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一条线,中国人一个圈

德国媒体文章称,在中国的企业文化里,对公司的忠诚和团队精神也不是很普及的美德。法兰克福的企业顾问徐文说:”德国秘书从年轻做到退休,在中国特别少。” 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中国人的个性。过去大家习惯将”我”藏在”我们”背后,现在则讲究大写的”我”。徐文说:”中国人个个觉得自己是精英,对老板没有那么崇拜。”他会觉得老板有什么了不起,他那点儿事我也会做。”结果他往往真就自己去做老板了。”或者为了更高的工资而跳槽。 “公司忠诚”是个陌生的词汇 结果是人员流动频繁。在中国,其比例最高达到员工的百分之二十。在德国,这一比率不过百分之二到四。这使活跃在中国的德国公司陷入窘境:假如他们想提高中国员工的职业技能,就不能吝惜培训投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承担资金和感情投资双双落空的风险。 了解中德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对双方来说都将有所助益。因为很多误解都源于这一差异。徐文将此归纳为:”德国人的思维是线性的,做完一件事才能做下一件;中国人的思维是个圈儿,或好几个圈儿套在一起。” 具体到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德国人往往专注于一个产品,时刻考虑如何优化该产品和售后服务;做事方式是程序导向;目标是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世界冠军。中国人什么都做,喜欢跟风,最后选择利润最高的领域;其商业行为是结果导向,只要成功就行,过程不重要。 1991年,马云从翻译社起家,用小规模贸易赚的钱来养活翻译公司,后来又为别人做网页。直到1999年发现电子商务,成立阿里巴巴集团。他不仅一度成为亚洲首富,还为阿里巴巴这个”一千零一夜”里的古老故事赋予了全新的内涵。阿里巴巴是典型的中国式创业成功的范例。 在徐文看来,德国人线性思维模式注定了他们悲观的基调。不然为什么每个合同的最后一条都是明确合同双方产生严重分歧时由哪家法院受理。中国人签合同的时候不会想到失败。他们先制定宏伟的目标,再讨论细节。最好的例子是中国世纪项目”新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途经哪些国家?这些细节是以后考虑的事情。 沟通过程中的线与圈 在交流的时候,线性思维的德国人直截了当,圈性思考的中国人则讲含蓄。假如一个中国人说,这件事以后再考虑吧,那么他不过是在婉转地表示拒绝。德国人听不懂,会追问一句:”什么是以后?是下个月还是明年?”假如中国人说,这事儿有相当的难度,意思仍然是拒绝。反应迟钝的德国人会问难在哪里? 企业顾问徐文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德国人最适应不了的是中国人的变化,比如说好了周五谈,周四中国人会告诉你董事长突然有急事,会谈得推。” 看来,神经脆弱的德国人不能与中国人做生意。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双边交易应当比较圆满。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和法国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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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追忆刘晓波

据美国媒体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7月13日在当局严密隔离中去世。7月19日,刘晓波去世的第七天、刘晓波的部分生前好友在北京一家酒店举办追思会,缅怀刘晓波追求民主自由的历程并谈及他的重要政治遗产《零八宪章》。刘晓波生前的律师莫少平、尚宝军,异议人士江棋生、作家徐晓等20余人参加了追思会。江棋生是八九民运参与者和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江棋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这次追思会,以及刘晓波的政治遗产。 追忆会现场 江棋生:昨天是晓波被迫害致死的头七。我们一起 悼念追思晓波。昨天晚上 在富盛大厦,我们有二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很庄严的,很悲痛的,举行了哀思和追思仪式。每个人都说了话。我是先到了一个叫龙泽的地方。后来在那里遇到了秦晖夫妇。我们一起赶到富盛大厦。在那见到了刘苏里、刘军宁、马少方、后来再看到吴思、梁晓燕、徐晓。 我们到了富盛大厦六楼,他们已经把我们相聚的地方基本上布置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两支花,挨个地在晓波的遗像前鞠躬。 后来全体也是三鞠躬,静默三分钟。然后再一个接一个地说自己的心里话。 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来了三个人:莫律师、尚宝军律师、丁锡奎律师。绝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 还有汪金秀。莫之许,他的真名是赵辉。有个白发苍苍的、明显比我大十来岁的,是 原来发改委的一个退休干部,叫李朴。这是我头一次见到的。 另外还有诗人叫陈家坪。还有刘荻,她的网名叫不锈钢老鼠。还有一个是王军涛的亲戚也出席了。 现在我能记得起的大概有这么些人吧。 每个人说大概三分钟左右,每个人都是挑自己最想说的话,说给晓波听。同时也是说给我们在场的每个人听。 为了确保头七的哀思和追思能够顺利进行,我们进去以后都把手机都关了,或者设定为飞行模式,一律把手机放在一起,免得有的人忍不住提前把活动的照片发出来,造成当局的破坏。所以整个追思活动到晚上10点顺利结束。这么一个大概情况吧。 当局试图阻止 记者:这个里面有没有当局的人参与 介入或者干预? 江棋生:整个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在昨天的上午,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接到国保的电话,说你们今天晚上有活动,希望你不要去了。我说我要去,你可以向上汇报。过了两三小时,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活动看来人不少,你是不是不要去了。 我说不行,我必须去。到下午,是他们派车,是国保派。我上了国保的车,先到了龙泽。 正好碰巧秦晖夫妇在那。我邀请他们上了车一起去了富盛大厦。接送我的国保并没有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任何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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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站出来了 中国首位副部长控告郭文贵

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居住纽约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一再鼓励被他爆料的对象到纽约控告他,7月20日,在他排列长长的原告队伍中多了一名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 黄艳在控告书中并没有透露她的官位,只说她是北京市民。但根据她控告郭文贵诽谤罪提供的根据——郭文贵5月11日视频爆料内容,可以确认她就是那位副部长的黄艳。 位于纽约法拉盛的华裔律师董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很快将举行记者会宣布此案。在6月9日9家中国建筑装潢公司控告郭文贵的记者会上,他就透露了黄艳委托他控告郭文贵。 控告三项罪名 根据纽约州最高法院电子法院的信息,董克文律师于7月20日向法院递交了控告书,共指控郭文贵三项罪名,两项诽谤,一项故意伤害造成情感困扰。 黄艳告郭文贵控告书有两份附件,分别是郭文贵5月11日报平安视频的中文实录和英文翻译。控告书指郭文贵诽谤的内容包括黄艳跟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的不正当关系、跟大地产商关系密切,随便送房;黄艳控制的财富不低于几千亿等。 1美元赔偿、10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 董克文律师说,他的委托人黄艳否认了郭文贵的所有指称。董克文律师说,控告书要求郭文贵控告书要求郭文贵停止诽谤、删除5月11日视频、向黄艳公开道歉,并要求法院下令郭文贵作出1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给他一个教训,告诉他你是要负责的”。 但董克文律师又说,原告只要求郭文贵作象征性地赔偿1美元,“因为我认为这种案子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应该到美国来。郭文贵说了假话,如果他道歉一下也就算了。” 不到两个月接下三起告郭案 这是董克文律师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下的第三件控告郭文贵的诉讼案。 与此同时,郭文贵在7月17日爆料中,仍一再鼓励他的爆料对象到美国来告他,他认为,这正是他爆料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只有进入了美国法律程序,所有他爆料的内容才能得到证实。 从4月19日美国之音采访郭文贵开始,针对郭文贵的诉讼案源源不断,截止7月20日,总共有八起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控告郭文贵的民事诉讼案,其中三起为经济纠纷,五起为诽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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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背后裙带关系网 神秘人出现

20世纪90年代,海南航空公司想要扩张时,高管们找来一个30岁出头、默默无闻的商人,他帮助这个中国新贵公司开发了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和海边别墅。这个商人名叫王伟,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利润丰厚的合作关系的开始,让他走上了成为亿万富翁的道路。在之后的20年里,王伟创立了多家公司,为海南航空公司及其母公司海航集团管理物业资产,并提供电脑、软件服务、海鲜和古巴雪茄。 海航极少(甚至可能从未)公开披露的是,王伟是其联合创始人兼联合董事长王健的弟弟。根据《纽约时报》对该公司上万条记录的查阅,在过去25年里,海航经常把业务交给一小群公司高管的亲属和同事,这些交易仅有限地透露给其上市公司或海外债券的投资者。 海航从一个小航空公司发展为中国少数几个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集团之一。该集团的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进行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在德意志银行和希尔顿酒店等跨国公司中持有大量股权。 海航属于新一批雄心勃勃的中国交易者,它们似乎从无名小卒突然跻身于全球精英公司之列。不过,这些巨头的雄心受债务刺激,被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所掩饰,增加了公司管理、战略动机和财务健康状况方面的不确定性。 这种情况让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很难理解它的投资狂潮背后的力量。公司和监管机构在做决定时可能不完全了解这些企业集团是如何运作的,投资者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收购什么。 2012年,海航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董事长王健在巴黎。该公司创造了一千亿美元的年收入总值。 海航以及安邦保险公司和大连万达集团等巨型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外正经受压力,因为当局和投资者为这些高债务公司对整体经济可能造成的风险感到担忧。 由于模糊的所有权和一系列复杂的附属公司,想弄清海航的运作十分困难,而高管的朋友和家人相互关联的交易网更是增加了难度。时报查阅了海航的年度报告、法庭文件以及它在美国和中国的公司注册记录等文件,发现了一个与朋友和家人进行所谓关联方交易的系统性模式。 王伟与十多家同海航做生意的公司有关系。公司高管的其他亲属和同事也拥有几十家与海航合作的公司。 “海航集团及其投资的公司与全球性的独立会计、金融和法律顾问密切合作,遵守相关的司法管理披露要求,包括与关联方交易相关的披露,”该企业集团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关联方交易是在符合标准的商业条件下进行、审查和记录的。” 海航等企业集团的缺乏透明性可能会增加美国等地的担忧。前不久,海航对德国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所持有的近10%的股权也引起了欧洲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 据两位了解内情但未获授权具名发言的人士称,负责监管欧元区商业银行的欧洲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就海航是否符合大银行持股者的标准展开调查。如果监管机构认定海航不符合标准——比如因为它的财务状况不佳——那么,它们可能会迫使该集团出售自己的股权或剥夺其投票权。 北京当局越来越为海航等负债累累的公司感到担忧,因为它们从国有银行获得了大量贷款。借贷成瘾正在威胁中国的经济,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最大的企业集团给该国的金融系统造成了潜在风险。中国官员开始遏制安邦等频繁交易者。前不久,安邦的董事长因未公开的原因被警方拘留。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总部。海航集团对该银行的控股引起了欧洲监管者的审查。 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密切关注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易,以确保公司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合同未经竞标程序就被给予关联方,或者关联方为获利而牺牲公司和股东的利益,那么交易就可能造成潜在冲突。 如果海航没有向银行或投资者充分报告此类交易,那么它可能违反多地的规定,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对海航业务交易的任何监管审查都可能影响该企业集团筹集新资金的能力。 “围绕这种事情会有警报,”全球咨询公司FTI Consulting的风险管理专家杰夫·佩克(Geoff Peck)说。“我认为,如果没有披露,那么监管机构会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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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批刘晓波 揭开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外界对逝去诺贝尔得奖者刘晓波的评价不一,但多数西方媒体对他的评价较为正面,不过英国《卫报》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刊发的一篇文章与其他媒体不同,对其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提出质疑。 以下为全文译文: 在最近几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政治观点变成了支持人权和民主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为避免讨论,他的大部分观点已经被删减,因此引发了一边倒的争论。在三周之内,香港出版了500多篇关于刘的文章,其中只有10篇是批评刘或和平奖的。 而在中国,在他获奖之前,大部分人并不关注刘。杰安迪(Andrew Jacobs)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后,一份对大学生的官方调查显示,85%的人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和《零八宪章》。 挪威汉学家何莫邪教授(Norwegian Sinologist)援引了中国的评价,并暗示中国的年轻人仍然不太关注刘晓波。年纪稍大一些的知识分子比较关注这个奖项,但是他们认为刘晓波不是合适的得奖人。 囚禁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刘的政见流传很广,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他得奖,因为他提倡战争而非和平。他曾经支持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他曾在2001年的论文中回顾性地分析并支持越南和朝鲜战争。在他题为《冷战的教训》的文章中,刘表示“自由世界是在美国领导下,与所有践踏人权的政权作斗争。美国发起的重要战争在伦理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在2005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刘热情赞扬小布什(George Bush)在伊拉克作出的战争努力,同时谴责没有完全支持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John Kerry)。 原文如下:“布什在反恐怖主义行动中的杰出成就不能被克里抹杀。在打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必须承受诸多风险,并明白不采取行动会导致更大的危险。这已经在二战和“9•11”事件中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打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是正义的。布什总统的决定是正确的。” 刘还曾片面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立场。他将巴以冲突归罪于巴基斯坦,他认为后者“通常是破坏分子”。 刘曾经还提倡将中国完全西方化。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选择西方化就是选择成为一个人”。他还抨击中国电视纪录片《河殇》没有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也没有足够热情地提倡西方化,他表示“如果我来制作这部记录片,我将展示出中国人是多么地懦弱无能和混乱。”刘认为最不幸的是,在对话中单一语言制将他和显得“非常愚昧和庸俗”的中国文化氛围捆绑在一起。 哈佛研究员林同奇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刘的书中带有“对中国民族性格的辛辣攻击”。在众所周知的1988年的声明中,刘表示,“香港花了100年的时间变成现在这样。鉴于中国的庞大面积,它将需要300年的殖民地化才能变成如今的香港。我甚至怀疑300年够不够。” 他在2006年的公开杂志中还断言了这种观点,他表示,中国的进步取决于西方化,西方化越多,进步越大。但是他的支持者辩解称,刘的亲殖民主义只是一种挑衅,其实这与他逻辑上支持完全西方化和美国领导政权变革战争是一致的。 刘在他的《零八宪章》中呼吁在中国建立西方政治体制,并将所有企业和土地私有化。意料之中的是,那些他牵头的机构都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然而调查发现,一些贫困国家要过渡到民主选举,其法律制度未必可以跟进,但是一定会伴随着不稳定性和缓慢发展。因此,民主选举未必可以实现善政廉政,在这样的形势下,甚至连制度本身都无法维持下去。 在后共产主义或发展中国家,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刘所谓的公平的私有化。东欧的私有化通常导致一些政治寡头大量窃取公共财产,因此逐渐变得不受欢迎,所有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改变这种制度。 私有化在印度、拉丁美洲和中国都不受欢迎,而在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私有化的研究也显示,它对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在中国进行土地私有化将会产生土地集中化和无地农民。 四十年前,诺贝尔奖委员会支持被囚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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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弹级爆料或给郭文贵“信用”致命影响

继郭文贵爆料被提前“剧透”,爆料素材制造流程遭曝光后,被郭文贵本人称为“核弹级爆料”的7月17日与明镜网视频的证据发布会,在事前与事后遭遇了相当的尴尬。 就在此次爆料前的几个小时,疑似有中共官方背景的Twitter账号就公布了与郭文贵所展示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爆料素材。同一天,海外亦有消息曝光了郭文贵7月17日爆料素材的制作流程。郭文贵出示所谓的各类证据后,也被海外众多网友与评论人士所关注。从目前各方的反映看,占据网络主要舆论之一的是质疑或揭露郭文贵爆料素材的硬伤。 郭文贵视频爆料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证据被指漏洞百出,甚至出现了一些相当低级的错误。比如,郭在直播视频中展示的“姚庆”12个账户详情汇总表中,就被指出存在严重的货币转换错误。姚庆账户中现金总额5亿多元人民币,被换算成38亿多美元。 独立学者章立凡在看到郭的“证据”硬伤后,甚至直指出郭文贵“误区是贪大求多,总以为数字越大越能聚众,不搞到天文数字不罢休”,“画虎不成反类犬”。 有观察人士指出,郭文贵所谓“717核弹爆料”,事前被曝光如何制作,事后被网友质疑低级错误,不知郭文贵的空包弹还要飞多久。 郭文贵所谓爆料中展示的涉及多人的股权结构图,同样也被指存在巨大漏洞。其中,视频爆料姚庆的结构图第一部分:姚庆控股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的说法,也被证伪。 公开信息指, 2017年6月27日吉艾科技的上市公司公告表明,该公司董事、总经理姚庆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姚庆拟12个月内增持不低于总股本5%,且不超过总股本10%的股份,增持价视市场价格确定。也就是说,姚庆目前只是上述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并未有公司股份,更不能讲他控股该公司。 而郭文贵曝光的姚庆的身份信息,据称也与上述公司公开的姚庆的身份信息不一致。郭文贵公布的姚庆身份证号码显示姚1976年10月出生,而公开信息则显示姚庆于1977年6月出生。 此外,郭文贵对孙瑶以及贯军、刘呈杰等进行指控的证据,也被指完全没有关联性。 比如,郭所讲的孙瑶和洛阳城投公司(简称洛阳城投)只不过都投资了大欧资产公司,而洛阳城投和海航都投资了国开精诚(北京)投资公司,郭文贵便得出孙瑶控制了洛阳城投,洛阳城投控制了海航,进而得出孙瑶控制海航的结论。 另外,郭文贵所指贯军、刘呈杰控制海航的论证过程——贯军、刘呈杰掌控的北京慧时恩,通过海口慧实,投资了天津燕山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海航集团也投资了这家股权投资公司——得出贯军、刘呈杰控制海航的结论,也被指存在颠覆性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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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717爆料

据法国媒体报道,郭文贵用详细图表展示海航创始人陈峰持有公司及私人银行账户部分,截至2017年6月14号,陈峰在海外拥有现金总额124点93亿美元;姚庆有二十九个私人账户,十二个活动账户,活期存款账户四个,截至六月十四号,拥有现金总额66点76亿美元。海航老板之一王健则持有现金69点03亿美元。郭在爆料时还指,海航已成为德意志银行第一大股东,该银行会爆出“惊天大案”。 关于王岐山家族在美国拥有的财产,郭称最初是从孟会青那里查出来的,孟查出了编号18840.的一处房产。郭自称有一个常委让他去查查18801,由此又查到18850,然后“老领导”又给出另一条线索,结果查出一圈。郭文贵称,他和他的团队能够得到这些线索,都是来自高层内斗的结果。 郭文贵称,天津的“渤海金控”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二个高盛,全被刘呈杰、陈峰、姚庆等人控制。以上提到的各位在中国各大银行的贷款都跟这家银行有关系。郭文贵表示,这家机构是以隐形的、戴着纳米手套来控制中国的金融。郭文贵还说,2015年天文数字的巨额股灾是怎么来的?这些公司脱不掉干系。 如何得到如此大量极其私密的信息,郭文贵暗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他的团队的调查外,北戴河有人在等着他爆料,也有“老领导”给他供料。 银行信息是绝对保密的私人信息,郭文贵称,在美国调查这些银行账户信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协助。郭表示,他在向美国政府反映了手中有关中共官员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信息后,美国政府与其建立了“分享信息”的关系。 郭文贵保证自己的爆料真实,并且和律师团队核实了公开信息的合法性。但他等待着被他爆料的人来起诉。郭文贵称,他希望他爆料的相关人站出来告他,告他提供的资料是假的,最后把官司打到法院,让美国法院启动法律程序,到底有没有他提供的上述账号,法院就会要求银行提供账号。郭文贵称这样他就达到了目的。 关于郭文贵爆料的证据问题,“717爆料”后仍然没有平息。社交媒体上有人对郭提出的银行账号信息表示怀疑。 也有人希望被郭爆料的中共高层直接站出来反击。还有人指出郭爆料真实性如何未可知,但直接挑战了北京的信息封锁。信息越封锁,人们对郭的爆料越有兴趣。 新华社等中共官媒近日开始对郭文贵爆料进行反爆料,最新一篇揭露郭文贵的信息来源作假,称郭文贵被无业人员欺骗,提供假银行资料,然后把拿到的这些假数字再翻数倍后公布出去。郭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时不置可否。 郭文贵在访谈时称,他所提供的这些材料如果有假,愿意承担刑事责任。并表示这次爆料的目的在于吸引被爆料人对其采取法律行动,届时相关信息可通过庭审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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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博士:中国已进入政治转型的拐点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裴敏欣指出,找出中国可比国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型区。 英国《金融时报》7月17日报道,裴敏欣在国际政治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发展停滞”的新观点:中国已经具备转型的条件,而且已进入转型的拐点。 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裴敏欣说,我们很难判断政权的未来,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很有意义。要判断中国的未来,可以依据的是世界历史,历史能提供线索,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具备政权转型的客观条件?先找出中国可比国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标,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转型区。 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具备了转型的客观条件,还缺一个主观条件。转型最主要是看政治精英的决策,如果政治精英不顾一切代价去悍卫旧体制,这样的体制还是能生存。 这篇研究第二个要看的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当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高收入的专制国家能对比?如果世界上有,说明这样的模式是可以持续。根据我的研究,目前只有产油国能同时维持专制和高收入。 为什么世界现有的记录没有高收入的专制国家?首先,因为专制统治者掠夺太多,专制国家不可能有高收入。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保护产权,没有老百姓愿意干活。还有一个原因,专制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没办法统治,通过改革、革命等其他方式转型了,成了民主体制。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经济陷阱,而是专制政权的政治陷阱。 最后我们可以参考历史。现在看到中国已具有经济社会的基本转型条件,但缺政治精英的选择。可是这个体制的未来并不乐观,世界上目前还没有专制统治非产油国成功进入高收入社会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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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靠三步险棋斗垮华国锋内幕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作者凌志军、马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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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应郭文贵爆料:所谓“高层”其实是初中生

近期,频频在海外“爆料”的“红通”逃犯郭文贵声称,消息均来自国内高层,他的这一伎俩,随着“爆料人”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正一一被揭穿。 今年6月16日,郭文贵在境外媒体上展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慧时恩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股份持有情况图,声称某领导的亲属控制着20万亿元的资产,他还声称这些信息是国内高层领导提供给他的。 近日,公安机关侦办的两起案件显示,郭文贵展示的所谓公司股权结构图,不过是无业人员陈向军等人为骗取郭文贵钱财,通过“天眼查”(该系统是服务于个人的企业工商数据查询系统)查询到的公开信息,经篡改而成。 篡改公司结构图 声称“爆料”来自国内高层 据公安机关调查,今年43岁的陈向军是广东雷州人,初中毕业后,他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基本处于无业状态,家庭经济状况比较窘迫。陈向军曾因涉枪和传播谣言,两次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为了还贷款,2017年3月,陈向军根据郭文贵公开的微信号加了其微信,时常向其表示可以弄到他想要的信息,希望从郭那里搞一些钱财。 最初,因陈向军提供不了郭文贵真正需要的任何信息,所以郭对其并未上心。2017年5月,陈向军看到郭在境外社交媒体上发布几家公司的结构图,结构图背景带有“天眼查”系统标识,为讨好郭,他也登录“天眼查”网站,依据郭在推特上所发公司名称再次进行查询,他把不同企业的关系图,用PS软件进行篡改,去掉“天眼查”的标识之后,将这些结构图发至郭的电子邮箱,向郭谎称其系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重要信息。 这一次郭文贵很快回复了他。“他认为我发的图片清晰、内容更醒目,于是让我继续深入查询。”陈向军说。据他和郭文贵在国外即时通讯工具WhatsApp上的聊天记录显示,郭多次指示他,重点调查几位领导亲属的房产、存款、投资等相关信息,以便海外“爆料”。 陈向军随即以购买办公设备为由向郭索要资金。相关银行账单流水显示,郭派人给他建设银行卡上汇了5万元人民币。 陈向军交代,接到汇款后,他根据郭文贵的指示,通过“天眼查”系统对所谓的某领导亲属以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建投资产管理集团和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信息进行查询,用同样的手段,再次篡改10张结构图发给了郭。 2017年6月16日,郭文贵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展示了包括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等公司的股权在内的6张结构图,声称是国内高层向其提供的内部信息,并称通过结构图可以看出某领导的亲属掌控着20万亿元的资产。 经对比发现,郭文贵展示的6张结构图全部来自陈向军,通过与“天眼查”系统查询到的结构图进一步对比发现,郭展示的结构图系篡改而成。 “天眼查”系统技术总监梁双在接受采访时说,经对比可发现,郭文贵展示的结构图是后期加工PS的结果,图片上出现大量原系统结构图中不存在的公司,有些公司之间的股权关系路径是添加上去的。“此外,在后期处理中还出现明显的纰漏,如海南一家公司出现了两次,而根据他们的技术理论,一个公司在一个结构图中根本不会出现两次。” 梁双还表示,“天眼查”是一个公开的查询系统,收录境内1.2亿家企业信息,任意两家陌生的公司,即使没有实际业务往来,通过几家企业,均能建立一种结构图,在没有市场知识教育和相关理论知识储备下,公众会错误认为这两家公司有关系。 梁双还向记者演示了“天眼查”的“查关系”功能,以两家毫无关联的单位为例,搜索“天眼查”所属的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嵩山少林寺,从系统生成的图谱中可看到,这两个单位也可以通过几个环节联系在一起。 “天眼查”所属的北京金堤科技有限公司和少林寺,这两家毫无关联的单位通过几个环节也能联系在一起。 谎称结交高层关系 骗取信任向其供“料” 一段时间以来,郭文贵在境外网站上频频许诺,声称给提供“爆料”信息的网友以高额回报,这令利欲熏心的人闻腥而至,以谎称自己有国内高层关系或提供“猛料”为诱饵,骗取郭的信任,希望从他那里捞取巨额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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