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呼吁废除中国言论审查制度 (附原文)

7月9日,中国知名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李银河在其微博发表近两千字长文,批评中国“言论审查制度”,通过对比古今与中外、分析现实和理论,发出彻底取消该项制度的呼声。李银河的微博在短短数小时内,得到数万人转发,亦有数万人为其点赞。但文章很快被删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此前也发出了类似呼声。 近一段时间,中共对影视、媒体、舆论的管控举措接踵而至,产生很大争议。上述现象可能说明了中国网民们对此比较一致的态度。 李银河微博文章开头即说提出“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文章表示,目前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问题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对言论的违宪审查:书报检查制度严厉,网络删帖封号现象严重,影视审查制度苛刻。审查部门抱着“守土有责”的态度,严防死守,有时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一些审查事件(仅举《武媚娘传奇》一例即可管中窥豹)荒诞搞笑,沦为公众笑柄。 其文称,审查尺度之严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表面看是有些题材还有点敏感,比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党内斗争,社会上的历次政治运动;实质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只要某段历史中尚有事实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该题材的言论、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变成了敏感话题。 李银河还分析道,不承认事实真相对于历史公论没有丝毫用处,除了让人们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之外,完全于事无补。原因仅仅在于,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有的真相,人们只要想知道,就一定能够知道。再屏蔽,网络信息还是无孔不入。 李银河还提及中国宪法和马克思以增强其呼吁的说服力。她表示,马克思在他生活的年代(19世纪)就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有长篇专论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现在,时间之轮已经转到21世纪,中国人民还在争取这个权利,尽管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宪法中也早就有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款。 文章最后,李银河还发出号召:当行政部门出台违宪的审查条款,按照部门的意志随意审查言论(所有的出版物、互联网文章、影视作品),随意责令某些书籍影视作品下架的时候,我呼吁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奋起抵制,积极主张自己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为在中国彻底取消审查制度而努力,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 李银河的观点在中国应该有着比较广泛的认同。在中共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权力的专断其实也是一种不作为。官方对社会舆论严防死守的态度,动辄以大棒伺候,或许是反映出相关部门管理水平的不够或推卸责任的习惯。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加大官民之间的分歧,并使中共陷入孤立与迷失。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近期已发表两篇文章,对中国近期管控措施提出委婉批评。其文称,“限制非理性声音的影响力,是中国社会的一项长期功课。从长远看,通过弘扬主流价值观不断增强人们对它们的自然识别和抵制能力,比彻底清除它们更有可能做到,也效果更好,更契合时代的逻辑,尽管它意味着更艰巨和扎实的工作付出。” “所以要警惕以加强社会活力的名义而对规矩、尤其是对政治规矩的阳奉阴违,同时也要反对认为社会宽松氛围不重要,甚至制造了社会紧张气氛也在所不惜,而且将其当成一种‘政治正确’来行事。在实践中,前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识别,而后一个问题有时能制造‘立场坚定’的错觉,产生慢性危害。” 原文 李银河:我们为什么应当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 文革后这四十年,我国的社会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整个国家从非理性状态渐渐回归了理性,国家越来越富强,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愉快,在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人是对未来生活持乐观态度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有了安全感,不会仅仅因为思想和言论而受到刑法制裁、行政处分和思想批判。说绝大多数而不说全部,是因为尚有少数例外事件偶尔发生(例如近期对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小说《软埋》的批判)。 但是,目前健康发展的中国社会中问题较大的一个方面是对言论的违宪审查:书报检查制度严厉,网络删帖封号现象严重,影视审查制度苛刻。审查部门抱着“守土有责”的态度,严防死守,有时到了神经兮兮的程度,一些审查事件(仅举《武媚娘传奇》一例即可管中窥豹)荒诞搞笑,沦为公众笑柄。我在6月30日发布的微博“对《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的两点分析”一文日前点击量已经超过六千万次,高点击率表明了公众对审查制度的极度焦虑。 最近王小波的《绿毛水怪》改编电影,与导演聊天时,他们说剧本的审查立项过程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虽然是个单纯的爱情故事,但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涉及文革,就可能通不过审查。联想到过去有人要拍《黄金时代》也曾无法通过审查而在签约之后被迫下马,未通过审查关口的原因不明,大约是涉及知青题材吧。成名作家尚且如此,遑论无名之辈。审查尺度之严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怕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守土有责守的是什么“土”呢?表面看是有些题材还有点敏感,比如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党内斗争,社会上的历次政治运动;实质可以一言以蔽之:不可言说的事实真相。只要某段历史中尚有事实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该题材的言论、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就变成了敏感话题。 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言说呢?仔细观察,其中必定有做错的事情不肯承认。然而,不承认事实真相对于历史公论没有丝毫用处,除了让人们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之外,完全于事无补。原因仅仅在于,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所有的真相,人们只要想知道,就一定能够知道。再屏蔽,网络信息还是无孔不入。这种局面跟秦始皇时代把书一烧就万事大吉相比,差距可就太大了;跟互联网出现之前只要守住印刷机器这个“土”就没人能知道事实真相相比,差距也是蛮大的。 目前的信息传播手段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凡是人们想知道的,他们都能知道;凡是人们不知道的,都是他们不想知道的。只要某人想知道某事的真相,很容易就能知道。即使中文信息全部封锁,人们还可以看外文;即使中国网络全网封锁,人们还可以翻墙从外网获得信息。而如果把目标确定在要让所有人都不想知道真相,那几乎是任何权力都无法做到的大工程。既然做不到,再做就是无用功,与其做无用功,不如不做。这不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推理吗? 各国宪法中全都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条款,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具体实行起来,中国与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有很大差异,主要就表现的审查制度上。马克思在他生活的年代(19世纪)就参与了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争,有长篇专论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也是坚决主张取消言论审查制度的。现在,时间之轮已经转到21世纪,中国人民还在争取这个权利,尽管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宪法中也早就有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条款。 拿19世纪马克思在德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主张取消审查制度的斗争与21世纪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相比,二者有一个共同点,一个不同点:共同点是,主张言论自由是进步的,坚持审查制度是落后的;前者顺应历史潮流,后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同点在于,在19世纪和20世纪,审查制度是有效的,确实能够限制信息的传播;在21世纪,审查制度已经越来越无效,因为无论多么严厉的审查也无法真正限制住信息的传播,人们只要想知道任何事情的真相,他们一定有办法做到。 鉴于中国已经迈进了现代国家的门槛,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自由”一项,鉴于宪法中写入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条款,现在是彻底检讨目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审查制度的时候了,就在此时此刻。当行政部门出台违宪的审查条款,按照部门的意志随意审查言论(所有的出版物、互联网文章、影视作品),随意责令某些书籍影视作品下架的时候,我呼吁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奋起抵制,积极主张自己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为在中国彻底取消审查制度而努力,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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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的1988

1988年,赵紫阳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一线执政的唯一一个整年,充满了他个人特性。他的举动甚至引起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注意,将“不战而胜”的希望寄托在了赵紫阳的身上。然而在经济领域,赵紫阳的行动引起了陈云的警觉,赵对《河殇》的支持则引起了王震的愤怒。两位中共元老的爆发决定了赵紫阳的命运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极为普通的一年。 1988年,赵紫阳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一线执政的唯一一个整年。 这一年,对赵紫阳本人,意义自然是不平凡的。 对其他人呢?对中国无数的劳苦大众呢?1988年在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时光荏苒,如今似乎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记起1988年了,更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年份,竟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一、 1988:被尼克松寄予厚望的赵紫阳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版了一本著名的畅销书——《1999:不战而胜》。由于尼克松在这本书里十分坦率地提出了美国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反共革命运动”的三个条件、与非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展关系的四条指导方针以及美国在与苏联进行有效竞争过程中必须加强的六项关键性能力,并且较为准确地预测了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将很快取得“不战而胜”的成果,因此这本书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不乏读者。 作为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政客,尼克松在这本书里当然要提到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看法。在对邓小平没有成为托马斯·潘恩式的“以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为长远目标的民主革命者”表示遗憾之余,尼克松特意提到了刚刚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党和人民军队主要领导人的赵紫阳。 他说:“(赵紫阳)是个既有魄力又有才干的经济学家和懂技术的领导人,但他也是个妙趣横生甚至是个很有魅力的人。赵紫阳积极赞同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他甚至还迈开了一些很有希望的新步子,最重要的可能是制订新方针使共产党不要插手政府日常事务。至于邓小平百年之后……这个领袖是否是赵紫阳,这取决于他作为政治策略家的手腕是否能和他作为经济策略家已成功地显示出的手腕相比美”。很明显,尼克松对赵紫阳在中国政坛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位美国前总统已经将在中美博弈中“不战而胜”的希望寄托在了赵紫阳的身上。那么,在尼克松先生殷殷期盼的目光之中,赵紫阳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1988年1月,由于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连续两年大幅度上涨,直接造成了广大工作在一线的干部、职工实际收入锐减的局面,在全国很多地区开始出现了抢购商品的狂潮。面对严峻的局势,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局联名向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赵紫阳提出了一份采取措施稳定物价、稳定经济的报告。读了这份报告,赵紫阳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不要有了一个物价问题,就满脑子物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赵紫阳的言论无疑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位总书记的上述论断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在通货膨胀危机已露端倪的1988年,全国继续增发货币679.6亿元,与1987年相比整整多增发了443亿元,一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货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与此相对应,全国零售物价继续猛涨,总水平相比1987年继续上升了18.5%,一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一时之间,多年来早已习惯了平稳物价的中国人面对如此失控的物价,惊惧、恐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让他们承受如此巨大压力的风暴源头,竟然就是酷爱打高尔夫球的赵紫阳总书记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1988年3月2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确认了关于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请求的决定。在这个决定正式公布前一个月,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这份方案,对于当时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低廉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中国人来说,既感到好奇,又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的兴奋。当很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为自己的“房奴”身份感到苦恼,对居高不下的房价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们当中还有多少人会记起这份发布于1988年的普通文件呢?还有谁会记起当年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浮起的那份即将成为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主人的兴奋与快感呢? 1988年6月16日,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经高达330万册的《红旗》杂志在完成了最后一期的出版工作之后,悄然宣布停刊,彻底退出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就在“红旗”落地的时候,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系列专题片正在华夏大地上以十分迅捷的速度传播着。热烈地呼唤对蔚蓝文明的皈依与顺从,无情地嘲讽黄河文明的愚鲁与落后,成了这部号称要“启蒙中国人思想”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实事求是地讲,这部电视片的主题,即便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依然显得是那样的偏激与极端,存在大量的硬伤与值得商榷之处。但是,1988年9月,赵紫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过程中,突然提出了要把一套电视片《河殇》的录像带赠送给李光耀的要求。面对着表情略带错愕的李光耀,赵紫阳很认真的说:“这部片子值得一看,我希望它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时之间,很多人都知道了,赵紫阳总书记的心是同《河殇》作者们的心紧密相通的。 这就是赵紫阳的1988,一个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在顽强地自我表现,充满了赵紫阳特色的1988。应当说,赵紫阳的辛苦与努力确实没有白费力气,很多政治嗅觉灵敏的自由派人士在彻底搞清了赵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之后,开始积极地为他“鼓与呼”了。 1988年9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主编李怡用笔名“齐辛”在《信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家长该退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怡公开表示:“中国必须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要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在《九十年代》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甚至有人发出了要让赵紫阳成为“独裁者”的呼吁。与此相呼应,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一篇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学”学者严家其的谈话录。在这篇谈话中,严家其很清楚地表示:“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利更迭的覆辙“。很多人都明白,严家其的这段话就是为了赵紫阳说的。对于这些甚嚣尘上的“拥赵”舆论,赵紫阳表现得非常置身事外,他没有做出任何表态。 其实,很多时候,不表态就是一种最好的表态。 二、1988:忧心忡忡的“总会计师” 陈云,中共党内最著名的经济“操盘手”,高层领导中公认的经济学家。当然,如果单从接受教育的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经济学修养,陈云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格的。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陈云的履历表中“学历”这一栏永远填写的都是“小学”。但是,凭借着几十年主管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陈云在中共党内早已成为了在经济工作领域最具有发言权,而且发言最具有权威性的一个独特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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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的虚拟帝国

他曾经是胡润富豪榜上的资本大鳄,是盘古大观——一座位于北京四环地标性建筑上的主人。但是在今天,他却以“主播”的身份活跃在网络之上。从2017年的3月开始,郭文贵在推特上不断进行视频曝料,揭露一些中国高级官员的所谓“秘闻”。 在他带着不屑一顾的亢奋和诸多污言秽语的爆料中,除了中共的政治人物,还包括诸多中国公司的高管,女明星们。 我到底是谁? 中国官场的政治习惯是从来不会跟这样海外爆料者当面对质的。但那些被他欺诈与爆料中枪的公司和高管们却行动起来,开始掀起针对郭文贵的一件件国际司法诉讼。 郭文贵却在网络视频中不无得意的笑称,美国根本就“没有”郭文贵,我是郭浩云。 查阅公开的信息,郭文贵在中国大陆常用的一张身份证上写他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生于1967年2月2日。他还有香港身份以及多个英文名,其中一个香港身份名字是郭浩云。有关公司的简历称郭浩云生于1968年10月5日。在其视频爆料中,他表示2017年48岁,生日是5月10日。 可能郭文贵自己也分不清他到底是谁?或者美国真的没有“郭文贵”,中国当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也可能没有用处。 随着时间的推进,郭文贵的爆料却越来越让人生疑——夸张甚至激动的表演,匪夷所思的描述,以及直到今天都不肯出示的确凿“证据”。当然还包括被他击中的“死而复生”的傅政华(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们。 郭文贵的所谓“爆料”,已经变成了一场“政治秀”。他爆的越多,被证伪的事情就越多。有网友留言戏称,“郭文贵玩弄了中国,也戏耍了美国”。 美国相关机构是能够通过查询社保号,房产信息等能验证信息真假的。目前看来,美国也不想再留着他了,他可能已不被认为是具有价值的人,更像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但他的铁杆粉丝却依旧对郭文贵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彻底爆发,不要让子弹再飞一会了。 在美国的法律中,只要在证据链条中证明其中一项证据有瑕疵,那么整个案件就会被彻底推翻。但郭文贵的粉丝们似乎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一党专制国家有着特殊的要求。只要郭文贵的爆料中能够证明其中一项是真的,那么其他的料就都很可能是真的。 产生这样截然相对的心态也并不难理解。郭文贵的粉丝们会将这样的厚此薄彼归咎于中共权力运行的不透明,不公正。近期发生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患癌症事件就是最新的一个事例,中国当局迟迟不愿意回应外界的传闻与呼吁。 当然,所谓的粉丝们可能忘记了郭文贵还是一名他们所痛恨的借助公权力首先富裕起来的那一批人。不仅有原罪,而且是通过粗暴的不正当手段持续获取巨大利益的“野蛮人”。在大陆官媒与西方主流媒体中都没有回避他的罪犯身份。 野蛮人的商业“政权” 尽管在今天,郭文贵一再宣称他的爆料,是为了中国的民主。但是如果将他20余年的发家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与他说的恰恰相反——郭本人并不相信民主和法制,他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权力和金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不顾一切,包括勒索和谎言。他的人生是由巨大的反差构成,贫穷的少年时期与坐拥巨额财富的中年时期,缺乏系统教育却需要不断面对“灰色”的社会,相信权力的同时又憎恨权力,对于自己的财富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一切构成了 正如他将自己的企业命名为“政泉(政权)控股”一样,从底层起家的郭文贵有着自己的一套人生信条——不信奉规则与法律,毫无敬畏之心。他热衷权力与关系网,迷恋着构建商业政权。所以当他有能力时,会用尽一切手段将自己与权力捆绑。 结交权贵是郭文贵早期创业选择的一条路。在大陆当时的商业环境中,不能与权力捆绑是很难发大财的。据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早在1995年,时年27岁的郭文贵已是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的座上宾。后来王有杰的儿子王锴被任命为郭文贵旗下公司董事。王有杰认为郭文贵“讲义气、可以信任”,还曾通过儿子王锴,将数百万元人民币和美元转移至郭所控制的裕达置业存放。 在郭文贵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之后,他更立刻通过“权力围猎”所产生的“刘志华案”,让北京政商界见识到他的狠辣。 刘志华曾经是主管北京住房建设的副市长,因大肆受贿和生活作风被免职,并被判处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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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大跃进失望至极:不要了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县徐水是如何引起毛泽东注意的 徐水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地区,古时称武遂,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很苦。解放前下关东的人很多,要饭的也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支援的粮食,直至1957年,徐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在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进行了批评。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应运而生。 徐水县只有31万人口,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到10万人。徐水县委县政府抓住广大农民根治水旱灾害的迫切要求,开始大搞水利建设。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组织了一支十多万的劳动大军,打破社、乡界限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 1958年2月,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保定,听取了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听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所做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汇报后,谭震林给予高度评价。3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 3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经验,起草了有关徐水经验的《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呈送中央领导。报告中说,徐水县从1957年11月起,苦战3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3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1套至3套灌溉设施。报告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看了这份报告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做出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3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4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对徐水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硬,心软地就软。”4月19日,河北省委发出了《河北省委关于学习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的通知》。5月,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由此,徐水县成了河北省乃至全国“大跃进”的典型。这就为中共中央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行动军事化”:徐水的大革命 在“大跃进”中,农村劳动力日趋紧张。在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深翻土地是一项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毛泽东听说山东莒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而增产,就大力鼓励各地搞耕地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要用人海战术,在5年时间里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 在徐水,过去翻一亩地需用工10个左右。现在由于搞深翻,一亩地需用工40个左右,面临着很大的劳力缺口,需要更多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中。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委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办食堂的具体方案,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于是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 1958年6月中旬,徐水县城附近的香家庄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7月1日,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会上决定发动一场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农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核心是“行动军事化”。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4次电话会议,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推向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此后,公共食堂在徐水迅速普及开来。如南张丰乡11个农业社,仅在7月5日一天就办起了92个食堂,有1.2万人到食堂吃饭。几天之内,徐水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到7月16日为止,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8.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毛泽东亲临徐水,高度评价徐水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前往河北徐水县视察。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在专列上见到来迎接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时,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县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他笑着点头说:“好,都是年轻人哟。”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墙上悬挂的各种锦旗和奖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毛泽东问南梨园子乡党委书记桂登科、大寺各庄农业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随后,毛泽东又问了秋作物的预计产量。 问了社里的收成以后,毛泽东又问起全县的收成。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他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徐水的情况,就跟他们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大家一时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国忠答道:“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他笑着看看大家。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可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接着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来到村子里两个食堂的厨房,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山药面?”“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毛泽东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向大家点头,他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从食堂出来,毛泽东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向他鼓掌欢呼,毛泽东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他看到地里劳动的妇女很多,就对陪同的人们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告诉毛泽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随后又对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随后来到一块齐腰深的棉花地边,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啧啧称赞,然后就掰开密集的棉枝向棉田里走去。走了一会儿后,他停下来说:“我钻不进去啦!”接着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1000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毛泽东笑着说:“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毛泽东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毛泽东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5万斤,有的竟准备实现亩产100万斤时,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又在徐水城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随后,毛泽东来到县委大院,对县委的同志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谈话间,毛泽东问起了徐水劳动组织军事化的情况。张国忠回答说:“这是逼出来的,全县11万劳力,4万人搞水库,打机井,办工业,支援外地,修路,逼出来了个军事化。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毛泽东感叹道:“这是形势逼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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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领袖习近平的软肋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统管一切着称,每天都在就经济、军事、外交、人权等诸多事务做出决策。不过在朝鲜问题上,他陷入了困境。作为一名行事通常周密果敢的强人领袖,习近平一直不愿把矛头对准中国表面上的盟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习近平与西方领导人私下交流时会流露出对金的轻视,说他年轻而又莽撞。 朝鲜于7月4日首次测试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让人产生疑问,中国对其盟友设下的红线在哪里,以及此次测试是否会迫使习近平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果决地对朝鲜采取行动。 答案?即便有所行动,可能也只是聊胜于无。 习近平不赞同朝鲜发展核计划,然而他更担心的是金正恩政权垮台,美韩联军开赴中朝边境线,大批难民从朝鲜涌入中国。此外,中国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称,虽然朝鲜的导弹项目于周二取得了进展,但习近平仍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军事专家对此次发射的评估更为保守,他们说还不能确信朝鲜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 “此次测试的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也可能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国际事务的副教授吴日强表示。他说这枚导弹的射程“可能无法抵达阿拉斯加”。 美国专家则认为,朝鲜人已经跨越了一道门槛——但愿只是一道——研制出了似乎可以抵达阿拉斯加的导弹。朝鲜、韩国和日本官员称,虽然这枚导弹只射到了580英里之外,但它飞行了1700英里进入太空,然后重新进入大气层。 韩国国防部周三表示,发射自朝鲜龟城的这枚导弹,射程有可能抵达比阿拉斯加还远的夏威夷。夏威夷距龟城约4780英里。 驻韩美军最高将领文森特·K·布鲁克斯周三称,美国和韩国之所以没走到对朝鲜开战那一步,全靠“自我克制”。 吴日强表示,朝鲜的远程导弹能力对中国的威胁不像对美国那样大。他说,如果朝鲜测试的是短程或中程弹道导弹,中国会更担心。 中国一直认为朝鲜核能力对自己的威胁小于对美国的威胁,但它的确忧心于美国的反制措施,比如美国最近在韩国境内部署的一个用以应对朝鲜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不久前下令暂停部署该系统,在朝鲜试射导弹后尚无迹象表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朝鲜的行为或许会让中国越来越恼火,但金正恩的那些武器所针对的从来都不是中国。美国才是朝鲜公开宣称的敌人及其核武库的终极目标。 吴日强等专家称,比起朝鲜的导弹研发进展,更让中国担心的是朝鲜进行第六次核弹测试的可能性。中国东北——一个由诸多较小城市构成,经济以重工业为主的萧条地区——位于中朝边境线附近,离一些测试地点不远。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基地离中国边境非常近,延吉市的居民抱怨说,最近几次试验时家中窗户咯咯作响。 当地居民称,朝鲜于2016年9月进行核武试验时,他们很害怕放射性物质发生大规模泄漏。一些人说,让他们悬心的是朝鲜到头来或许会用核弹对付中国。过去几年间还一直有人担心,朝鲜的核试验会污染东北的土壤。 “对中国来说,第六次核试验会带来比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更严峻的威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研究员张峰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但朝鲜的核武器及其在中朝边境线附近进行的核武测试,对中国的战略和环境构成威胁。” 吴日强说,“此次导弹试射给中国带来的压迫感不像一次核试验那么大。” 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说,不论朝鲜如何行事,习近平都非常难以正式或非正式地宣布对平壤设红线。 “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中国的红线——就连美国都有没清楚明了地划下这条线,”成晓河说。如果中国真的划下这样一条红线,他说,“中国或美国必定要自动采取报复行动,”比如北京会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但北京无法承担通过切断燃料供应或基础贸易之类的办法强力逼迫朝鲜的后果——朝鲜的稳定会受到破坏,导致难民涌入中国境内。 至少习近平在公开表示不赞同朝鲜最近的行为。朝鲜宣布成功测试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之际,他正在俄罗斯拜访弗拉基米尔·V·普京总统。两位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开展谈判,旨在以冻结朝鲜核武库为条件,换取美国对其在韩军事态势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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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和冲突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往往对他们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两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任何一项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从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虽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 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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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贾跃亭:与令计划家族有神秘关系

近日,曾经陷入“令计划案”风波,并在美国市场接连卷入负面风暴的中国企业乐视,资产被司法冻结。对于海外媒体而言,乐视网引起关注因为两个原因,其一是乐视以及贾跃亭曾被指与已经接受调查的中共高官令计划关系甚深。其二是过去几年,乐视是比较高调的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但是今天似乎在“黯然离场”。 早在2014年,就有大陆媒体透露,多年来,乐视网在同行眼中都是神秘的“通关”高人,在政治红线与利益之间游走。 报道称,乐视上市前,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已持有股份。令完成持股的汇金立方原为乐视第三大股东,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持股6.06%,之后令完成陆续套现。初步估算,令完成这一投资增值近11倍,约赚2.27亿元人民币。 据悉,在2005年前后,经人介绍,贾跃亭结识了网通天天在线的总裁王诚,即令计划弟弟令完成。 贾跃亭和令完成是山西老乡,令氏兄弟落马后,贾跃亭曾对传媒说:“如果能重新选择,绝不会再选择这样的公司(指令完成)作为公司股东。” 2014年下半年,从6月初开始,贾跃亭在海外滞留数月未归,与此同时在大陆,乐视网遭遇广电总局对电视盒子的严格监管和数度严厉批评,导致乐视网在7月中旬股价大跌直至跌停。同期,媒体公开曝光乐视网在上市前的重要投资方之一和第三大股东——北京汇金立方投资管理中心的背后控制人为化名王诚的令完成。 2014年,贾跃亭和乐视网遭遇到了重大挫折。6月后,他在北美、欧洲、东南亚布局乐视海外生态战略,并多次停留香港。同年7月15日,广电总局两次下令整顿商业网站与牌照商合作,并点名乐视网的乐视盒子违规违法,逼使乐视网两次停盘以应对股价暴跌及市场波动。 同年爆发的令计划案及山西官场地震中,令完成妻弟及“汇金立方系”曾早期控股乐视网,加上竞争对手的推波助澜,各种谣言称晋籍的贾跃亭将会因涉嫌官场腐败而被逮捕。贾跃亭也因过度忙碌,而被发现患有胸腺瘤,在香港医生建议下,他于同年11月接受了切除手术,并在同月康复返回大陆,关于他和乐视的谣言及困境也随之消除。 贾跃亭之后进一步加快了市场拓宽和海外资本运作的步伐,乐视致新、乐视移动、乐视影业、乐视体育、网酒网、乐视控股等纷纷建立。2014年,乐视全生态业务总收入接近100亿元。他获得《福布斯》中文版“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第一名。同年获《中国证券报》评选的第16届上市公司金牛奖中,获得最佳领袖奖。 同年12月,贾跃亭宣布乐视“SEE计划”,将打造超级汽车以及汽车互联网电动生态系统。而乐视网则加速向自制、体育、综艺、音乐、动漫等领域发力。2016年4月20日,乐视发布会,贾跃亭成功宣布了乐视手机2、乐视超级电视、乐视VR头盔和乐视超级汽车四款产品和概念。 2017年5月21日,贾跃亭申请辞去乐视网总经理职务,专任董事长一职,乐视网总经理职务改由梁军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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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成为全球领导者吗?

据德国媒体报道,中国,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因为承诺履行巴黎协定而获得了赞誉。如今美国宣布退出气候协议,中国再次受到称赞,这次是因为北京称会继续履行诺言。 有分析人士和一些媒体认为,中国将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领袖。这种说法可能过于乐观了。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协定的时候,李克强正在布鲁塞尔参加欧中峰会。 原本计划中,欧盟和中国将发表一份旨在力挺《巴黎气候协定》的共同声明,草案内容虽然得到了广泛流传,但最终,这份文件并没有发布。 德新社指出,李克强想要以此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希望用这颗”旗子”来确保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此李拒绝签署这份声明。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变得更加被孤立,中国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无论是在气候还是在贸易话题上。北京的地位将会在即将在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上迎来一次考验。 去年中国投资可再生资源规模为783亿美元,这方面的投资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北京计划到2020年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投资增至3600亿美元。尽管如此,批评人士指出,中国依旧在国外修建燃煤电厂等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技术。 不过,一旦全球开始讨论中国是否扮演领导人的角色,那么,这个国家已经成功了一半。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 国际关系研究项目负责人胡谧空(Mikko Huotari)表示:”我们低估了观念的力量。” 中国也塑造自己是自由贸易卫士的形象,这与特朗普主张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截然相反。1月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力挺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 有批评人士指出,实际上,中国市场的本身对外企来说存在很大的障碍。一些欧洲企业上个月表示,在中国很难展开业务,并且感觉不再像之前那样受欢迎。 胡谧空说:”如果有利用价值,中国就会承担责任–不过要遵守北京制定的规则。” 中国最具有野心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是”一带一路”项目。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在一次活动上表示,这个提议原则上是积极的,因为它促进了全球化,给一些传统上不那么吸引投资者的国家带来了投资资金。 他补充表示,但是,对”一带一路”相对持保留态度的欧洲和美国应该更加积极参与其中,给它带来透明度,创造以规则为基础的操作模式 ,顾及到社会和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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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办人陈峰亲口驳斥郭文贵“一派胡言”

海航集团创办人陈峰接受香港传媒访问,他驳斥郭文贵的指控乃一派胡言,陈告诉记者,海航6月15日在美国纽约郡法院入禀控告郭文贵诬蔑罪名。 陈峰表示,有人因为受到中国政府反贪的压力而对无辜的海航集团发动一连串的抹黑活动。陈说:“如果你还相信一个信用尽失的国际通缉犯的一派胡言,这样就确实出了问题。”陈说:“如果你仔细看看海航集团的业务以及了解集团的本质,你应该知道外界那些指控都是谎言。” 海航集团的总部设于海南海口,从1993年只拥有4架客机到今天差不多2000架飞机,以及在海外大手笔投资了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购入的资产包括希尔顿酒店及度假集团以及德意志银行等财团的股份。 但郭文贵今年4月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时,指控海航是因为与中共一些高干和他们的亲戚们拉拢关系而可以在商界横行无阻,郭文贵其中一个指控就是中共反贪大将中纪委主任王岐山妻子姚明珊的弟弟姚庆也是海航的股东之一。姚明珊是中共已故元老姚依林的女儿。 郭文贵6月时又向外界爆料称,姚明珊拥有美国国籍,并且在美国拥有豪宅,身价据称达到数十亿。郭文贵指,姚依林其他的子女姚明端等人也因此而鸡犬皆仙。陈峰接受访问时说:“这是百分之一千的胡言。” 陈峰说:“三十年前当我在中国农业发展信托及投资公司工作时,王岐山是我的上司,他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加入,我之前在中国民航局工作时,王岐山也是我的上级,我从他身上学了很多。” 两人后来分道扬镳,王岐山转到中国建设银行,而陈峰则创办了海南航空,成为今天海航集团的前身。 王岐山之后调任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助手,处理广东国际信托及投资公司清盘事宜,这是当年最大一宗国企破产案。到了2003年,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当时受到非典阴影下的北京市长,自此王即被形容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王岐山之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后来任命他领导中共中央纪委,成为反贪前线第一大将。 陈峰说,他现在很少机会与王岐山见面,因为这个老长官目前已经是政府高干。现年65岁的陈峰说,王岐山深信君子之交淡如水之说,“我现在过年过节都会寄给他贺卡,但已很少见面。” 记者在陈峰顶楼办公室隔壁的书房里面看到了一幅习近平跟陈峰握手的照片,“我们不是同一等级的,他是政府高层领导,而我只是一个生意人。” 陈峰又说,2013年海航庆祝成立20周年之际,陈与其他5个创办人都承诺,将他们在集团的股份,转移到海南省政府成立的慈航公益基金会。陈峰与王健是基金的董事成员。陈说:“我们的想法是,一旦当我们过去之后,我们不会把集团任何股份留给家人,我们活着时由于是公司的一分子,可以享用公司的好处,但一旦我们走了,其他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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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围猎高官记:从结盟到反目

倚仗马建等安全、公安部门实权官员的支持,包括暗中的技术手段监视窃听和明面上的亲自出面协调,郭文贵在“黑”了刘志华后保住盘古大观,在“捞”了赵云安后转手拿走天津华泰和4亿元现金,直至低价获得民族证券控股权。郭文贵“与安全部门有合作关系”的特殊身份,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为其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提供极大便利。马建被查之后,郭文贵这一特殊的政商关系得以曝光。 圆脸大耳、笑颜迎人、动辄兄弟相称,一脸佛相的郭文贵实则出手狠辣,惯以特殊身份与背景恐吓对手或利益相争的合作伙伴,一旦分利不均,即动用手段先抓人后夺财。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合并一役,他与同样背景深厚的北大方正原CEO李友先是蜜里调油,旋即反目成仇。郭文贵故技重施,李友出走无路,未能自保。然而这一次,同为枭雄的李友反戈一击,在末路逃亡中写信举报,政泉控股多位高管被抓,躲在海外的郭文贵得以身免,马建等他在安全、政法系统的多年盟友先后落马,一个在特殊身份保护伞下不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结敛财的商业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起家郑州 河南省会郑州,是郭文贵起家之地。这里既是郭氏打通政商关系的演练场,也是郭文贵日后发达的大本营。从2002年开始郭文贵进军北京后在更大舞台上的一系列运作,都有多家不为人所知的郑州公司或相关人士深度参与。 49岁的郭文贵身份多样。见诸于媒体报道中的郭文贵是山东聊城人,但认识他的人回忆,郭讲一口东北话。他在国内常用的一张身份证则显示,郭为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出生于1967年2月2日。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还有香港身份和多个英文名,其中一个获得证实的香港身份名为郭浩云。出现在相关公司中的简历显示,郭浩云(郭文贵)出生于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为黑龙江政府职员;1989年-1992年,为黑龙江林药联营公司郑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为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长。 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是,1992年,郭文贵认识了香港女商人夏平,第二年9月,夏平以香港爱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爱莲国际)代表的名义,与郭文贵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裕达置业),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资公司背景,1994年,刚刚成立一年的裕达置业就拿下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以此新建裕达国贸大厦。裕达国贸大厦紧邻郑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优越,高202.1米,共45层,建成后成为当时郑州第一高楼。郭文贵也因此被河南政商两界认识。 裕达国贸大厦的建设对郭文贵来说并不容易,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过程中远超这一预算,总投资达26亿元。裕达国贸大厦建成后,郭文贵并未清欠各种债务。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超过14亿元。 拿地后,郭文贵即以此抵押换取银行贷款。在工程建设中,因为缺钱,郭文贵还将楼层分层抵押换取贷款。此外,郭文贵还进行民间借贷,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债主追债中不幸身死。 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曾累计以裕达置业旗下的裕达国贸大厦66676.04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获取中国工商银行28笔贷款,合计5.88亿元,这一房产面积接近裕达国贸大厦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2005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向各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余额。其中裕达置业的28笔贷款共计6.01亿元的债务本息(含5.88亿的贷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作为“可疑类资产”剥离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发布公告,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其持有的裕达置业债权本息合计7.17亿元,以2.73亿元的价格进行公开转让,但无人问津。 郭文贵后来的合作伙伴和敌人曲龙在一份致有关部门的狱中揭发材料中,曾经提及郭文贵逃废这笔债务的手段:“后来经过领导批示,转为不良资产,郭文贵以1亿元的价格,通过资产公司将债权回购”。财新记者采访的多名认识郭文贵的人士均曾听郭透露此事,但财新记者未能联系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进行核实。 裕达置业还因拖欠工程款一度陷入诉讼泥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下称中建二局)于1995年起承建裕达国贸大厦,1997年6月大厦完工,总造价为2.4612亿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达方面仅支付了8975万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达置业拖欠工程款纠纷起诉至河南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裕达置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于2002年8月23日做出终审判决,要求裕达公司于终审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垫支的工程材料款等合计3129多万元。 除了拖欠工程款,郭文贵当初兴建裕达国贸大厦的资金来源也成问题。一种说法是郭文贵初始的6000万美金来自海外,而这笔资金正是国外政府正在追缴的贪官赃款,遂将此事告知中国领导人,由此开始调查郭文贵。 “当时郭文贵跑到美国躲起来,都想把裕达大厦给卖了,还在纽约见了买家,但最后没有谈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回忆,这是郭文贵第一次出国躲祸。 北上京城 2002年左右,在郑州官司缠身的郭文贵北上京城,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在此之前,郭文贵已有踏足首都的铺垫,1998年就与拥有广泛人脉的知名演员朱时茂合资成立了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摩根投资)。2002年1月8日,郭文贵在北京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成立。 郭文贵延续了在郑州的开发模式,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为其运作的主要阵地。2002年,郭文贵控制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分别拿到了朝阳区大屯乡的两个地块,分别开始建设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商业地产项目。 其中,摩根中心为朝阳区大屯乡的一块狭长地块,马路对面就是奥林匹克公园,距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仅180米,距2008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国家体育场也仅有500米,处于黄金地段。在郭文贵入手之前,该地块曾经过了多次转让,甚至出现过“一地两卖”的纠纷,是北京开发商争夺的重点。 根据2006年《商务周刊》杂志的报道,2002年,摩根投资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接盘该地块,并与北京市国土局分别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签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合同,摩根投资获得该地块共需出资约3.6亿元,核算下来,每建筑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当时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让金,计5400万元,剩余85%的出让金须在180天内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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