创新性、超前性思维,我们在2003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各地区应该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随后,又提出了空间均衡、空间发展、空间结构、空间规划、空间治理、生态产品、开发强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一系列概念,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编制“十一五”规划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国务院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国务院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国务院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国务院领导挡回去了。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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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倍的收入 一半的物价!你拿什么抵制美国?

作者:魏雅华   一个鸡蛋9分钱。一个鸡腿几分钱,一斤大米0.42元。纯净水,24瓶售价3.99元,每瓶0.166元。小猪肘子每磅一两块钱,你信吗?   也许,如果不是我的女儿去美国留学,去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读博,我不会关注到生活在美国和生活在中国有多大差别。也许,我不会关注到在中国,为什么生活成本会如此昂贵,我不会关注到通货膨胀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面对中国涨势如潮的农产品价格,面对几乎便宜得不可思议的美国食品价格,我们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怎么了?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出了什么问题?美国食品价格为什么会如此便宜,他们又是如何理顺他们的农产品价格体系的?   在美国逛超市   也许,在来到美国之前,你会想,美国这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公民收入非常之高的国家,生活的成本一定很昂贵,物价昂贵得让初来乍到的中国人望而生畏。就像在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来到深圳一样,深圳人的收入很高,可深圳的物价昂贵得让人咋舌。   在中国,收入越高的城市,生活消费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似乎这才符合常理。中国的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大大地高于二三线城市。   可你看看美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到美国一逛超市,一看美国超市的物价,你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先看吃的:   50磅大米20几美元一袋,美国的食品价格大都以磅论价,一磅合0.45359237公斤。大体为中国市斤的0.97市斤。也就是说,一斤大米0.42美元。而我们家吃的大米每市斤都在5元人民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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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日本行中国为什么不行?

国足到哪去了 这的确是个不寻常的现象,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在八分之一决赛接连出局。梅西、C罗都已黯然告别世界杯….亚洲队,日韩表现不俗,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队打进十六强,先领先两分,后被欧洲强队比利时追平并以3比2险胜,得到广泛赞誉。那么,中国队呢? 世杯赛开赛,便流传着俄罗斯世界杯,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基本其他都去了的笑谈。听起来有点刺耳,说的却是实情。中国人喜好足球,自然去俄罗斯的观者很多,当然,中文广告破天荒占了一大角,外人看不懂,引起惊奇,同时也毫无疑问意味着中国以某种方式在世界杯现场存在,尽管有些广告说词连官媒都觉得倒胃口。中国人遗憾的是,基本角色缺席。这当口,传出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发誓性的表态:实现国足进2022年世界杯。可谓雄心壮志,但许多中国人不太相信,这一类声音让他们听的有点疲倦了,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总是失望,不如不听也罢。有网民甚至把它归纳于“中国梦范畴”。 但是,周一晚日本队与欧洲红魔比利时这场对阵,真正引起了中国舆论的震动。法新社预先有个报道,说比利时队已做好四分之一决赛迎战巴西的准备,这话说得有点早,到第65分钟,还没有看到比利时胜出的迹象。当然,比利时最后绝地复生,法新社后来的报道形容日本的表现令人惊异,暗含一层抱歉。的确,谁能料到日本队能如此顽强拼搏,离进入梦寐已久的世界八强仅咫尺之遥。从事后的反应看得出来,这场比赛让中国观众激动、羡慕、欣赏。兴奋之余,便提出一个老问题:中国国足到哪去了? 日本队靠什么 新华社也发表了『日本队靠什么把比利时队逼入绝境?』的评论。评论列出的因素包括“日本队的海归也不少”;日本对比利时三名关键队员进行针对性部署,“贴身肉搏”,几乎没有让“魔首”卢卡库得到一次舒服的射门机会,阿扎尔和德不劳内一前一后的中场组合被日本队员“双双冻结”;比利时队65分钟后改换两个“高点”“高空轰炸”,从侧面体现了日本防守成功;针对对手两个边路防守空当,“长友佑都与酒井宏树频频大幅度插上,并送出了多次有威胁的传球。”新华社最后感叹:“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继韩国队将德国队斩落马下之后,日本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险些取得了足以载入亚洲足球史册的胜利。” 舆论的看法显然不止“一点点”。新华社这篇罕见的赞文后面跟了无数帖, XIYAORUSI网民说:“历史情仇是一回事,现实社会中的日本在某些方面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国民素质的高水准,不只体现在球队的顽强拼搏上,更体现在赛后日本球迷和队员们的表现:公德心强烈、文明礼貌、自律有序!这一次,我完全尊重日本球队!”AAAsosbb:“我们的运动员正在学习梁家河精神据说还发了书的,下一届我们必去,小日本等着吧。” 中国不可能向日本学习? 中国足球专家马德兴写了『中国足球不可能像日本学习追赶?也就是个梦』。文章说:“日本足球走到今天,实际上就是他们‘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的结果。就像我们曾经嘲笑过他们的‘梦的宣言’、嘲笑过他们的‘小’。但是,面对如今距离八强仅仅一步之遥的现实,当我们还在感慨着日本足球如何甩开中国足球时,我只能说:那是根本就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与本质!所以,也就只能感慨一下而已,等第二天,一切又都将恢复平静。中国足球就是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之中,越走越远。” 马德兴甚至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足球不可能向日本学习”,为什么呢?他提到的其实是体制问题,日本足球从职业联赛开始推出百年梦想计划,至今还在实施,中国无法学,“要学习了,领导的政绩体现在哪呢?甲A十年后,不马上有变‘中超’了?一个『2020年行动计划』还未执行完毕,新的计划就已经出炉了。”;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一当就是16年,中国三四年一换;再看看日本基层的教练,一个个一丝不苟,那么多义工在义务教小孩子踢球,中国的基层教练动辄“钱太少”;日本高中锦标赛有那么多关注,中国青少年足球比赛有谁去看? 这位先生的文章,跟贴更多,鹏鹏的老婆说:“好文章!我相信你不是媚日族!我们有很多人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总是放大别人的缺点!日本对于中国确实可恨!但是我们自己中国人更可恨!专门欺骗自己人的诈骗犯!拐卖同胞的人贩子!生产毒食品的厂家!污染自己国家的环境换钱的人渣!这些日本都没有!” 网友之怒 有网民称:“在国足踢球的非富即贵,国家队听说有几十万不等的费用就可以进,假如此事为真,那中国足坛真的是黑不见底了。”这种说法当然只是猜疑而已。媛媛爸也怀疑到贪腐上头:“知道为什么有差距,一边是最有天赋的在踢球,一边是最有条件的在踢球,能比吗?看看”。TK:“中国上个足校一年就得4,5万,小学六年就得30万,关键是踢不出来怎么办?这还不包括送礼的钱,一般家庭肯定承受不起,所以中国踢球的要不就是富二代要不就是足球世家”。周斌讽刺:“我很佩服现在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素质差,水平差,居然还能赚那么多钱。” 三旬老汉则扯到价值观:“问题是价值观,人家钱少做事一样认真,中国人钱少就少一点认真,这说明中国是个为钱是王道的社会啊!” Calm : “中国足球是全方位落后于日本,除了四肢比人发达之外。我们的足球氛围,管理层的能力,球员的素质(足球的素养)。希望国人真的要谦虚学习人家,深深反醒自己。要自信但别自以为事了。” 珍珍是满口鼓励的语气:“这届世界杯看到一半了,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输赢,顽强拼搏更值得尊敬。想起冰岛顽强防守阿根廷,平局也很厉害。国足如果能做到顽强,无论输赢,中国球迷也不至于这样伤心了。” 千说万说,俄罗斯2018世界杯即将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球迷伤心也好,愤怒也好,总是因为看到了自身不足的缘故,这也许就是中国足球的希望。 新闻来源: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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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人民网三评浮夸自大文风之一:文章不会写了吗?

文风无小事。 近期“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频现,消解媒体公信力,污染舆论生态,扭曲国民心态,不利于成风化人、凝聚人心、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为了匡正各媒体浮夸自大、华而不实的文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短、实、新”的要求,倡导清新文风,崇尚风清气正,今天起,人民网观点频道推出“三评浮夸自大文风”系列评论。 一篇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倘若文风浮夸自大、标题一惊一乍、事实似是而非,不仅唐突了读者,也丧失了传播价值,污染了舆论生态。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内部水平却了无新意,令人堪忧。比如,有的一味夸大、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任意拔高、贻人口实,鼓吹《别怕,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一厢情愿、照单全收,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日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的后果,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对一些媒体而言,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睛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在此类文章的始作俑者眼里,标题就是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不加点“刺激”的猛料,就无法吊起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营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而,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还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荼毒公众认知不说,更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声音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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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智库:中国经济实力远超美国的思想很危险

有关中国国力及经济实力的发展程度,一直以来是中国民众所关心的一大焦点话题。近期内,不论是在官方宣称还是在民间的响应中,例如“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自夸性判断如潮流般集体涌现。但随着美国限制中兴通讯在美采购事件的发生,中国从上到下忽然意识到从未完成对科技核心技术及未来经济发展领域的掌握,而为之举国震撼。 体制内呼吁国人保持清醒的声音也得到喘气,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在周四出席活动中评价称,类似“中国经济远超美国”的思想很危险。赵晋平在当天于北京出席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中国论坛网、学习小组等承办的中国论坛网系列研讨会时,回顾了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的成就和时代意义。但他也举例揭示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不足。 赵晋平认为,以自己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应理性驳斥当前“中国实力远超美国”、“中国世界第一”等“危险思想”,呼吁大家对现实做出客观把握。他在发言中说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过去40年来看,中国的对外开放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对于促进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并称,中国的扩大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西方有所需求,中国才去推动。 但他同时强调,大家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应要对现实问题有一个客观的把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的对外开放和适应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赵晋平说,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充分、不平衡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另就中国国内有关“经济实力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声音,他则表示:“我很遗憾地看到,目前在国内有一种声音,似乎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实力上远超美国甚至是其他发达国家,认为我们是世界第一,我们可以去做世界老大该做的一些事情。” 对此,他则表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这种思想缺乏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认识,“非常危险”。赵晋平并以2017年中国人均GDP以8600美元位列全球第71位,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这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较发达国家)自身的差距。值得一提的是,此种有偏于官方宣传口径的表态也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支持的网民认为,赵晋平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有实力又有了危机感,中国应丢掉幻想,低下头来发展壮大自己才是王道。但反对者仍坚称,中国的几百个工业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总体经济实力应该远大于美国就是事实。 此前,另有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在近日出席一个论坛上,公开怒轰官媒和官方智库吹捧中国科技世界第一,抨击他们把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形容是中国所谓的“新四大发明”,其实只是“忽悠领导和民众”,是在误国害民。   新闻来源: 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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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花12万美元买李宗仁价值3000美元的古董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倒台,蒋介石迅疾逃到了台湾,而李宗仁则携家人去了美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住在美国。 1965年7月20日,阔别16年之久的李宗仁、郭德洁夫妇从美国回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李宗仁回国的故事还得从1958年程思远(李宗仁的部下兼密友)的女儿林黛正回香港探亲说起。 1958年,林戴正从美国回香港探亲时,向父亲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12箱古董字画,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并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后来,故宫博物馆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 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2万美元在当年那是一笔巨款。可是,拿这个能换来李宗仁回归的决心,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大手笔。果然,这一举动最终让李宗仁有了回归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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