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周恩来不是不反 是时候没到

毛泽东出身寒微,投身共产革命前只是湖南一个穷山沟里的农家子弟、其祖上世代务农,大字都识不了几个,自然更谈不上有什幺像一般读书人家里那种尊孔读经的家学熏陶。毛少年时代虽曾上过几年私塾,却对四书五经一类儒家正统文化并不感兴趣,而是贪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深受中国下层社会文化的影响,崇拜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当年在念私垫时,就曾带领同村伙伴干过砸孔子牌位这样一类的事情。 毛泽东这种自小就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反对儒家正统文化的情结,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大潮的激荡下变得更加强烈,对封建礼教和儒学的厌恶和反叛远远超过时人之上。毛本人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是对儒家学说中所谓“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境界的离经叛道,存心反其道而行之。毛的这种特立独行、蔑视传统、挑战权威的思想性格,在其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 当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一概排斥,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兼收并蓄,包括某些儒家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减弱毛氏思想性格中鲜明的反儒倾向。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虽说毛的不少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明显带有墨家学派的影子,但他本人却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锺,格外推崇厉行严刑峻法、在历史上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自称他本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乃至一再为他翻案,在“焚书坑儒”的问题上公开以秦始皇自比,毫不讳言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究其原因,固然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法家的理念与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指导思想相合,而且还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这就是为什么法术之学在历史上总是博得那些好大喜功、渴望建立千古霸业的专制帝王青睐的缘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秦始皇实在是一脉相传。 除此之外,毛泽东偏爱法家也还有性格上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毛的反儒情结是根源于小时反抗其父的封建家长制,而毛的尊法倾向却又明显地带有其父的性格烙印。毛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总是念念不忘提到他如何痛恨其父的冷酷、自私和专制,然而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特征却极为相似,正是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毛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特点:狡黠、冷酷、专断、暴戾,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毛这种充满霸气,喜欢独断干纲而又喜欢玩弄权谋的政治人物来说,法家的主张自然正好投其所好,毛对其格外偏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为什幺说批周汇集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两大情结呢? 其一,毛泽东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毛当年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有人会在他身后像赫鲁晓夫那样作他的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然而,在整死了刘少奇,逼死了林彪之后,毛却继续被这个噩梦所缠绕,内心的恐惧感非但没有稍减,反而因文革无可挽回的败局而与日俱增。 这一回,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锁定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早就看出周虽然在政治上貌似忠顺,处处摆出一付俯首听命的姿态,骨子里却对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态度暧昧,始终有所保留,总是想伺机另搞一套。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没到”。毛的这种看法,在他发觉周趁他病重之际,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暗中对文革所实行的一整套东西偷梁换柱以后,益发确信不移,由此心结日深,必欲整之而后才能心安。 其二,毛泽东一直把周恩来看作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尽管毛、周两人共事多年,更确切地说,是周辅佐毛打下红色江山,并为其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却相当冷淡,远不如政治上的合作那样密切。毛、周两人在私下很少往来,毛终其一生甚至连一次西花厅也没有去过,仅限于公事公办。究其原冈,除了毛始终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存有心结以外,实在是因为两人的为人处事之道迥然不同,乃至格格不入的缘故。本文摘自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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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反对邓小平联盟的名单曝光

作者: 凌志军、马立诚 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做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把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200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57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中离开了。但是还有200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5个营的军队,有10000多民兵,还有至少3000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200多人团团围住,然后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党中央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拥护“走资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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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

作者:薛化元(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1949年5月20日,台湾宣布临时戒严,但是并未依法呈报政府中央核准,8月,省政府主席陈诚呈请行政院核准将台湾(纳入之前的全国戒严令)划为接战区域,中央政府核定后,1950年1月开始实施。而在戒严令下达之初,就制定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权,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告解严。当年总统蒋经国作为政治强人,同意解除戒严,是影响台湾后续政治发展的关键转折。蒋经国当年决定解严,与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有关。 “党外”与美国同时要求改革  1979年,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以《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与台湾关系。自1980年代以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透过听证、通过决议案,以及行政部门以“美国在台协会”为媒介,持续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发展表达关心。美国更加重视台湾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权的发展,是后续台湾的政治改革有利的外在因素。至于解除戒严的政策,实际上也受到来自美国压力的影响。 而在台湾内部,除了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持续主张改革和解严外,中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倾向支持政治改革。虽然国民党当局掌握了庞大的资源,和有力的选举动员,党外诉求改革主张,透过定期的选举仍然吸引相当的支持,这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面对解严等改革要求。此外,蒋经国执政的1980年代,发生多起的弊案与涉外人权案件,也迫使主政者不得不采取改革的措施。这些包括1981年的陈文成博士,在遭到警备总司令部(当时为台湾维护公共安全的机关,隸属国防部,简称“警总”)约谈后,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军情单位派人暗杀旅居美国旧金山以撰写《蒋经国传》闻名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的“江南事件”。尤其江南案还牵涉到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面对上述对蒋经国总统及国民党本身威信带来相当大伤害的一连串事件,1985年底,蒋经国公开声明:继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明示蒋家将退出台湾第一线的政治领导工作。 1986年党外人士突破党禁,宣布组成民主进步党,直接冲撞戒严体制的底线。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在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之际的政策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当时,包括军情机关的保守派势力主张强力镇压,但蒋经国拒绝了逮捕相关人士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常会宣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蒋经国则借着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董事长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采访的机会,表达了将推动改革,但提出了“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这也是本文接下来会提到《国家安全法》的三原则)的改革底线。 可以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当局选择顺应改革的方向,以改革争取美国为主的外在支持,决定解除戒严。 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采访,透露台湾将解严。(中间为蒋经国当时的秘书马英九) 解严是一种统治体制的转型 虽然解除了戒严,但解严是有限度的。解严之后,军事体制(军法审判)的影响力大减,要求进一步改革的政治、社会空间加大。但是,蒋经国执政晚期,并没有准备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人民无法透过选举决定执政者(党),而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仍受到限制,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仍有待继续推动。 当时,蒋经国以制定《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作为解严的前提,加上台湾的动员戡乱体制依然持续,《惩治叛乱条例》、《刑法》100条等箝制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法律,也持续运作。这也是郑南榕因为杂志刊登“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1989年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叛乱罪强制拘提时,自焚抗议的背景。 而《国家安全法》除了标举“三原则”的改革底线,使“三原则”在终止动员戡乱、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100条修正后,成为后来限制台湾表现自由的重要根源,更严重的是,第9条更扼杀原本解严后体制内转型正义的推动。(按:《国安法》经过1996年先修正第2条之1,2011年修法时拿掉第2条前述三原则的全部规定,已不再成为限制表现自由的法源。) 从长期的戒严体制解严,事实上也是统治体制的一种转型。根据《戒严法》第10条规定,戒严令下受到军法审判的平民,订有体制内的救济机制,“均得于解除戒严翌日起,依法上诉”,寻求由司法机关重新审判。如此,当事人及其相关案件,可以在解严之后,在司法审判过程,得到厘清真相的可能。可是,《国家安全法》第9条规定,平民遭到军法审判,“刑事裁判已确定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剥夺了前述戒严时期平民遭军法审判案件,根据《戒严法》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能。如此,解除戒严的自由化改革根本达不到《戒严法》所规定的效果,相关案件的档案也没有可能因为实质的再审移送司法机关,使被害人和律师得以了解事件的真相,至于国民党当局也回避体制内历史清算的可能。这也使得台湾戒严体制内原本有限的转型正义可能,遭到阉割,而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在历史脉络中,蒋经国是解除戒严的重要推手,也必须负起解严后“转型正义”受阻的主要责任。 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当时台湾仍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长期没有改选的“国会”(又被称为“万年国会”)依然持续。李登辉一开始沿续蒋经国的政策,而在1990年当选总统后,开始展开自由化、民主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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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完了 问题来了

德国媒体报道,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展示了自己的计划。该论坛给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提升其国内外地位的舞台。习近平将”一带一路”称作”世纪工程”,并认为其将”推动需要新动力的世界经济增长”。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国领导人都对这一主意作出高度评价。 今年一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以似是非是的资本主义英雄姿态示人,宣扬开放贸易,批评保护主义。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追求”美国第一”的政策给予中国依照自己意愿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机会。 中国政治研究者林和立表示:”他(习近平)急切地想尽快采取行动,从特朗普创造的真空中获益,同时显示中国有能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一带一路”计划也引发忧虑,因为有人认为习近平不是想要开放中国而扩大贸易和投资,而是想借此扩张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和政治野心。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一带一路)是双行道,不是单行道。”他还说:”我希望中国不仅仅是想接触世界,而是真的要拥抱世界,开放对外贸易。” 虽然中国强调欢迎外商投资,但是也因为在许多领域设立壁垒和补贴本国公司而受到批评。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中国大陆排名第84位,位于沙特阿拉伯和乌克兰之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有关对外投资限制程度的报告中,中国被排在倒数第二位。 许多人怀疑”一带一路”背后的动机。咨询机构”化险咨询”的风险分析专家吉尔霍姆(Andrew Gilholm)分析说:”我认为,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自由贸易和全球繁荣。””我想,许多国家相应号召是因为政治家认为可以试图通过参与中国经济的优先事项而获益。”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靠投资和信贷扩张拉动,近年来,中国试图将这种经济模式转为消费驱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开始努力寻找各种途径刺激经济增长。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超过60%的人口、全球GDP和贸易的1/3以上。但是其中的许多国家都在政治和经济治理领域有不良记录,它们担心中国可能会陷入困境。吉尔霍姆指出:”如果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在经济上不可行,那么这就会变成十分昂贵的承诺,特别是在国内财政不断吃紧的时候。” 但是林和立认为,问题只会在几年后才开始出现,习近平可以在这段时间内利用一带一路在国内外树立其全球政治家的形象。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被视为一代中国领导人中权力最大的习近平将连任第二届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将有机会提拔他的亲信们担任该国最高决策层的职位。 中国媒体连续多日对”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进行了大幅报道,习近平受到了其希望得到的关注。吉尔霍姆表示:”我觉得,看上去虽然确实不错,但是(这个工程)不只是开个会,找些人来说漂亮话,而是明显有很多问题要处理。从现在开始,将会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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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马克龙 周小平的无知羞辱了谁?

作者:王新 39岁的高颜值马克龙成了法国最年轻的总统。中国各路大小媒体的关注点,似乎并不在法国政治走向之类严肃话题,而在马克龙和自己高中老师的旷世之恋。其中,中国作家周小平在微信上发表的一篇长篇评论文章引爆舆论场。周小平公众号“今日平说”5月9日刊载的原创内容《平析:幼稚!你以为珐国帅哥总统是个完美情种?小心剧情反转,三观尽毁哦》把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分析成是靠裙带关系上位。检索可以发现,这篇文章得到了大量的转载,文中还编了个朗朗上口的排比句: 祁同伟娶了梁老师,就当了厅长; 高育良娶了吴老师,就当了省委副书记; 马克龙娶了布老师,就当了法国总统。 周小平的观点是,这一切与爱情无关,马克龙是个处心积虑攀龙附凤搞裙带关系的心机男,他通过自己的婚姻委身马卡龙大亨家族,终于扶摇直上入主爱丽舍宫。这一切都是法国权钱交易、整体腐败的结果,资本主义政治的腐朽黑暗暴露无遗。这是否让人想起前不久在中国大陆热播的《人民的名义》里的祁同伟祁厅长?只不过,祁厅长连副部级都没上去,就在中国检察机关的强大压力下自绝于人民,而马克龙小伙则一路登顶。这说明还是法国腐败啊。事实果真如此么?遗憾的是,周小平君的慷慨陈词,在网民和媒体的批驳之下,毫无立足之地。 岳父家富可敌国? 按照周小平的说法,马克龙的妻子布里吉特(Brigitte Macron)出生在法国北部的一个食品行业世家,其品牌马卡龙饮誉世界,所涉及的产品遍布各类甜品,几乎占据了法国各大城市的销售窗口。是一个比(中国)央企还央企,比垄断还垄断的大集团。但是根据中国网友和法国一些知情人事的反馈,马卡龙是法国人喜欢的一种饼干,相当于中国的月饼,很多家烤饼店,都烤制马卡龙。根本没有所谓的马卡龙集团。 马克龙总统岳父家是烤甜点的,其家族品牌让·特罗尼厄(Jean Trogneux)不过是一家主打巧克力、注册资本为190万欧元的甜品作坊,这家作坊也许可以说在法国北部地区小有名气,但是被吹成“是一个比央企还央企,比垄断还垄断的大集团”却太魔幻。 还有网民晒出资料显示,马克龙岳父家族巧克力企业2013年的年营业利润400万欧元。有网友说,这个规模只能算是中小企业,所谓“相当于中国的老干妈再做大一百倍”之说从何而来? 靠岳父扶持上位? 而对于周小平臆测马克龙是依靠岳父家族财团扶持上位,更是得到来自法国民众和专家的反驳。法国华裔学者张伦表示:“马克龙的成功确实是一个传奇,但他是马克龙个人奋斗的结果。”张伦对周小平的文章“感到十分愤怒和悲哀”。最离谱的是根据周小平故事中的时间线,推断出马克龙在2007年(结婚前夕)去见岳父,获得认可并得到岳父家族的全力扶持,周小平的原话是“从结婚当天开始,就开挂啦!”。可事实却是马克龙的岳父和岳母已分别在1998年和1994年去世。有法国网民表示:马克龙本身很优秀,法国人怎么会选一个傍富婆、走夫人路线上位的总统呢?这不是侮辱法国的文化传统吗? 脱离事实 周小平羞辱了谁? 周小平本名周平,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四川自贡人。周小平初中毕业后开始参加工作。早期使用“水木周平”笔名,因其博文《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冒充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的名义作出3至10年内中国房地产崩溃的预言,从而走红网络。 但是同时周小平也被中国网民嘲笑为不学无术、以讹传讹的网络写手,早期因开办黄色网站被查处,后投机改写政评文章,不惜编造虚假数据来证明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秀与西方体制的丑陋。甚至在今年3月15日发布个人婚讯时都要用“身许家国,心许你”这样煽情的用语来吸引公众眼球。 但是从爱国长文《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中的数据编造开始到现在用违背事实的论点抹黑法国总统,周小平的文章充满常识性错误已经人所共知,比如周小平文中说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一个讲演中公开讲到要遏制中国发展,就有网民附上奥巴马讲演英文稿证明他说的是美国不反对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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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拍板:抓一批金融大鳄 肖建华名列第一

2015年股灾之后,金融安全成为当局心患之一。终于,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俞正声提议,王岐山附和,习近平拍板,围剿金融系统高官和金融大鳄的行动就这样开始了,肖建华的名字位列第一位。 中共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017年2月10日说:“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据称,这句话透露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消息。 中国金融大鳄、明天控股集团(明天系)的掌门人肖建华年初被抓,其庞大的金融帝国背后的权贵集团以及此案的走向,是媒体的聚焦点。在多个层面上,肖建华都是一位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人物。这主要是指:首先,肖建华有政治局的银行家的外号。肖建华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建立他的明天帝国,控制数不清财产,靠的就是跟权贵结合的发财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肖建华帮助权贵家族赚钱,同时,也把权贵的钱变成了他能够控制的私人公司的钱。 其次,肖建华已经建立了两个金融帝国。一个是跟中国权贵联盟的中国金融帝国,一个是以亚洲为范围的中国境外金融帝国。为此,中共内部有人评估认为,肖建华实际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掏空中国,第二是打造包围中国的金融圈。这两件事,对中共的金融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基于上述两点考虑,观察人士说,强制带回肖建华对北京当下的反腐和十九大布局具有极高价值。 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官员提得最多的不是稳增长,而是防风险。两会前夕,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财经工作小组会议,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防范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及坚决打击违法行为。有评论认为,习当局今年上半年的重点就是清理金融界,从而撼动曾庆红家族的核心利益。曾庆红相比当时在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高于排名第七、已经落马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是更大的老虎。2015年2月,中纪委网站发表“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被指是影射曾庆红,两人名称均带“庆”字,政治地位相近,“裸官”一词亦似指其子曾伟长期滞留海外。之后曾庆红再未公开露面。 美国媒体引述时评人士的话说,肖建华身上反映着中共政治权力的博弈。肖的后台是“老常委”曾庆红。一场政治地震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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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展现“清剿”金融大鳄的决心

近期的诸多迹象与乱象很可能预示着,中共将反腐的范围从官场扩大到整个与权贵紧密相关的商业领域。2017年中国农历新年到来前的一晚,常年租住香港四季酒店的肖建华被“劝返”大陆,配合中共有关方面对其资本运作的调查。外界普遍相信,肖本人与中国诸多非常显赫的家族有生意上的密切关系。而就在此之前,一位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高官公开斥责金融市场上有一批“妖精、害人精、野蛮人”。肖建华“失踪”之后,中国的新领导核心习近平,更是对着一群部级以上的官员告诫说,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 近期,代表着某些利益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爆料”引发关注。同时,这些年资金增速迅猛的大陆安邦保险董事长吴小晖,则在中国与一家同样背景“不凡”的财经媒体展开“搏斗”。据悉,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还有一些“神通广大”的大人物,正在成为业内讨论的热点,盛传他们可能被抓,或者消失。一些获取中国不同金融牌照的大型综合企业,正受到金融业内人士的关注。他们的内部工作人员在接受相关询问时都显得异常谨慎。 无独有偶,针对中国金融管理部门的反腐风暴正在迅速推进,除了中国央行的周小川,其他金融部门的主官全部替换。同时,金融市场监管与风险控制如一台巨大的铲土机,正在轰隆隆的开过来。在很多人看来,曾经借助资本和政治权力的结合,进而巧取豪夺一朝暴富的中国金融大鳄们正被贴上危害国家的“妖精、害人精、野蛮人”。他们曾经编织的美梦,在这个力量巨大的专制国家倾轧下很可能被彻底“清算”。他们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土豪”、“劣绅”。 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不到30年,以其为平台的财富神话却不断上演,特别是在近十年。大陆披露的信息显示,肖建华能够长袖善舞在鲁能收购案中用37.3亿元人民币收购超过7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有资产,所依仗的能力,有可能已超越产业运营与正常的金融运作之外。郭文贵从一个农民成为福布斯胡润百富榜上名人,其动辄数以亿元计的造富能力,包涵了资本市场里未尝败绩的郭氏并购和资本转移案例。而他所牵头的“盘古会”一定不会是仅仅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等这样级别的官员。背后交织的一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利益之网。中国除去这些正在被关注的国际性金融大鳄,相信在地方上还有诸多权钱勾结的巧取强夺的各类非法利益链条。毕竟中国的“重商经济”模式,不可避免的衍生出这些灰色链条。 在这些财富神话上演的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各种异动。其中2015年的中国股灾注定要载入史册—当年6月下旬开始,上海的A股牛市突变疯熊,不到一个月市值蒸发超过20万亿人民。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继续动荡:外汇持续缩水、人民币汇率暴跌、全年资本流出达7,250亿美元。不仅金融监管部门坐不住,中南海高层亦被震动,甚至责令公安部成立专案组调查背后的非法网络。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度无奈的表达:“就在我的鼻子底下,看着上千亿、上千亿的资金走掉了。”更在内部会议上痛斥“内鬼就在会议室”。 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2016年年底突然公开怒批野蛮人强盗式收购,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沦丧,甚至脱稿怒斥: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根本不是金融创新。当你挑战刑法的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开启的牢狱大门。虽然这位官员没有明确点名,但业内普遍认为,他指的是保险系资金。中共喉舌新华社文章则直接点名:恒大系、宝能系、安邦系、生命系、阳光保险系、国华人寿系和华夏人寿系。随后,中国银行业管理委员会替换主官,而被认为是“内鬼”的保险业最高官员项俊波接受调查。一直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借用各种匪夷所思“工具”肆无忌惮到近乎掠夺财富的大鳄们,已强烈感受到了飕飕寒意。 在很多人看来,中共对资本大鳄们的斩首或许来的有点晚,毕竟他们之前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了大陆经济的根基。其实在半年前,中国就在资本市场开始了近十多年来最严厉的的外汇管制:个人购汇申报需要细化到用途和时间,禁止在海外用于买房及证券投资,“蚂蚁搬家”式逃汇将被重罚;商业方面的外汇额度与审批也是层层加码。 要成功推进改革,实现民族复兴梦想,中共高层不会容许一个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中共政权安全的不健康资本市场的存在。今年4月25日,中共政治局罕见强调金融安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讲话19次提及“金融风险”之后,新华社从5月3日到9日连发7篇系列评论。同一时间段,包括中国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在内的六个部门联合发文称局部风险不容忽视,中国金融领域全面监管的氛围日益升温。 中共以专治之力来防范金融风险,究竟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体会产生何种效果目前还难以断定。但的确在展示出了与金融大鳄势不两立的决心,同时也说明中国的反腐败正在成为一场全方位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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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的神秘持股人 终于浮出水面

2015年底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了两国在能源、基建和金融方面的巨大经济合作机遇。那次访问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在曼彻斯特机场为中国航空公司海南航空新开通的直飞北京的航班剪彩。该航空公司所属的海航集团的董事长陈峰,在现场向习近平和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致意,能够站在这样的政治聚光灯下,对陈锋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63岁的陈峰把中国南方的这家小型航空公司发展成该国少数几家全球性大企业之一,在希尔顿酒店、瑞士国际空港和英迈等企业持有大量股份。本周,海航宣布成为德国德意志银行的头号投资者,这是中国企业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整体行动的一部分。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增长,海航这样的公司开始进行雄心勃勃的扩张,在世界各地散布资金,重塑市场。但是,一些中国大企业的不透明性正引发美国等地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士的密切关注,他们试图了解这些势头凶猛的交易背后的力量以及中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陈峰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私人控股的海航推上了世界舞台。这些疯狂的投资行为得到了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并且隐藏在这个拥有复杂所有权结构的控股公司背后。根据海航的申报文件,国有银行给予它600亿美元的授信额度,通常只有负责执行政府政策的国有企业才能获得这么多贷款。该公司在一项声明中坚称,它得到了“强大的运营现金流和广泛的国内外融资来源”的支持。“海航集团致力于继续以强大的运营现金流和广泛的国内外融资来源为支持在旅游、物流和金融服务领域建立一个领先的全球平台,”该公司在一项声明中说。 另一个中国收购巨鳄安邦保险集团,今年在商谈购买曼哈顿的一幢写字楼后因其在美国的大举并购而面临审查。该写字楼属于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兼白宫高级助手贾里德·库什纳的家族。中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关注安邦的销售行为。白宫拒绝置评。 海航的并购交易让它渐渐成为国内外政治纷争的焦点。今年,海航的一家子公司同意购买天桥资本的主要股权。天桥资本是前特朗普竞选筹款人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创立的投资公司。斯卡拉穆奇曾谋求在白宫获得职位。有些人认为海航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影响特朗普政府。斯卡拉穆奇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否认海航意在讨好特朗普政府。“我很高兴把我的公司卖给了他们。他们是世界级的,”他说。“如果我能在政府任职,我会签一个全面回避协议,那样我就不会和他们打交道。” 上周,一名逃亡的中国亿万富翁在电视采访中表示,中国高层领导人王岐山的亲属在海航持有股份,该公司因此在网上引起诸多猜测。那位富翁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亿万富翁郭文贵的指控,是他对抗中国政府的行动的一部分。郭与前中国情报官员有关系。他在自己的纽约公寓里通过Twitter和谷歌的YouTube揭发普遍的政府腐败。中国已以多项腐败指控要求逮捕他。 人们纷纷猜测海航可能会陷入政治风暴,上月底它的一个香港分支的股票因此暴跌。不久之后,批评该集团的新闻报道开始从中国的网站上消失,人们担心,政府审查机构已下令删除关于海航的不利消息。海航拒绝就郭文贵的指控发表评论。 海航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初创时期。1993年,该公司成立时,中国刚刚开始尝试私有制,开设新的经济特区,允许公司向公众发售股票。海南省政府要求前解放军飞行员陈峰帮助创立一个部分由国家控股、部分由私人投资者控股的区域性航空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陈峰引进了一些海外投资者,包括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1995年,索罗斯投资2500万美元购买了25%的股份(索罗斯后来卖掉了自己的股份)。随着该公司的资金实力越来越雄厚,它开始进行多元化发展,进军其他更稳定的行业,比如酒店、金融、广告和房地产开发,创建了一个控股公司,名叫海航集团。 在这样的战略和架构之下,陈峰及其管理层将他们在一家由国家支持的航空公司中的小额股份增值,变为其母公司的控股权。这样,陈峰领导下的六名海航集团长期高管实际上等于将该集团变为私有。在这个过程中,陈峰培养了同政府的关系。他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这个五年召集一次的会议旨在巩固共产党的领导。2008年,海航集团与一家同贺国强之子关系密切的公司合作,成立了合资企业,贺国强当时在权力很大的中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担任书记。这一切都对陈峰实现目标有所帮助。陈峰信奉佛教,还擅长书法,他试图用自己的个性力量来打造一种部分基于儒家道德生活价值观的企业文化。至于如何把一家盈利的公司打造成一个庞大的企业,这位高管并不愿多谈。 1993年,该公司的收入只有1700万美元。如今,公司的年收入约为900亿美元,大部分来自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所收购的公司。“他的基本目标是在2025年之前打入财富500强公司前10位,”在哈佛大学教书的威廉·柯比认识陈峰已经将近十年,他说:“这家公司非常有野心。” 最近,海航响应了政府“走出去”的号召,投资海外,专注于航运、酒店、物流和零售业务,积累了总值为145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根据迪罗基公司的数据,过去三年来,该公司已经斥资300多亿美元。在2016年的三个月时间内,海航的收购名单包括一家建筑与物业开发公司;瑞士一家提供航班餐饮和机场服务、拥有4万名员工的集团;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波拉波拉岛上一家瑞吉酒店;一个拥有1400家酒店的全球网络,其中包括丽笙酒店和丽亭酒店等品牌;此外还有旧金山一栋28层的办公楼。去年,该公司斥资60亿美元收购了技术批发商英迈,并以104亿美元收购了CIT集团的飞机租赁业务。它还在美国抢购连锁酒店、高尔夫球场和标志性建筑,其中包括以22亿美元在曼哈顿买下的公园大道245号大厦。而公司的两位最高管理者—陈峰和他的弟弟陈国庆似乎决定在纽约安家。他们两人各自在One57大厦买下了一整个楼层,One57是一栋75层的超豪华住宅楼,能俯瞰中央公园的壮丽景色。 这家公司还在拍卖中击败乌克兰裔亿万富翁列·布拉瓦特尼克,以7950万美元拍下了原本由艺术品经销商威尔斯腾公司拥有的一栋上东区石灰岩大宅。公司的美国总部位于纽约第三大道850号大楼,是以4.5亿美元买下的,纽约市政府也是该大厦的租户。“如果他们有任何策略的话,那就是走出去,多多益善地购买,”曾为海航提供咨询服务的资深顾问谢祖墀说,他现在是高风咨询公司的主管。 近几个月来,中国对资金外流实施更加严格的管制,其他来自中国的重大交易都遭到推迟或取消,然而目前海航已设法继续借贷,进行更多采购。它已经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债务,一些分析师怀疑公司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公司最大的贷方是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国有银行,这些银行总体上支持国有企业和国家的产业政策。2016年,另一家国有银行巨头中国建设银行宣布,向海航提供4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并表示将与海航合作,建立29亿美元的“产业基金”。在利用华尔街和全球债券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的同时,海航还依靠一个由关联公司和子公司构成的网络来增加自己的借款能力。目前有18家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属于海航集团所有,它还有几家公司在北京一家较小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要了解这些公司如何进行合作,以及海航集团究竟由谁来控制,是非常困难的。该集团的股东被掩盖在多层壳公司、子公司和离岸关联公司之后。海航集团最大的股东之一是海南交管控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又由另外四家法人实体所拥有。这四家实体又由其他实体所拥有。 企业文件显示,海航集团45%的股份由陈峰和五名公司长期高管所有。另有22%由慈航基金会拥有,该基金会理事长曾浩荣此前是政府官员,曾任海口市市长,海航总部就位于海口。此外还有一些神秘的投资者,比如关俊(音),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高管的档案当中。根据记录,关俊的住所位于北京一座破旧的公寓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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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新常委名单前哨战

目前,中共传统的政治重镇上海正在召集十九大前夕的一次重量级会议。自4月至6月底,17省市区都将如上海那样经历一次地方党代会。而早在2016年10月至今年2月,其他14省区则完成了“第一轮”的地方党代会。 出席十九大的代表来自40个选举单位,除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台联、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央金融系统、中央企业系统、中央香港工委、中央澳门工委外,占据最大比重的便是31个省级行政区,因此地方党代会之风向与结果,对于十九大至关重要。地方党代会虽然不会直接揭开中共十九大的人事格局,但无不透露丰富的含义。它不仅将产生一份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新常委名单—由最具权力的地方党委书记、两名副书记以及分管纪律、政法、宣传等实权的省部级高层组成;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份出席十九大的代表名单,以表明所谓的政治明星是否通过了仕途进阶的“第一张入场券”。 其一,通常情况下,31个地方选举单位中,党政主官将是未来400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绝对组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党代会的新一届领导层名单实际上透露了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将近1/6的人员(超过60人)组成,提前锁定了“入场券”。当然,也不排除出现例外的局面。人们注意到,十八大以来,中共政坛曾经一度出现“双非”(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高官“封疆”的高潮。2012年12月,落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杨雄主政上海,此后四川省长魏宏(已落马),贵州省长孙志刚、海南省长刘赐贵、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新疆自治区政府雪克来提•扎克尔、山西代省长楼阳生、江西省长刘奇、云南省委书记陈豪、湖北省长王晓东等超过10名“双非”官员上位,引起外界瞩目。 不过,“双非”封疆大吏的盛行更多是反腐风暴之下出现的偶然现象,也就是说一种“非常态局面”,因而并不具有趋势性意义。预料,十九大后短期内,新一届地方党政主官进入中央委员会,“双非”局面不会持续,更不可能扩大下去。 其二,特殊地,在传统的政治高地,新一届领导层的登台对于十九大政治局席位的分配也具有指示性价值。2016年10月底11月初,新疆率先打响了本轮地方党代会的第一枪,陈全国在党代会前两个月由藏入疆后,也被外界视为接班张春贤、踏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信号”。而类似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黄兴国落马后主持天津,如在今年5月底天津党代会上顺利当选,则也可说基本锁定中央政治局的一席位置。目前,广东、重庆、北京、上海四大传统政治高地仍存悬念。其中,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最是年长(1947年出生),可以确定“出局”。2012年7月3日,时任市委书记的刘淇便是在当天落幕的北京市党代会落选新一届市委常委名单,并由郭金龙接班的。这一“交接班模式”有可能重演。至于粤渝沪,三人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均不存在年龄问题,所以未来仕途只可能存在两种可能,即上调中央或者异地调动;但无论是哪种可能,在此一轮地方党委换届中应会继续留任,直到十九大落幕才可见分晓。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三人究竟是仿效湖北、重庆时代的“俞正声”“汪洋”转战地方,还是如十八后政治局委员入主中央,甚至更进一步呢? 其三,十九大代表名单乃是大多数地方党代会的核心议程之一(有的省区可能另行筹备会议确定正式人选),而这份代表名单实则颇多玄机,落选和当选,某些中央高层当选地点变化,当选是全票、高票还是只是“当选”,都值得玩味。按照差额20%的比例,地方党委通常会先行拟定一个超额的候选名单,然后在正式名单中被“差额”掉的20%殊为令人关注。譬如十八大前夕,2012年5月重庆市委曾先行公布一份50人名单,曾在薄熙来主政时期参与近一半打黑案件公诉的美女检察官幺宁赫然在列,然而其随后在正式名单中被“差额”掉。2017年3月,重庆市检察院证实,牵连打黑甚多的幺宁已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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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华裔富商苑刚遭谋杀分尸案细节

(新闻综述)加拿大华裔富商苑刚两年前在西温遭谋杀及分尸案,5月5日在卑诗省最高法院继续预审,法庭公布了苑刚的表姐夫赵利分尸以及清理作案现场和工具的细节。赵利在口供录像中供称,枪杀苑刚后,他把尸体拖入车库,并找到一把黄色电锯,肢解了尸体。尸体被分解成100多块,被装入黑色塑料袋,堆在车库里。赵利还透露,分尸前,外出散步的妻子及妻子的母亲恰巧回到家,见到车道上苑刚血淋淋的尸体,吓坏了。赵利让两人快走,说这事与她们无关。“她们吓懵了,我也很懵。”等两人离开后,赵利才把苑刚尸体拖入车库肢解。其后,他进厨房清洗了电锯,以及之前与苑刚打斗时使用的一把铁锤,又冲洗了地面血迹。由于当时没有想好如何处理尸块,又因为太累,他决定先睡一觉。第二天起床不久,赵利就接到警方来电,之后就被带走。 (赵利和苑刚) 口供录像中,负责盘问的华裔皇家骑警Wilson Yung追问赵利为何不打911报警。赵利坦言,苑刚已经死了,他也很害怕。又说他听从命运安排,如果被抓,就被抓了,如果没有被抓侥幸逃脱,会重新做人。录口供时,警员也盘问了赵利使用的枪械类型,但赵利说自己英语不好,只知道是两把长枪,黑色枪身和枪管,木质枪托,至于子弹的口径,买枪时没有细看,很小很细,类似筷子头。被问到是否有精神健康问题,赵利说自己从未因为精神问题看过医生。在之前的口供录像中,被告赵利大爆苑刚脾气暴躁,经常打女人。他还常常转换女友,曾被中国卫生部门要求查验性病,赵利又指苑刚还因涉反腐案,不敢回到中国大陆。赵利还供认苑刚要以公司50%股份迎聚自己的女儿,因而大怒,斥对方乱伦,继而互殴,在打斗中赵利使用铁锤和猎枪,最后开枪打死了苑刚。56岁的来自中国哈尔滨的赵利与妻子和女儿于2001年定居加拿大。他于2015年5月枪杀42岁的苑刚时,与妻子和妻子的母亲同住在案发的豪宅内,但该豪宅的业主是苑刚。 (赵利女儿赵一铭) 口供录像显示,赵利来到口供室时,双手紧抱,全身发抖,并向负责录口供的警员威尔森说,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希望吃热汤面。威尔森随即派工作人员准备。准备期间,两人开始攀谈;赵利说,他2001年来到加拿大,在满地可登陆,爱上这里的环境,也觉得邻里相处和谐。加拿大的人很有礼貌,相互打招呼,不像中国国内的人相对很冷漠。随后,赵利开始滔滔不绝和警员聊起打猎心得,包括研究枪架和瞄准器,让新人拿枪更稳和瞄准更准。赵利还说,那个时间段,很喜欢改东西,灵感也多。例如,设计电动牙刷,搓背滚轮,和让游艇能够通过太阳能和水能发电。赵利称,女儿在米兰毕业,获取设计师学位,也开设公司。自己整个人生无忧无虑,可以钓鱼、打猎、散步和登山等,正属于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工作人员给赵利准备了越南河粉,威尔森和赵利边吃边聊。双方提到了案发的房子,赵利称,房子是他和太太的,并称在沙省还有一间公司,随后改口指公司是苑刚所有。他说,当时有几个朋友想投资沙省农地,苑刚知道后,提议向朋友每月发4,000元工资,农地由他出资购买。赵利负责管理,农地农作物收益,赵利占三分之一,土地升值的部分赵利同样占三分一。这是亲戚之间的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赵利指,因为语言不熟悉,投资这个农场期间还被贷款公司骗,损失大概有8万至10万元。随后,赵利谈到苑刚,指他脾气暴躁,对员工、一些女朋友,包括其母亲不友好。经常当人面骂母亲,之前苑刚和他弟弟,还有一个女朋友,一起去拉斯维加斯旅游,结果当着众人面,数落自己的母亲。又指苑刚常换女朋友,起码每几日就要换一次。对女朋友不负责任,还常打她们。其中一个女朋友,有了孩子,苑刚不负责,女孩被逼跳河,最后被警察拦住。 惨案发生后,苑刚家人聘请的律师约翰逊透露,苑刚移民后发现赵利夫妇生活困苦,因此不仅聘用两人在自己开设的加拿大国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任职,更出钱资助两人及女儿的生活开支。苑刚将他购买的案发豪宅放在赵利和赵利妻子李小梅的名下,是为了“合法的税务原因”。西温豪宅除了赵利和李小梅外,还住有其女儿赵一铭、李小梅的母亲和一名帮佣,而所有费用皆为苑刚支付。苑刚名下有一辆宾利豪车以及另一辆劳斯莱斯豪车,而苑刚被杀后,李小梅仍然驾驶宾利出入。约翰逊还透露赵利欠苑刚200万元,其中180万元为炒股失利损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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